University of Minnesota

 

958/2000号来文,Jazairi诉加拿大
           (20041026日第八十二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

             Nuri Jazairi (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加拿大

来文日       2000810(首次提交)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20041026举行会议

            通过了如下

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1.  来文提交人是Nuri Jazairi, 他是加拿大国民,于1941年在伊拉克出生。他指称,由于加拿大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六条,及与第二十六条共同理解的第二条第1款和第2款、第十九条第1款和第五十条,他成为受害者。他没有律师代理。

 

 

                                            

         *         参加审查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阿卜杜勒法塔赫·奥马尔先生、安藤仁介先生、普拉富拉钱德拉·纳特瓦尔拉尔·巴格瓦蒂先生、阿尔弗雷多·卡斯蒂列罗·奥约斯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佛朗哥·德帕斯卡先生、莫里斯·格莱莱-阿汉汉佐先生、瓦尔特·卡林先生、艾哈迈德·陶菲克·哈利勒先生、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马丁·舍伊宁先生、伊万·希勒先生、伊波利托·索拉里·伊里戈延先生、露丝·韦奇伍德女士和罗曼·维鲁谢夫斯基先生。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90条,马克斯韦尔·约尔登先生没有参加委员会对本案的审议。

委员会委员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格莱莱-阿汉汉佐先生、艾哈迈德·陶菲克·哈利勒先生、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的另行发表的意见附于本文之后

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是多伦多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的经济系副教授。该大学并不是缔约国和联邦或省级政府的属下机构。19848月,在他提出晋升正教授职位的申请之后,大学晋升审查委员会收到并审议了提交人系里对他持批评态度的其他教授自发寄出的两封信。19849月,另一个晋升审查委员会将两封信从档案中删除,但是却显然违反程序地私下听取了提交人系主任关于提交人申请的见解,而并没有向提交人本人公开系主任谈话的内容,也没有允许他对此作出答复的机会。198412月,委员会建议延迟提交人的晋升申请,198511月,大学校长接受了这项建议。

         2.2  19897月,提交人向安大略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他指称,由于他的种族、族裔血统、信仰和社会关系,他在就业方面不受歧视和骚扰获得平等待遇的权利受到侵犯,这违反了1981年《安大略人权法典》(下称《安大略法典》)1  他说,他系里某些人认为,他是反犹太主义者,而他在相关时候提出以色列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方面未尽全力的政治意见,加之其他事实,包括他的种族、族裔血统和宗教的问题,都消极影响其在就业方面获得平等待遇权利,而特别是影响到他晋升为正教授的申请。198912月和19935月之间,安大略委员会调查了这一申诉。

         2.3  该委员会于1994829日驳回了提交人的申诉,认为:() 尽管证据表明他晋升正教授的申请没有受到公正和及时的评价,但这一过程中的违反规则行为似乎没有涉及任何被禁止的歧视依据;() 尽管证据表明他可能受到区别待遇,但是却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是由于他的信仰而不是他的政治观点造成的,而政治观点并不是《安大略法典》所禁止的一项歧视根据。该委员会决定不要求任命调查委员会,并驳回了申诉。提交人要求委员会重新考虑其决定。

         2.4  199552日,该委员会维持其原来决定,认为,政治观点并不包含在“信仰”一语的意义之内,而提交人受到其雇主约克大学的任何区别待遇都不是基于信仰或任何其他被禁止的歧视理由。提交人申请对这一决定进行司法审查。

         2.5  1995919日,该委员会宣布其本身199552日的决定无效,依据是,提交人所提出的论据没有得到审议。19951129日,委员会宣布了其重新审议之后的第二个决定,再次维持最初决定。委员会再次认为,“政治观点”并不包含在“信仰”一词的含义之内,并认为,提交人所受到的任何区别待遇都不是基于信仰或任何其他受禁止的歧视依据。因此,没有足够证据支持改变原先的决定。

         2.6  提交人向分区法院提出申请,对《安大略法典》中“信仰”一语的解释作为宪法框架的事项进行司法审查,并对《安大略法典》未将“政治意见”作为受禁止的歧视依据包含在内这一情况作为宪法问题进行司法审查。1997416日,法院驳回了其申诉,依据是,“信仰”并不包含“政治见解”,而《安大略法典》未包含“政治见解”并不违反《加拿大基本权利和自由宪章》(下称《宪章》)的平等条款。2 提交人遂向安大略上诉法院提出上诉。

         2.7  1999628日,上诉法院驳回了上诉。法院认为,提交人就“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关系的单一问题”所持的个人意见就《安大略法典》而言,并不等同于“信仰”。根据案情,法院并决定不在宪定依据中加上新的歧视依据,即政治观点,从而将等同于《安大略法典》第5(1)款列举的依据。200053日,最高法院拒绝了提交人获特许以提出上诉的申请。

 

         3.1  提交人声称,由于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六条,及与第二十六条共同理解的第二条第1款和第2款、第十九条第1款和第五十条,他成为受害者。他的主要申辩是,缔约国未能按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保护他因政治见解而受到歧视。提交人提出了三个附属性论据。

         3.2  首先,《安大略法典》所列举的依据中不包含“政治意见”违反了上述《公约》的规定。他指称,在缔约国其他七个省和领土的人权立法中都纳入了这一依据,就突出显示了《安大略法典》中缺少这一依据的情况,从而揭示了对《公约》第五十条的又一违反。提交人援引委员会1999年对缔约国按《公约》提交的第四次定期报告所作的结论意见,其中“对于因违反《公约》第二条、第三条和第二十六条而得不到充分补救的情况,感到关切”,并“建议修正有关的人权立法以确保在发生歧视的所有情况下都能求助于主管法庭和获得有效的补救。” 3

         3.3  其次,提交人申辩,安大略委员会及国内法院在裁决他的申诉中犯了根本的法律错误,从而违反了第二十六条。从该委员会的层面上看,提交人声称,这一决定没有司法管辖权,该决定无视《安大略法典》的序言和国际人权法,对于“信仰”的解释狭窄到不适当的地步,并且未能适当考虑其案例中政治观点、种族、宗教的综合情况,加之,未能从中得出歧视的结论。

         3.4  在分区法院的层面上,提交人申辩,在下列方面犯了根本性法律错误:() 该法院未能在《安大略法典》中辨识出“政治观点”的依据,并要求他成为“单一的和孤独的少数”的成员,() 法院拒绝接受政治和宗教立场结合起来构成“信仰”的观点,() 法院坚认“信仰”需要宗教信仰方面的成份。在上诉法院层面上,提交人指称,所犯的根本性法律错误是,疏忽了审查先前有约束力的决定、据称对事实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对《宪章》进行了错误的分析,以及对“信仰”一语作过于狭窄的解释,从而未能包含政治见解。最后,提交人指责最高法院未能给他特许以提出上诉,因其提出的问题包含新的内容,并涉及基本问题。他认为这一拒绝不符合法院准许上诉的一贯标准,并且剥夺了第二十六条向他保障的“受法律的平等保护,无所歧视”待遇。

         3.5  此外,提交人对安大略在实施人权法方面宣称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申诉。他指称,拖延是一个严重问题,并说,“委员会的许多职能,尤其是在指派同一人员既调查申诉又力求解决,造成了利益冲突的问题,并有可能导致胁迫。”他辩称,申诉中只有2-4%被提交调查委员会听询,使申诉者无法得到有效补救。他并提到了安大略委员会的经费不足和组织问题。

 

缔约国关于来文可否受理和诉讼事由的陈述

         4.1  缔约国在20011221日提交的意见中对来文的可受理性及事由曲直提出质疑,其依据是,违反《公约》的依据未能得到证实。关于《安大略法典》未将“政治观点”作为受禁止的歧视依据这一指控,缔约国援引上诉法院的调查结论,认为即使从最有利于提交人的方式来看这一案情,并没有证据表明该大学基于其政治信仰对他进行了歧视。法院得出结论:“没有记录表明,他的政治观点使他无法得到在经济系晋升的考虑。”缔约国申辩,在提交人指责的大学、安大略委员会或法院的任何决定中,没有证据表明提交人系因其政治观点而受到歧视。没有证据表明,如果“信仰”一语包含了“政治观点”,安大略委员会便会认为该证据值得调查。鉴于这些证据方面的调查结果,对《安大略法典》所提指控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抽象质疑。4

         4.2  缔约国否认提交人的指控,即发生了根本的法律错误,将其称为只是加拿大法院错误解释加拿大法律的争辩而已。缔约国提到了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一贯判例,指出委员会并不以自身对国内法的解释所持的观点来取代国家法院所持的观点。提交人的论点受到了三个层面的加拿大法院系统的彻底审查,并已被驳回,而且没有依据支持所谓对法律的解释是任意的、或等同于剥夺司法公正性的指控。

         4.3  关于涉及到安大略“执法问题”的指控,缔约国指出,提交人提出的许多文件证据涉及的是联邦人权委员会,与安大略委员会属不同机构,而联邦委员会与该案无关。所提交涉及安大略委员会的材料是几乎十年以前的,并不能说明其当前的运作情况。缔约国提到该委员会2000-2001年的年度报告,表明其在管理、处理申诉的及时性、促进人权和公共教育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该委员会已接连五年了结的案件超过新案件的数量,而申诉的平均等待时间为十个月。申诉的平均全部处理时间为十五个月。

         4.4  委员会的调查是不受干扰,如果无法解决案件,该案就会提交给调查委员会。这一委员会具有广泛的补救权力,其中包括提供金钱赔偿,而其决定可以受到司法审查。1999年至2000年之间,1,700个申诉中68%是在各方参与下自愿调解解决的。70%的申诉人认为其申诉得到了适当处理,78%的申诉人认为程序是公正的,而87%的申诉人表示将再次使用这一程序。

         4.5  缔约国否认,《安大略法典》未纳入“政治观点”作为受禁止的歧视依据就违反了《公约》。缔约国辩称,各缔约国可以选择其履行义务的方式,而国内法律并不需要毫无差别地完全反映这种义务。包括政治观点和信仰自由在内的言论自由是受到联邦《宪章》第二条保障的,也受到《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保障。

         4.6  最后,关于按第二条提出的申诉,缔约国援引了本委员会的一贯判例,指出,这一条款只具有附属性质。在没有侵犯任何其他权利的情况下(而提交人也没有提出这样的指控),第二条就并不引起单独的问题。

提交人对缔约国的陈述作出的评论

         5.1  提交人在2002412日的信中对缔约国提出的意见作了评论,全面拒绝缔约国将其申诉、指称为无确实根据的说法、并特别是上诉法院的调查结果。他申辩,他最近到法院要求取得安大略委员会的进一步相关文件,但却遭到拒绝。5 他申辩,安大略委员会决定的“明显含义”就是存在了区别待遇,但是由于“政治观点”不包括在《安大略法典》之内,对此便不行使司法权。提交人指称,该委员会对该案的公开记录并不完整,而且总之也并不公正反映证据。提交人认为,上诉法院对该案的证据调查所得结果“没有根据,很不适当”,没有依据全部记录。提交人接着力图将缔约国所根据的案例法与他的案件区分开来。

         5.2  提交人辩称,基于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举证责任要求,缔约国有义务向委员会提供“全部调查记录,其中包括所有的证人证词、法律意见及安大略委员会工作人员对书面证据的评估及其与证人交谈的笔记”,从而使人权事务委员会能够作出适当的结论。他并请人权事务委员会从安大略委员会据称是一贯做法中得出结论,这种做法就是“根据不正确地陈述事件和事实,以及秘密的虚假论据和考虑,全盘拒绝人权方面的申诉”。

         5.3  关于《安大略法典》中不包括“政治见解”这一点,提交人重复了他的论点,就是不列入这一依据就明显违反了第二十六条,缔约国也正是在这一条上未能履行其实施《公约》的义务。他坚称,他对法院解释法律的方式所作的批评是“严肃的、详尽的和站得住脚的”,并提到了公众对上诉法院决定的某些批评。

         5.4  提交人坚持其就第二条所提出的“执行问题”说法,因为在安大略,歧视的受害者无法因歧视而诉诸法院,他必须向安大略委员会提出申诉。他指称,他在文中所叙述的该委员会令人不满的局面在他的申诉受到委员会审议时便已存在。而且,他还指称,“在安大略对人权法律的同样或类似的执行问题还在持续,而且日益严重”。他并指出,法律程序效率很低,因为法律费用使这一程序昂贵得难以开展。他指称,不请律师自行提出和追究申诉“不是切实可行的途径”,提出申诉时无法利用法律援助,法院程序的某些费用“不合理,而且可能是惩罚性的”,而且不允许在报所得税时扣除法律费用。他并指称,当地没有临时措施的委员会机制(他希望,在他提出申诉之后“报复行为的升级”而采用这种机制),这就违反了与第十九和二十六条一并理解的第二条。

         5.5  关于缔约国称《宪章》第三条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的论点,提交人指称,上诉法院的错误在于认为,这方面不必纳入《安大略法典》,因为它已经受到《宪章》的保护。但是,他辩称,《宪章》只针对国家的行动而提供保护,却并不针对诸如大学等实体的行动提供保护。他并辩称,《宪章》的保护并不完全,因为保护的具体表现是受到合理的限制的,例如据称“在许多已报道和未报道的案例中犹太群体”便引用了这种限制。他并申辩,《公务员法》并不适用于大学。据此,提交人声称,对于私营部门因政治见解所实行的歧视,他无法享受保护。他接着声称,作出上诉法院裁决的法官“犯了根本的法律错误”,从而使人质疑“他的整个法律理论思路是否诚信”。

         5.6  提交人指称,第十九条对提出申诉规定的证据标准比第二十六条要低,他的案例符合这一标准。他辩称,适当的检验是《安大略法典》的疏漏对于政治见解是否产生限制性影响。因为结果是,对于私营部门因这一依据实行歧视并没有提供保障,他指称,这一案例就十分简单明了。据此,在这一案中他提出:“提交人因持有并表达了与约克大学一些以色列和犹太同事不同意的观点,而在就业方面受到他们的惩罚。雇主约克大学未能帮助他。安大略人权委员会拒绝按司法依据保护他。国内法院也同意该委员会的决定。”

         5.7  由于上述情况,提交人要求宣布缔约国违反了《公约》、偿还法律费用,并得到适当的赔偿,包括失去的薪金。

各方随后作出的陈述

         6.1  提交人在2002731日的信中提交了爱德华王子岛最高法院的一审决定,认为政治信念“等同于”受禁止的歧视依据,应当在各省人权法律中纳入。6

         6.2  缔约国在2002125日的普通照会中提出了进一步意见,辩称提交人的答复提出了新的申诉,而并非原先的申诉,其中含有许多不应加以考量的匿名或个人见解,并继续大篇幅地质疑对国内法的解释。缔约国指称,在收到提交人的申诉之后,提交人接着又向安大略最高法院提出申诉(5.1),以便取得证据,来补充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供的“证据漏洞”。他没有在原先案件受到审理之前诉诸这些程序,因此,(按未能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原则)按理就不能指称法院原先的决定是错误的。而且当时他也并没有对法院看到的记录是否充分提出质疑。总而言之,他的新的申诉并没有被驳回,而只是暂时搁置,以便使他能够根据《信息和隐私自由法》提出适当的申诉,该法令制定了保护第三方利益的义务性提供材料程序。此外,提交人所要求取得的文件与人权事务委员会所面对的问题无关。

         6.3  缔约国强调指出,提交人对《宪章》保护提出的质疑(最高法院尚未面临适当的具体情况使之得以宣布对《宪章》保护的解释)只是理论上的假设,是抽象的。大学的主管委员会在对提交人申请正教授职位作出决定时并没有考虑两封指责他的信,也没有考虑他的政治信念。并不存在与这一事实相反的证据。

         6.4  缔约国否认作出上诉法院裁决的法官有偏见的指责,辩称,裁决时遵循了所有适用的职业道德原则。缔约国并称,提交人没有在任何时候向国内法院或加拿大司法理事会提出这一问题。关于提交人指控的“报复”,缔约国声称,所提供的信件是大学发出的函件,其中指出,提交人拒绝担任作为其正常课程任务一部分而分配给他的一门课的教授工作。缔约国并不了解提交人与并非政府部门的该大学之间存在合同纠纷,并提出,这与该案无关。缔约国拒不接受对于安大略人权裁判体系的批评,提到了一些人对这一体系优点的赞扬。最后,缔约国说,爱德华王子岛的决定正受到上诉,并指出,法院提到了提交人案件的调查结果,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他作为人的尊严受到影响,更不能说受到侵犯,而且不能证明他的政治观点使他无法在晋升中得到考虑。”

         6.5  提交人在2003217日的信中作出答复,声称他要求得到证据材料的申请与他向委员会提出申诉的实质内容无关。他辩称,总而言之,根据《信息和隐私自由法》申请得到材料的程序会不合理地长期拖延,而且由于安大略委员会力图依赖免除条件,这一程序就不会有效。他辩解,由于上诉法院所面对的只是法律问题,所以他没有就事实是否充分问题提出申辩。他接着提到了“Pezoldova诉捷克共和国”案 7 ,认为这就是人权事务委员会复审了国内法院决定的实例,并请委员会在他的案例中采取同样行动。

         6.6  提交人辩称,根据第十四条第1款第一句、和第十四条第3(c),国内法院的审议明显是主观的,构成了拒绝司法的行为,因为补救措施无效,理由是,安大略委员会拒绝提供证据材料,拖延也没有理由。提交人指称,关于“报复”的指控是表明国内补救措施无效的一部分证据,而并非实质性申诉。最后,他支持爱德华王子岛法院较广义的法律思维,这种情况与他自身案件中的上诉法院完全相反,提交人并指称,爱德华王子岛法院裁决受到上诉的事实并不证实安大略侵犯其权利是有理由的。

         6.7  提交人在20031117日的又一封信中提供了缔约国省法院的三个决定,决定赞同分区法院对其案中有关各人权委员会调查事实的专业能力以及适当遵从程度所持的意见。

委员会对提出的问题和诉讼事由的审议

            7.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议事规则第87条,决定申诉根据《公约任择议定书》可否受理。

         7.2  关于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1款和第3()提出的申诉,委员会注意到,这一问题首先是在提交人向委员会提交的最新补充材料倒数第二份中提出的,因此,并不属于要求缔约国对该案可否受理和实质提出的材料之一部分。提交人没有指出这一指控为何不能在申诉的早期提出。委员会认为,据此,要求处理这一指控便违反了程序,按《任择议定书》第三条,指控不可受理。

         7.3  关于按《公约》第五十条提出的申诉,委员会回顾,省政府对《公约》的实质性违反行为就像联邦政府的一项行为一样,引起缔约国的国际义务。但是,委员会参考其一贯的判例,认为只有在涉及《公约》第三部分各条款、并根据《公约》其他条款被解释为对该案适当时,才能向委员会提交个人来文。据此,《公约》第五十条本身并不允许独立于《公约》实质性侵犯行动的单一申诉。因此,委员会认为,根据第五十条所提出的这一申诉归属于提交人就《公约》各实质性条款提出的论点,而其本身不可单独受理,因为根据《公约》第三条,它不符合《公约》的条款。

            7.4  至于主要的申诉,即《安大略法典》所列举的受禁止歧视依据中未列入政治信念,委员会注意到,根据《公约》,针对因这一依据而实行的歧视缺乏保护确实引起了一些问题。8 此外,《安大略法典》排除将政治见解作为受禁止的歧视依据这一点表明,缔约国可能未能保证:在适当的案例中,为因政治理由而在就业方面受歧视的受害者提供补救措施。但是,委员会注意到,上诉法院在认为提交人的观点并不构成受保护的“信念”之后,接着得出结论,即使以有利于提交人的方式来审议案情,并没有记录表明,他的政治观点使他无法得到在经济系晋升的考虑。除非审议明显地武断或可能剥夺公正,委员会就不能以其观点来取代国内法院根据案例实情和证据所作的裁决。如果根据审判者所得到的证据而按常情对事实能够得出特定的结论,那么按实情,就无法显示存在明显的武断或剥夺公正。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未能承担起表明国内法院据此对事实的审查有问题这一举证责任。根据这一结论,根据第二十六条提出的有关《安大略法典》不保护政治信念的申诉便成为理论上的假设。据此,这一申诉未得到证明,按《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可受理。

         7.5  关于安大略委员会、一审分区法院和上诉法院、最高法院犯了根本的法律错误这一指称,人权事务委员会回顾其一贯判例,认为对国内法的解释是国内法院的事务,除非解释明显武断或构成剥夺公正。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未能提出肯定这一申诉而需要的例外案情。据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这些申诉由于就可受理性而言证据不足,因而不可受理。

         7.6  关于安大略人权保护体系的执法机制有问题,无法提供有效补救措施这一一般性申诉,委员会回顾其一贯判例认为,个人必须亲自直接受到所指控的侵权行为影响才能提出申诉。据此,关于提交人指控整个体系违背《公约》的说法,这一申诉构成了超越提交人本身案情所涉范围的大众行动。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一条不可受理。

            8.  因此委员会决定: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一、二条和三条,来文不可受理;

(b)  将本决定通知提交人及缔约国。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委员会成员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莫里斯·格莱莱-阿汉汉佐先生、
艾哈迈德·陶菲克·哈利勒先生、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
的个人意见(反对意见)

1.  我们赞同委员会多数成员在意见第7.4段开首两句中表示的观点,即《安大略人权法典》中没有为因政治见解受到的歧视提供保护,因而在《公约》第二十六条方面引起一个问题。

2.  委员会多数成员然后得出结论:鉴于安大略上诉法院的裁决,并没有事实表明提交人的政治观念使他在其任副教授的经济系无法得到晋升的考虑。出于一些理由,我们不敢苟同委员会多数人的观点。

3.  首先,我们认为,一方面,有一种司法审查(仅根据得到宣誓书证据支持的申诉而开展的固然有限的行政法申诉程序);另一方面是在法庭上作证的证人提出证据、并受到反诘问,随后法院据此对事实得出适当结论,并根据结论作出裁决的那种普通司法行动,不幸的是,委员会多数人的结论是明显基于对上述两种不同程序的混淆而得出的。司法审查的宗旨并不是要审查事实,而且是一种特别的补救措施,法院有权利准许或不准许提供补救措施。这在本案上诉法院本身的裁决[42]中,当援引《Blake论加拿大行政法》1997年第二版下述内容时便作了明确解释:

“对于司法审查,即使已达到所有必要的标准,也没有得到补救的权利。法院可以决定不向按其他条件有权得到补救的申诉人提供补救。”

应当指出,上诉法院面对的申诉程序涉及到的问题是,分区法院是否应当根据司法审查对安大略委员会发出命令,要求在委员会根据《人权法典》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可以设想,调查委员会的目的一定是要调查申诉是否存在依据。在这方面,根据人权事务委员会意见第4.4段中缔约国的解释,安大略委员会的调查是不受干扰的,如果案件无法解决,就会提交给调查委员会。

4.  其次,人权事务委员会面对的可否受理问题不能根据向国内法院提出的申诉、而必须根据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的申诉来确定,而这项申诉在委员会意见第2.13.5段中已有明确陈述。这些明确指出的事实肯定地表明,就可受理性而言,提交人已足够地证明了他的申诉。

5.  第三,如同人权事务委员会意见第2.3段中所述,提交人的指控正巧得到上诉法院在阐述安大略委员会结论的[15]段中肯定为确已证实,而指控的内容就是安大略委员会确实认为:() 尽管提交人要求晋升正教授职位的申请没有得到公平而及时的审查,但是这些违反规则的行为似乎并不涉及受禁止的歧视依据;() 尽管事实表明,提交人有可能受到不同待遇,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是由于他的“信念”,而不是他的政治观念,而后者并不是《安大略法典》所禁止的歧视依据。

6.  那么我们面对的事实是什么呢?安大略的法律并不认为政治观念是受禁止的歧视依据。这就构成了对《公约》第二十六条的违反,而安大略委员会认为无法将信念解释为包括“政治观点”,其结果就是,该委员会无法提供提交人要求的补救措施,即由该委员会指定成立调查委员会。

7.  当雇员声称他因《公约》第二十六条所禁止的理由而受到歧视时,举证责任在何方,可以作很多论述。在我们看来,提交人至少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其申诉,而本案提交人无疑做到这一点。但是,缔约国有责任公开所有的事实,以便不仅只字片语地从否定角度表明,提交人的不同待遇并不是由于因其政治观念而受到的歧视,而且同时还须从肯定角度表明,例如,出于具体理由被认为不合适,或者至少在该阶段他的工作业绩无法支持晋升,或其他可以接受的理由。

8.  出于上诉理由,我们的结论是,首先提交人的申诉是可以受理的,其次,根据《公约》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保障,他不因政治观点而受歧视的保护被剥夺了,因为《安大略法典》没有向他提供这项保护。因此,安大略人权委员会和法院也没有向他提供《安大略法典》所不规定的补救措施。根据《公约》第三条第2(),我们认为缔约国应当向提交人提供他自198971日以来一直寻求的补救措施。

        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签名]

        莫里斯·格莱莱-阿汉汉佐先生[签名]

        艾哈迈德·陶菲克·哈利勒先生[签名]

        拉杰苏默·拉拉赫[签名]

         [提出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1  《安大略法典》第5 (1) 款规定:“人人都有权在就业方面享受平等待遇的权利,不因其种族、祖先、原籍地、肤色、族裔血统、国籍、信仰、性别、性倾向、年龄、犯罪记录、婚姻状态、家庭状况或残疾情况而受到歧视。”

2  《宪章》第15 (1) 款规定:“每个人在法律面前和按法律都是平等的,都有不受歧视得到法律保护和平等福利的权利,而尤其不应遭受基于种族、民族或族裔血统、肤色、宗教、性别、年龄或身心残疾状况而实行的歧视。”

         3        A/54/40, 231段。

         4           缔约国提到了 Aumeeruddy-Cziffra等人诉毛里求斯 35/1978号案,198149日通过的《意见》;意大利残疾人诉意大利 163/1984号案,1984410日通过的《决定》;及 J.H. 诉加拿大,第187/1985号案,1985412日通过的《决定》。

5 2002320日暂停申诉,Jazairi诉安大略人权委员会,安大略最高法院。(Wilkins J)

6 Condon诉爱德华王子岛[2002]P.E.I.J. 56号。

7 757/1997号案,20021025日通过的《意见》。

8 Love等人诉澳大利亚,第983/2001号案件,2003325日通过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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