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versity of Minnesota

 

903/2000号来文,Van Hulst诉荷兰
       (2004111日第八十二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Antonius Cornelis Van Hulst

                                    (由律师Taru Spronken先生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荷兰

来文日       199848(初次提交)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建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2004111举行会议

      结束了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代表Antonius Cornelis Van Hulst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903/1999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4通过了如下的:

  

         1.1  来文提交人Antonius Cornelis Van Hulst是荷兰公民。他宣称是荷兰 违反《公约》第十四和十七条行为的受害者。他由律师代理。

 

 

                                                     

参加审查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阿卜杜勒法塔赫·奥马尔先生、安藤仁介先生、佛朗哥·德帕斯瓜勒先生、瓦尔特·卡林先生、艾哈迈德·陶菲克·哈利勒先生、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马丁·舍伊宁先生、伊万·希勒先生、伊波利托·索拉里·伊里戈严先生、露丝·韦奇伍德女士、罗曼·维鲁谢夫斯基先生和马克斯韦尔·约尔登先生。


         1.2  A.T.M.M.先生199897日根据同样的事实提交的一份相同的来文也自称是荷兰违反《公约》第十七条行为的受害者。此后,A.T.M.M.先生并未继续坚持他的申诉,而且,尽管曾发出过一封催问信,他却没有向委员会通报,他是否仍坚持他的来文。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在对提交人的律师A.T.M.M.先生进行初步调查期间,监听并录音了A.T.M.M.先生与提交人之间的电话交谈。根据监听行动了解到的情况,初步调查是针对提交人本人进行的,因此,对他的电话线进行监听是经过批准的。

         2.2  199094‘s-Hertogenbosch区法庭下达判决,判定提交人犯有参加犯罪组织,长期以不付款方式取得资产、欺诈和企图欺诈、勒索、造假货和销赃等罪,并将他判处6年有期徒刑。

         2.3  在刑事诉讼期间,提交人律师辩称,不可受理公共检察官的这一案件,因为检控方起诉的案件载有若干份提交人与其律师A.T.M.M.先生之间的电话交谈报告,为此,接受这样的证据是不合法的。律师辩称,根据与《刑事诉讼法》第218 一并解读的第125h ,非法获取的证据本来就不应接受。

         2.4  虽然地方法院认同提交人所称,只要A.T.M.M.先生作为提交人的律师,而不是犯罪嫌疑人行事,那么他本人与A.T.M.M.先生之间的电话交谈,即不可作为证据使用,但是,法院驳回了提交人对检控方案件提出的质疑,指出检察官并不是依据有争议的电话交谈对提交人定罪的。虽然法庭下令从证据中撤销电话证据,但法庭则接受和使用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5g ,在对A.T.M.M.先生进行初步调查期间,监听并录音的其他一些并不涉及与提交人相关的律师与聘雇人之间关系的电话交谈为证据。

         2.5  在上诉时,提交人的辩护律师辩称,本应根据第125h节第2款销毁的电话录音磁带事实上并未全部销毁。然而,1992410‘s-Hertogenbosch上诉法庭的判决驳回了 “因为案件档案中没有这些电话记录并不能肯定[这些记录以经销毁]”这一辩词,宣称这与提交人要求审查是否已销毁有关报告毫不相关。法院并未运用电话录音判决提交人犯长期以不付款方式取得资产、造假货和进行人身威胁等罪,并将他判处5年有期徒刑。

         2.6  提交人的辩护律师在最高法院上宣称,上诉法院并没有答复他就最终未销毁非法获取的他与律师之间的电话交谈录音问题提出的辩论。19931130日最高法院下达的裁决驳回了上述论点,并出于不同的理由部分推翻了上诉法院的两项控罪以及判刑,并将此案退回了Arnhem上诉法院审判。

         2.7  1995324日,Arnhem上诉法院推翻了对提交人的一项控罪,并且根据另外几项控罪,将他判处三年有期徒刑。提交人为推翻这项判决而提出的上诉中辩称,他就电话录音提出的有关辩护论点并未得到答复。1996416日,最高法院援引《司法法》第101a ,未说明缘由就驳回了上诉。

         2.8  19961022日,提交人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宣称除其他外违反《欧洲公约》第6条。1997128日,该委员会以“当上诉法庭本身根据某项具体法律条款,决定不进一步说明原因驳回不可能胜诉的上诉时,并未违反《公约》第6条”为理由,宣布上诉不可受理的。 至于提交人的其他申诉,该委员会认为,这些申诉“并未揭示出任何违反《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规定的权利和自由的情况。”

 

         3.1  提交人宣称,最高法院仅参照《司法法》第101a节驳回他就电话录音带以及接受并利用他与律师之间的电话对话录音的报告为证据提出的抗诉论点,这违反了依照《公约》第十四条规定他应享有的权利,以及这种对他与其律师之间交流保密权的干涉,是违反《公约》第十七条的非法和任意性行为。

         3.2  提交人称,法院未能说明驳回他辩护的任何理由,致使他丧失了就判决提出上诉的权利。尤其是最高法院根据《司法法》第101a节行使了酌处权,仅称某一上诉不可能推翻原判,或出于法律的统一性或发展的考虑,无必要答复有关的法律问题的做法,剥夺了他为向委员会提出申诉或就此问题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准备好法律辩护论点的机会。

         3.3  提交人称,荷兰宪法第121条规定,判决书必说明其所依据的理由;允许有不遵循这项规则的例外情况应由法律界定,并且应严格地限制在绝对最小范围内。因此,不能以1988年为了减少最高法院办案量和增强效率而制定的第101a节为理由,剥夺被告为了充分准备其抗辩,必须了解驳回其上诉原由的权利。

         3.4  提交人提及了《欧洲人权法院》的相关案例。 根据这项案例,国家法院必充分明确地阐明,法院作出判决所依据的理由,从而使被告能够适当地行使其上诉权。鉴于《欧洲公约》第6条与《公约》第十四条之间有相似之处,被告辩称,可按欧洲法院案例援引的对此项原则例外的严格限制,也可适用于《公约》第十四条。因此,法院不必说明原由的情况是:(a) 若下级法院已经就同一问题下达了有理有据的判决;(b) 若是一项不能上诉的判决;(c) 涉及非关键性的论点;(d) 涉及须经批准才能提出上诉的制度;和(e) 涉及可否受理的决定。

         3.5  提交人认为,上述各项例外都不适用于他的案情,因为:(a) 没有一个审理其案件的法庭,以实质性和全面的方式答复了他就在刑事诉讼中运用了电话录音提出的质疑;(b) 尽管在国家一级不可就最高法院1996416日下达的判决提出上诉,然而,则应当说明理由,以便让提交人能准备向人权事务委员会和()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c) 不可视其辩护不重要而予以驳回,因为这涉及到侵犯其隐私权和公平审理权的问题;和(d) 最高法院根据《司法法》第101a节刑事行使酌处权驳回翻案上诉的做法,不可与须提出上诉请求的制度相比,因为条款授权法院“可完全不提供任何理由”。

         3.6  关于他根据第十七条提出的申诉,提交人宣称,作为A.T.M.M.先生是聘请的,他与其律师的电话交谈本来应当得到不受监听和录音的司法保护,因为他不可能知道他的律师是某项刑事调查中的犯罪嫌疑人。若对保密性的保护取决于律师本人是否为某一刑事犯罪的嫌疑人,则损害了某人与其本人选择的律师进行联系的权利。

         3.7  提交人宣称,按照第十七条的规定,不得对他隐私进行任意或非法干扰的权利,包括与其律师进行保密联络的权利,这项权利只有(a) 依照法律;(b) 出于合法的目的;和(c) 若与干涉所寻求的目标相称的情况下,才可受到限制。

         3.8  提交人虽承认,打击犯罪是一项合法的目标,但他对最高法院的案例提出了质疑,指出《刑事诉讼法》第125h节第2款在规定销毁涉及某个有权拒绝作证者的电话记录报告的同时,并不排除可审理属于《刑事诉讼法》第218节范围之列的材料,因为这项条款事先并未明确阐明,是否牵涉到法应保密者的对话。相反,第125h节第2款应当被理解为严格禁止监听某一位律师/犯罪嫌疑人的电话,“因为所有保密的对话都必须立即予以销毁。”否则,通常无法通过证人或犯罪嫌疑人的证词获得的资料,可以监听和录音的方式收集到。提交人还称,对他与其律师之间电话交谈进行录音是一种不相称的手段。

缔约国对可否受理问题和案情事由的意见

         4.1  缔约国在2003423日发表的意见中虽没有就可否受理来文提出质疑,但辩称最高法院,参照《司法法》第101a节,以及接受提交人与A.T.M.M.先生之间的电话交谈录音为证据,均未有违反第十四条规定的提交人享有公平审理的权利,而且对他的隐私和通信的干涉也不是非法或任意性行为。

         4.2  缔约国承认公平审理的权利原则上要求法院说明其下达判决的理由,缔约国称,获得有说明理由的司法判决的权利并不是绝对的,要取决于判决的性质、各个案件的案情及诉讼阶段。欧洲法院关于上诉法庭在原则上可干脆核可下级法院判决所述理由的案例, 也必定更适用于要求最高法院做出的推论。最高法院与宪法法院一样,往往以简略的方式驳回上诉。

         4.3  《司法法》作为一项效率措施制订了第101a节,以确保最高法院能够处理其日益增长的办案量。欧洲法院对这项条款进行了审查,并且宣布针对这项条款提出的申诉显然毫无根据。 因此,并不能说仅仅因为第101a节的存在就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

         4.4  缔约国驳回,提交人称第101a节的适用削弱了他本人在委员会为自己辩护的能力一说,辩称《公约》第十四条的保障只适用于国家一级的上诉。关于提交人宣称由于最高法院仅参照第101a节,限制了他向委员会提出申诉的权利,缔约国说,最高法院的判决绝没有影响各法院在诉讼初期阶段详细说明的理由。提交人指称针对与其律师交谈的电话录音问题所提出的抗辩理由,没有任何司法机构做出过实质性答复之说,是不实之词。此外,最高法院是在部份推翻了上诉法院1992410日的判决之后,才援引了《司法法》第101a节,并根据19931130日的判决,将此案退回了Arnhem上诉法院。

         4.5  至于接受提交人与A.T.M.M.先生之间某些电话交谈的录音为证据的问题,缔约国说,通常应当由国家法院,而不是委员会来评估法院面前的证据,除非存在着明显违反第十四条的情况。缔约国认为,整个诉讼过程必须被认为是公平的,因为:(a) 区法院只接受提交人与律师之间的电话交谈涉及到律师参与犯罪情况的电话录音,而且公共检察官和法院本身都已经清楚表明,并不是根据律师与其聘请人之间受保护的电话谈话得出调查结论;(b) 在审理时,既没有将录音形成书面对话记录,也没有列入案件档案,仅遵照欧洲法院就Kruslin诉法国案的判决 提及了录音。欧洲法院在上述判决中,强调必须向法官和辩护方通报全部电话录音,以便双方可进行检察;(c) 提交人从未就证据的可靠性提出争议,他仅就本来应当销毁的材料提出投诉;和(d) 因为案件档案显示,对提交人的定罪是以A.T.M.M.先生作为律师而不是作为犯罪嫌疑人的谈话录音为依据的。

         4.6  关于提交人根据第十七条提出的申诉,缔约国承认,从法律事务所打出或打入的电话有可能属于“隐私”或“通信”的概念范围,而且监听提交人的电话构成了本条款含义范围内所指的“干涉”。缔约国援引委员会的第16号一般性意见 ,否认这项干涉是第十七条所指的非法或任意性的行为,因为第十七条规定干涉本身必须符合《公约》的条款、目标和宗旨,只禁止法律未规定的(“非法”)干涉,或在具体情况下是不合情理的 (“任意性”)干涉。

         4.7  缔约国辩称,当时适用的法律,即《刑事诉讼法》第125fh分项并不禁止对依法必须保密的人进行电话交谈的录音。1971年法律立法者在颁布这些条款时并未阐明,这些条款不应适用于《刑事诉讼法》第218节含意所指的那些依法必须保密的人。此外,当时,包括详细的《电话交谈审查准则》在内的适用法律,规定了防止滥用权力的程序保障程序,诸如电话录音必须得到司法当局批准以及必须就任何电话监听,作出官方记录,和在某种情况下销毁记录的规定等,已足够明确准许对隐私权进行干涉。

         4.8  缔约国辩称,对提交人隐私权的干涉遵循了(打击犯罪的)合法目的,而且是程度相称的,因为区法院保证在对提交人提出刑事诉讼时,不考虑A.T.M.M.先生以提交人律师身份行事,而不是作为刑事犯罪嫌疑人联络的电话交谈录音。至于对电话交谈的监听,是因为A.T.M.M.被视为犯罪嫌疑人,因此并不涉及律师与其聘请人之间的职业性联系,缔约国辩称,仅仅因为A.T.M.M.也是一位律师,即指望提交人和A.T.M.M.可完全不受任何惩罚是不合理的。

         4.9  最后,缔约国辩称,由于同A.T.M.M.通电话遭到录音而蒙受的损害,主要是他们俩之间的私人问题,因此提交人本可以对A.T.M.M.提出民事诉讼,从而通过诉诸纪律制裁程序的手段,进一步追究A.T.M.M.的责任。

提交人的评论

         5.1  提交人于2003715日就缔约国的意见提出评论时,再次重申了他就违反第十七条的所指称行为提出的申诉,并深入阐述了他的论点。他说,荷兰法院各项判决的实际后果是,只要某位律师是某项刑事犯罪的嫌疑人,而该律师的电话因此因遭到监听录音,那么律师的聘请人就不可能要求律师与聘请人之间的关系获得保密了,也不能保障此类电话交谈录音会被当即销毁。

         5.2  提交人辩称,缔约国未能够区分律师与聘请人之间的交谈和犯罪嫌疑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交谈。当时监听录音他给A.T.M.M.打的电话时,电话所涉及的是另外一码事,与他的律师被视为犯罪嫌疑人问题根本无关,因此,监听为警方提供了另一起可能的刑事罪案线索,或者在随后对他本人的电话线进行了监听之后,使得警方又探索到了与原先监听电话的罪行,不同的另一起罪行,此时引起了对其律师的怀疑。他提出申诉的核心是,由于监听保密的电话交谈,引起对他本人怀疑的电话录音本来应当立即销毁,不应将这些录音列入法庭档案,作为对他指控的证据。

         5.3  提交人最后说,当局根据通过电话监听获得的秘密情报,可自由地对某一位律师的聘请人可能犯下的任何可能的刑事犯罪展开调查,因为该聘请人是刑事犯罪嫌疑人,所以可对他电话进行监听,亦构成了与《公约》第十七条不相称的干涉行为。这是不能以所寻求的目标为理由的行为。任何其他的解释都会使得某人与其律师进行保密的电话联络权利成为无稽之谈。

委员会对提出的问题和诉讼事由的审议情况

对可否受理问题的审议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议事规则第87条,决定来文根据《公约任择议定书》可否受理。

         6.2  委员会为了《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2()项的规定,已确定同一事件不在另一国际调查和解决程序审查之中,而且提交人已用尽了国内补救办法。

         6.3  关于提交人宣称,最高法院1996416日的决定仅参照《司法法》第101a节的做法,使他充分准备佐证本来文所述的论点问题的机会,委员会认为,适用于国内刑事诉讼程序的第十四条第3()项和第5款的保障不能适用于国际调查或解决机构对个人申诉的审查。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三条,这部分来文不予受理。

         6.4  关于提交人指控,根据第十四条第5款,他要求上级法院复审对他的定罪和判决的权利遭到了侵犯,因为除了最高法院1996416日的判决之外,其他法院的判决都没有说明的充分理由,说明各法院为何驳回他在辩论中就所述证据的合法性提出的质疑,委员会回顾,国内法规定了若干级上诉法庭,被判罪的人必须能够有效地向所有各级法庭提出上诉。为确保有效地运用上诉权,被判罪者有权取得经审理法庭适当说明理由的书面判决,至少是第一级上诉法庭的这种书面判决。

         6.5  委员会注意到‘s-Hertogenbosch 区法庭和上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19931130日的判决和Arnhem上诉法院的判决,确实说明了驳回提交人辩护的理由。通常应当由国家法院,而不是委员会来评估某起具体案情的事实和证据,除非可确定这些法院审理程序具有明显的任意性或相当于审判不公。委员会认为,提交人为了受理的目的,未证实荷兰各级法院为驳回他就接受检方指控提出的质疑,所阐述的理由是任意性的或相当于审判不公的做法。因此,委员会必须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这部分来文不可受理。

         6.6  关于提交人与A.T.M.M.之间的某些电话交谈录音被接受为证据,并且在普遍刑事诉讼程序中使用的做法,侵犯了他享受公平审判权的指称,委员会并不认为区法院在对A.T.M.M.进行初步调查期间监听的电话交谈录音,与应当从档案中销除的A.T.M.M.作为提交人律师行事的交谈录音之间加以区分,是一种任意性的行为。前者可做为证据使用,后者则不可。虽然提交人辩称,荷兰当局并没有区别律师与聘请人的交谈,和犯罪嫌疑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交谈,因为他给A.T.M.M.先生打电话所交谈的问题,与他的律师被视为犯罪嫌疑人所牵涉的问题不同,然而,提交人却未证实这项宣称。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这部分来文也不可受理。

         6.7  委员会认为,提交人为了受理的目的,确实证明了监听他与其律师之间的电话交谈,以及缔约国未能销毁某些电话录音,可能产生《公约》第十七条下所述的问题。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就此可能产生第十七条下所述问题而论,来文予以受理。

对案情的审议

         7.1  人权事务委员会审查了当事各方依《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1款提交的一切现有资料。

         7.2  委员会面前的问题是,对提交人与A.T.M.M.先生之间的电话的监听和录音是否构成违反《公约》第十七条,对其隐私进行非法和任意性干涉的行为。

         7.3  委员会回顾,为了得到第十七条规定下的允许,任何涉及对隐私权的干涉行为,都必须最终符合第1款确立的若干条件,即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符合《公约》的条款、目标和宗旨,并在具体案情下是合情合理的行动。

         7.4  委员会指出,荷兰刑事诉讼法第125g节允许调查法官在初步司法调查期间,对被视为犯罪嫌疑人可能参与的电话交谈资料进行监听或录音,但这必须严格限于调查所需,且涉及有可能进行预审拘留的罪行。提交人并未反驳主管当局是根据这项条款规定行事的。因此,委员会确认,对他与A.T.M.M.先生之间的电话交谈采取干涉行动,属于《公约》第十七条第1款含意所指的合法行为。

         7.5  由此引起的另一个问题是,缔约国是否必须根据与《刑事诉讼法》第218节并读的第125h节第二款的规定,只要A.T.M.M.先生是作为提交人的律师行事,并由此受到职业性保密的约束,即应放弃和销毁经对提交人与A.T.M.M.先生之间交谈的监听和录音所取得的任何材料。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就最高法院的下一案例提出了质疑:即尽管第125h节第二款规定有关此类交谈的报告必须予以销毁,然而,仍有可能审理涉及有权拒绝作证者的电话交谈录音。委员会认为,按照国内法庭的解释,只要干涉是符合相关国内法的行为,那么这项干涉即符合第十七条第1款的含意,不是非法的行为。

         7.6  最后,委员会必须审议,按照案情对提交人与A.T.M.M.先生的电话交谈进行干涉从案情来看是否为任意或合理的行为。委员会回顾其判例,若要合理就必须做到,任何对隐私的干涉都须在程度上与所寻求的目的相称,而且必须是出于任何特定案情所需。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辩称,取决于评估人的律师是否被视为某项刑事罪行的嫌疑人,以及不论聘请人是否知道其律师是否为犯罪嫌疑人的情况,若聘请人与其律师之间的通信有可能遭到监听并用于对指控他们时,聘请人就再也无法信赖他与其律师通信获得保密了。委员会承认保护通信保密的重要性,尤其就律师与聘请人之间的通信而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缔约国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调查刑事犯罪的必要性。

         7.7  委员会回顾,批准对某人的通信进行干涉的有关法律必须具体详细作出规定,可允许采取干涉的确切情况,而且只有由法律指定的当局,视各个案件的情况才可作出允许采取干涉的决定。 委员会注意到,荷兰《刑事诉讼法》第125g节和198472日《电话交谈审查准则》都清楚地界定了对电话进行干涉的程序和实质性条件。上述两项法规都规定干涉必须经调查法官的书面批准。

         7.8  委员会认为,对提交人与A.T.M.M.先生之间电话交谈的监听和录音并未不相称地影响提交人,依照充分尊重他与其律师之间的通信保密的条件,与其律师通信的权利,因为地方法庭区分了A.T.M.M.作为提交人的律师参与的电话交谈录音,并下令在证据中销除这部分录音,与其他被接受为证据的电话录音,因为这些是在对A.T.M.M.进行初步调查期间监听录音的电话交谈。尽管提交人对缔约国对电话录音区分是否精确提出了异议,但他未能够证实他提出的质疑。

         7.9  关于提交人宣称他与其律师之间的录音对话报告当立即销毁的问题,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并未反驳,与案情档案分开,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完整的电话交谈录音,以备被告方进行可能的验查。鉴于隐私权意味着,对于公共当局所掌握的个人数据档案中的错误,每个人都有权要求予以更正或销毁, 委员会认为,为了《公约》第十七条的目的分开储存提交人A.T.M.M.先生之间的电话交谈录音,不可视为不合理的做法。

         7.10  有鉴于上述,委员会得出结论,在对提交人与A.T.M.M.之间的电话交谈方面,对提交人隐私进行的干涉是适度相称的,而且是为了实现打击犯罪的合法目标所必需的,因而依照具体案情是合情理的干涉,因此,没有违反《公约》第十七条。

         7.11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四款规定行事,认为现有事实并未显示存在任何违反《公约》第十七条的情况。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公约》和《公约任择议定书》均于1979311日对缔约国生效。

 《刑事诉讼法》第218节规定:“凡因其地位、职业或职位须保守秘密的人,可拒绝提供证据或答复某些问题,但这仅限于那些因他们的上述身份而了解的情况。”(由缔约国提供的译文。)

  《刑事诉讼法》第125h节的相关部分规定:“(1) 调查法官应尽快下令当其面销毁,通过提供第125f节所述情报,或者通过第125g节所述监听或录制通信资料而获得的,但与本调查无关的任何有可能提取到情报的官方报告或其他物品。对于上述销毁的情况应立即撰写一份正式报告。(2) 只要这些报告和物品牵涉到由某人或对某人所发表的证词,而一旦要求他作证透露所涉证词的内容时,他可根据第218节,拒绝提供证据的人,调查法官则应以同样方式下令毫不拖延地销毁上述第1款所述的任何官方报告或其他物品。(3) [……](4) [……](由缔约国提供的译文。)

 《刑事诉讼法》第125g节规定:“在初步司法调查期间,调查法官只有在出于调查的紧迫需要,并涉及有可能需要采取预审拘留的某一项罪行,才有权力下令某一调查人员,通过电话通信基础设施,对本不予公开,但他认为犯罪嫌疑人从中参与的通信数据资料实行监听和录音。对于这类监听或录音必须在48个小时内撰写出一份正式报告。”(缔约国提供的译文。)

 《司法法》(老条文;现为第81)规定:“若最高法院认为,申诉并不能够导致推翻原来的判决,或者出于法律的统一性或发展的考虑,没有必要答复法律问题时,法院只须在有关判决所依据理由的那部分内容中阐明这个观点即可。”(缔约国提供的译文。)

 欧洲人权委员会1997128日关于A.H.诉荷兰的第36442/97号申诉可否受理的决定。

 欧洲人权法院,Hadjianastassiou诉希腊19921216日的判决书,A系列第252号。

 欧洲人权法院,Garcia Ruiz诉西班牙,30544/96号申诉,1999121日的判决书,第26段。

  缔约国提及了欧洲法院的如下裁决:Polman诉荷兰,第48334/99号申诉,200279日的可否受理决定和Mink Kok诉荷兰,第43149/98号申诉,200074日的可否受理决定。

 1990424日的判决书,系列号A-176-A, 35段。

 16[32]号一般性意见,第3-4段。

 16[32]号一般性意见,第3-4段。

  见第488/1992号来文,Toonen诉澳大利亚,第8.3段。

 16[32]号一般性意见,第8段。

 同上,第1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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