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versity of Minnesota

 

845/1999号来文,Kennedy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999112日第六十七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

    Rawle Kennedy(由伦敦Simons Muirhead & Burton法律事务所代理)

据称受害人: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来文日1998127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1999112举行会议

通过以下:

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1.  来文提交人Rawle Kennedy先生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公民,正在西班牙港的国家监狱中等待处决。他声称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3款,第6条第1款、第2款和第4款、第7条、第9条第2款和第3款、第10条第1款、第14条第1款、第3(c)项和第5款以及第26条的受害者。他的代理人是伦敦法律事务所Simons Muirhead & Burton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198723日,一位名叫Norris Yorke的男子在其汽车加油站遭受抢劫时被打伤。第二天因伤势过重死亡。提交人于198724日被捕,于198729日被控与一位名叫Wayne Matthews的男子一起犯有谋杀罪,并于1987210日首次受到地方法官的审理。提交人于19881114日至17日受审,并被判有罪。提交人对其判决表示不服并提出上诉,1992121日,上诉法院接受了上诉并命令进行复审。复审于19931015日至29日进行,提交人再度被判有罪并被判处死刑。随后他再次提出上诉,但上诉法庭于1996126日驳回了上诉请求,并于1998324日说明了驳回的理由。提交人随后又向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提起上诉,但于19981126日被驳回。

2.2.  检方提出的案情是,受害人Norris Yorke先生198723日晚正与其上司Shanghie女士在其加油站工作。在结束营业后,Yorke先生正在清点当日现金销售额,突然提交人和Matthews先生走进了加油站。检方指控说,提交人问Shanghie女士要一夸脱汽油,当Shanghie女士拿着汽油返回后,发现提交人用一支手枪顶住了Yorke先生的脑袋。此刻,据称Metthews先生告诉提交人Yorke先生正在伸手掏枪,然后冲进屋子,用一根木棍对着Yorke先生的头部猛击了数下,然后走出屋子。Yorke先生随后让闯入者拿钱。然后Shanghie女士在Yorke先生的鼓动下将一个杯子朝Metthews先生砸去,此时提交人用枪对准Shanghie女士,让她住手。Metthews先生随之冲上前去第二次朝Yorke先生的头部猛击,致使他摔倒在地。两位闯入者将钱抢到手后驾驶Yorke先生的一辆汽车逃离现场。第二天,Yorke先生因在抢劫案过程中受伤过重而死亡。

2.3.  律师争辨说,为了《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2(b)项的目的,已用尽了一切现有的国内补救办法。虽然提交人在理论上可以提出一项宪法规定的动议,但由于所涉缔约国不愿意或不能为这种动议提供法律援助,而且要找到一名能够一心代表申请人提出符合宪法的动议的特立尼达律师极为困难,因此这一点实际上不可能做到。

 

3.1.  提交人声称自己是违反第9条第2款和第3款行为的受害者,因为他是在被逮捕5天后才了解到对他提出的指控,并且是在他被逮捕6天之后才被提交地方法官审理。律师引用了《公约》,要求“迅速”采取这类行动,并指出,本案中遗失的时间经不起这一检验。律师提到了委员会对第9 的一般性意见以及委员会的判例

3.2.  提交人声称自己是违反第14条第3(c)项和第5款行为的受害者,理由是对他的起诉无故拖延。在这方面,律师指出,(1) 从提交人受到指控到他第一次受审共历时21个月,(2) 从判决到对其上诉进行听证历时38个月,(3) 从上诉法庭作出允许其上诉的裁决至开始复审历时21个月,(4) 从第二次判决到第二次上诉的审理历时27个月,(5) 从第二次上诉的审理至上诉法庭作出合理裁决历时26个月。律师争辨说,在罪行发生大约6年后才进行复审而且上诉法庭又花了4年另4个月时间对这一问题作出裁决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借口,并指出,所涉缔约国必须对这一拖延承担责任。律师提及了委员会的判例

3.3.  提交人声称自己是违反第6条、第7条和14条第1款行为的受害者,理由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对谋杀罪所判的死刑具有强制性质。律师指出,许多其他英美法系国家对需判处死刑的谋杀罪和无需判处死刑的谋杀罪之间所作的区别  


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从未适用 。律师争辨指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现行的谋杀罪/重罪规定又加重了对谋杀罪判处强制性死刑的严厉性,根据这一规定,凡犯有涉及人身暴力的重罪的人将自冒风险,即便这一暴力无意导致受害者死亡也会被判谋杀罪。据称,适用谋杀罪/重罪规定是对那些参与犯罪时并未预见到这一抢劫可能造成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的从犯实施的附加性严厉处罚。

3.4.  据称,由于发生谋杀罪的情况差异极大,因此,不加区别地对各类谋杀罪均判处一种刑罚将不能体现实际犯罪情况和处罚之间的恰当关系,因此将违反《公约》第7条的规定而构成残忍和异常的惩罚。同样认为,由于不顾具体情况即判处死刑是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而且这种任意和不成比例的处罚并不能说明剥夺某人的生命权是合理的,因此构成了对第6条的违反。此外,据称还构成了对第14条第1款的违反,因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宪法不允许提交人指控对他的处决是违反宪法的,是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或残忍的待遇,而且因为该宪法不给予司法听证或审判权,以决定是否应对所犯下的某一谋杀罪判处或实施死刑。

3.5.  律师指出,判处死刑,而不考虑和给予提交减轻罪行情节的机会就该提交人的案例而言是特别严厉的,因为从其犯罪情况来看,他只是这起杀人事件中的从犯,因此应该被认为罪行较轻。在这方面,律师提及了特立尼达议会已经审议但从未颁布的《危害人身罪法修正案》。据律师说,如果这一法案也获通过,提交人的罪行完全可以归为非死罪类别。

3.6.  提交人声称自己是违反第6条第2款和第4款行为的受害者,理由是所涉缔约国没有向他提供进行一次争取特赦权的公平审理的机会。律师指出,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统根据《宪法》第87条,有权将任何死刑减刑,但是他必须根据由他指定的一位部长的建议行事,而这位部长又必须根据总理的建议行事。根据《宪法》第88条,还应设立一个由指定的部长领导的赦免权咨询委员会。根据《宪法》第89条,咨询委员会必须在提出建议之前考虑到诸如初审法官的案情报告等某些材料。律师指出,实际上,该咨询委员会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有权将死刑减刑的机构,而且它能任意确定其自身的程序,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它无须向囚犯提供公平审理的机会或顾及对申请人的任何其他程序性保护,例如提交书面和口头意见的权利或获取咨询委员会将藉此作出决定的材料的权利

3.7.  律师指出,《公约》第6条第4款中规定的要求赦免的权利应当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权利,即根据普遍原则,应当把这一权利视为是一种实际和有效的权利,而不是理论上或名义上的权利,因此它必须向要求赦免的人士提供下述程序性权利:

3.8.  关于提交人案件的特殊情况,律师指出,咨询委员会可能已经在提交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其申请进行了多次审议,而且可能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决定再次开会,没有给他提供为自己辩解的机会,而且没有向他提供任何将受到审议的材料。律师坚持认为,这一情况违反了第6条第4款以及第6条第2款,因为咨询委员会只有允许囚犯充分参与决策程序时才能够对何种罪行构成“最严重的罪行”作出可靠的裁定。

3.9.  提交人声称自己是违反第7条和第10条第1款的行为的受害者,因为他于198724日被捕后,在等待接受指控和交由地方法官处理之前受到警官的酷刑和毒打。据称,他遭到了多次毒打并在酷刑下承认了罪行。提交人特别指出,有名有姓的警官用交通指示牌猛击其头部,用枪托猛击其肋骨,不断受到拳打脚踢,并被一名有名有姓的警官击中眼部,该警官还用一只蝎子恐吓他,并威胁说要将他淹死并不给他食物。提交人指出,他在1987210日开庭审理时曾对被毒打提出控诉并展示了他的伤痕,而且法官下令在结束审讯后将他送往医院治疗,但结果仍然没有得到治疗。

3.10.  提交人声称自己是违反第7条和第10条第1款的行为的受害者,理由是他在押候审和等待死刑期间的关押条件骇人听闻。据称,在押候审期间(第一次审判等了21个月,第二次审判等了21个月),提交人被关押在69英尺大的一个牢房里,该牢房同时关押了510个其他囚犯。在几乎长达8年的死牢关押中,据称提交人被单独关押在一个面积的69英尺的牢房里,只有一张钢床,一张桌子和一张板凳,没有任何自然光,也不带卫生设备,只有一个塑料桶当便桶。提交人进一步指出,他一星期只有一次可以走出牢房做操,食物又少又难吃,而且不提供任何他所需要的特殊食品。尽管他提出请求,但极少派医生或牙医去为他治疗。在这个问题上提到了非政府组织关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关押条件的报告,一家全国报纸刊登的监狱狱警协会秘书长的讲话和《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3.11.  除了所称因关押条件骇人听闻而违反第7条和第10条第1款的情况外,提交人还声称,在这种情况下,对他执行死刑将构成对其在第6条和第7条之下享有的权利的侵犯。这里提到了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在PrattMorgan诉牙买加检察长一案(1994) 2 AC1中作出的裁决,该委员会在裁决中认为,在被判处死刑后长期关押,这种做法违反了牙买加宪法禁止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的规定。律师争辨指出,在本案中应当适用同样的理由,其结果是在这种情况下受到关押后再处决肯定是不合法的。

3.12  最后,提交人声称自己是违反第2条第3款和第14条的行为的受害者,理由是由于缺乏法律援助,他实际上被剥夺了《特立尼达宪法》第14条第(1)款规定的权利;即向高等法院请求对其基本权利受到侵犯进行补救的权利。据称,在高等法院提起诉讼的费用极高,超出了提交人的经济能力,也超出了绝大多数被控犯有死罪的人的能力。这里提到了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 和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判例

3.13  关于所涉缔约国在1998526日重新加入《任择议定书》时所提出的保留,提交人声称,人权事务委员会有权处理目前的来文,尽管实际情况是这一来文涉及一名“被判处死刑的囚犯,[……问题]关系到对他的起诉、关押、审判、判决、他的判刑或对他执行死刑”。

3.14  尽管这一保留旨在将1998826日之后提出的有关死刑的所有来文排除在外,但提交人指出,这一保留严重损害了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对来文进行审理的职权,因为这一保留旨在将各种类型的案件排除在审理之外,其中包括许多指控不可克减的权利遭受侵犯的案件。据称,这一保留因此不符合《任择议定书》的目的和宗旨,所以是无效的,因而不能阻碍委员会对这一来文进行审议。

3.15  为支持他的论点,律师提出了坚称。首先,律师坚称,《任择议定书》的序言段及其第1条和第2条都指出,《议定书》承认委员会有权接受并审查缔约国管辖下的个人提交的声称为该缔约国侵犯公约所载任何权利的行为受害人的来文。因此,可以断言,《议定书》的缔约国接受了对《公约》所述各项权利的一项单一义务,并且不能通过保留来阻止对侵犯任何一项权利的行为的审议。律师指出,支持这一观点的论据如下:

3.16  第二,律师争辩说,在确定这一保留是否符合《任择议定书》的目标和宗旨时,应当忆及,任何国家不能为逃避国际社会对其履行根据公约所承担的实质义务的审查而退出议定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提出的保留实际上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因此听任这种滥用情况发生。

3.17  第三,律师坚持认为,保留的范围令人怀疑,因为它不仅排除了对涉及判处死刑的来文的审议,而且也排除了对任何直接或间接涉及这一案件的来文的审议,原因只是作出了死刑判决。

所涉缔约国的意见和律师的有关评述

4.1  所涉缔约国在其199948日提交的意见中提及它1998526日的《任择议定书》加入书,其中提出保留如下: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重新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但对该任择议定书的第1条提出下述保留:人权事务委员会无权接受和审查有关任何被判处死刑囚犯的涉及对其起诉、关押、审判、判决、判刑或对其执行死刑的任何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任何问题的来文。”

4.2  所涉缔约国认为,由于这一保留以及提交人是一名被判处死刑的囚犯的事实,委员会无权审查目前来文。所涉缔约国指出,委员会通过对来文进行登记并准备根据委员会的议事规则第86条采取临时措施而超越了其管辖范围,因此所涉缔约国认为,委员会就此来文采取的行动是无效的,不具任何约束力。

5.  律师在其1999423日的评述中指出,所涉缔约国所谓人权事务委员会因对目前来文进行登记而超越了其管辖范围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这已经是一种公认的国际法。律师争辩指出,根据下述一般性原则:应当由对其管辖权持有所称保留的机构对该项保留的有效性和影响作出决定,必须由委员会,而不是由缔约国,来确定所说保留的有效性。这里提到了委员会第24号一般性意见第18 1998124日国际法院在捕鱼管辖区(西班牙诉加拿大)一案中作出的裁决。

委员会面前的问题及其审议情况

6.1  在对来文中所列任何指控进行审查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87条,决定这一来文根据《公约任择议定书》是否可以受理。

6.2  1998526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宣布退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一项任择议定书》。同一天,它宣布重新加入该任择议定书,但在它的重新加入书中列入了上文第4.1段中所提出的保留。

6.3  在解释采取这种措施的原因时,所涉缔约国提到了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对PrattMorgan诉牙买加检察长一案作出的裁决 ,司法委员会在该项裁决中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凡在作出死刑判决5年后才予以执行都会使人有相当的理由认为这种延误构成了‘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惩罚或其他待遇’”,违反了《牙买加宪法》第17条的规定。这项裁决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影响是,过分延误执行死刑违反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宪法》第5条第2(b)项,它的规定类似于《牙买加宪法》第19条中的规定。所涉缔约国解释说,由于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的裁决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来说代表了宪法标准,因此政府有责任确保通过消除体制内部的延误来加快受理上诉的进程,以便能够执行根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法律作出的死刑判决。因此,所涉缔约国决定退出《任择议定书》:

    “在这种情况下,并由于希望坚持其国内法,不使任何人遭受非人道和有辱人格的惩罚或待遇,并从而遵守其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7条承担的义务,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被迫宣布退出《任择议定书》。但是,在采取这一行动之前,它于1998331日与人权事务委员会主席和主席团进行了磋商,以求得以下保证,即死刑案将得到迅速处理,并在登记后8个月内结案。出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尊重的原因,没有作出将在要求的时间范围内结束这些案件审理工作的任何保证。

6.4  正如委员会第24号一般性意见指出的那样,应当由作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的条约机构的委员会,来解释并确定对于这些条约所作保留的有效性。所涉缔约国认为,委员会由于对来文进行登记并要求根据议事规则第86条采取临时措施而超越其管辖范围,委员会对这种说法予以驳回。在这一方面,委员会指出,不言而喻,委员会肯定有权对来文进行登记,以便因一项保留确定来文是否可以受理。至于保留的影响,现在从表面而言这一保留似乎有效,而且提交人也未提出相反的理由,因此这一保留将使委员会无权根据案情对本来文进行审议。但是,委员会必须确定是否可以合法地作出这样一种保留。

6.5  首先应当指出,《任择议定书》本身并不决定可否对其各项规定提出保留。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19条和国际习惯法的原则,只要保留是符合有关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的,即可作出这种保留。因此,眼下的问题是所涉缔约国作出的保留是否可以被认为符合《任择议定书》的目标和宗旨。

6.6  委员会在其第24号一般性意见中指出,一项保留如果目的是为了排斥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对《公约》某些规定享有的权利,则不能被认为经得起这一检验:

“第一项《任择议定书》的职能是,将关于《公约》权利的要求提交委员会检验。因此,按照第一项《任择议定书》对国家尊重和确保《公约》所载权利的义务提出的保留(若以前没有对《公约》规定的同样权利提出保留),并不影响该国遵守其实质性义务的责任。不可以通过《任择议定书》对《公约》提出保留,但这样一种保留可用来确保委员会不能根据第一项《任择议定书》检查该国履行义务的情况。而且,由于第一项《任择议定书》的目的和宗旨是让委员会检查一个国家根据《公约》所负有的义务,因此旨在排除这一点的保留即便没有违反《公约》的目的和宗旨,也会违反第一项《任择议定书》的目标和宗旨” (强调语气后加)

6.7  在第24号一般性意见发表之后提出的本项保留无意排除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对《公约》的任何具体规定所享有的权限,而是要排除委员会对整个《公约》有关某一特定控告者群体,即被判处死刑的囚犯所享有的权限。但是,这并不是要使其符合《任择议定书》的目的和宗旨。相反,委员会不能接受一种专门挑出某一个人群体给予其少于其他人口群体所享有的程序保护的保留。委员会认为,这构成了违反《公约》及其议定书所载的一些基本原则的歧视,正是出于这种原因,这一保留不能被视为符合《任择议定书》的目的和宗旨。其后果是不能阻止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对本项来文进行审议。

6.8  委员会注意到,所涉缔约国除了其保留之外,未以任何其他理由对提交人的任何指控的可受理性提出质疑,因此认为提交人的指控证明具有充分根据,可根据案情予以审议。

7.  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本报告的一部分。]

 


 

 委员会委员Nisuke AndoPrafulachandra N. Bhagwati
Eckart Klein David Kretzmer的个人反对意见

1.  我们认可委员会有权对本项来文进行登记并根据委员会的《议事规则》第86条要求采取临时措施,以便使委员会能够审查所涉缔约国对《任择议定书》所提出的保留是否使来文不得受理。但是,我们不能接受委员会关于来文可以受理的意见。

2.  《公约》的一个缔约国是否承认委员会有权接受和审查受该缔约国管辖的个人的来文完全取决于对《任择议定书》的批准或加入。《任择议定书》第1条明确规定,来文所涉公约缔约国如非本议定书的缔约国,委员会不得予以接受。

3.  《任择议定书》是一项明确的国际条约,专门与《公约》单独订立,以使各国能够在接受《公约》规定的同时不必接受委员会对单独来文的审查权。《公约》未作出允许退约的任何规定,与此相反,《任择议定书》第12条明确规定可以退出《议定书》。不容置疑的是,退出《任择议定书》对缔约国根据《公约》本身承担的义务不具有任何法律影响。

4.  在本案中,所涉缔约国行使了它退出《任择议定书》的权利。它通过重新加入《任择议定书》,再次确认它保证承认委员会具有接受和调查个人来文的权利。但是,这一重新加入的行为并不是没有限制的。这一重新加入附带了关系到我们的保留。

5.  《任择议定书》本身并不决定对其各项规定是否可以提出保留。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19条所载国际习惯法的规定,可以作出保留,条件是这些保留必须符合《任择议定书》的目的和宗旨。因此,一些缔约国提出了大意如下的保留,即委员会无权审查已在另一种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下受过审查的来文。这些保留受到了委员会的尊重。

6.  《任择议定书》的目的和宗旨是要促进实现《公约》的宗旨,并执行其各项规定,办法是允许对个人根据《公约》应享有的权利遭到缔约国侵犯的指控进行国际调查。如果委员会有权对个人提出的有关其根据《公约》应享有的权利受到了《公约》缔约国的侵犯的各项指控进行审议,这最符合《公约》的宗旨,也最有利于《公约》的实施。但是,一个国家承担确保和保护《公约》所载所有权利的义务,并不意味着给予委员会对个人的指控进行审查的权利。只有当《公约》的缔约国也加入了《任择议定书》时才能获取这种权利。如果一个缔约国可以任意接受或不接受一种国际监测机制,那么就很难想象为什么它不能够任意决定这一机制只适用于某些权利或情况,条件是条约本身并不排除这一可能性。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否定,这在人权法中并不是一项合理的准则。

7.  委员会认为,本案中缔约国所作保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该缔约国专门挑出一个个人群体,即那些被判处死刑者的群体,对其实施少于其他人口群体所享有的程序保护。根据委员会的思想,这一行为构成了违反《公约》及其议定书中所载的一些基本原则的歧视。我们认为这一论据不能令人信服。

8.  不言而喻,一个缔约国不能提出一项触犯国际法绝对法规的保留。因此,例如对《任择议定书》提出一项基于种族、宗教或性别对个人进行歧视的保留就是无效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缔约国对违约行为的各类潜在受害者所作的任何区分都是不可接受的。一切均取决于这种区分本身以及作出这种区分的客观理由。

9.  在处理《公约》第26条所禁止的歧视时,委员会一贯认为,对个人所作的任何区分并非均构成歧视。没有任何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不能在此适用这一做法。由于我们在此谈论的是对《任择议定书》而不是对《公约》本身提出的一项保留,因此这并不要求我们看一下被判处死刑者的实质权利和其他人的实质权利之间应有什么不同,而要求我们看一下被判死刑者提交的来文与所有其他人士提交的来文之间有何区别,委员会已决定对问题的这一方面置之不理,而这一方面却构成了所涉缔约国提出的保留的依据。

10.  所涉缔约国退出《任择议定书》的理由在委员会意见的第6.3段中已有陈述,因此无须在此加以赘述。十分明确的是,被判死刑者提交的来文与其他人的来文之间的区别在于它们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由于缔约国受宪法的限制,即使得知缔约国遵守了《公约》规定的义务,但只要被判死刑者提交一份来文即可阻止该缔约国执行已判处的刑法。换句话说,来文的结果并不取决于委员会的意见—— 是否发生了侵权行为,如果发生,应该建议采取何种补救办法—— 而是取决于提交来文这一行为。而任何其他类别的可能提交来文的人士的情况则并非如此。

11.  必须强调指出,如果缔约国受到的宪法限制使它处于一种侵犯《公约》规定的实质性权利的情况,则退出《任择议定书》和接着重新加入就不是一种合法的步骤,因为其目的可能是要使所涉缔约国能够继续违反《公约》而不受任何惩罚。令人庆幸的是,本案的情况并非如此。在等待死刑的时间是否使拖延执行死刑构成残忍和不人道的惩罚的问题上,尽管委员会的意见与枢密院采取的立场(在委员会意见的第6.3段中提及的案例中大相庭径,但是一个坚持枢密院意见的缔约国并未违反它根据《公约》所应承担的义务。

12.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没有理由认为所涉缔约国的保留不符合《任择议定书》的目的和宗旨,鉴于保留明确涉及了目前的来文(提交人对这一事实未提出质疑),因此我们认为不应受理本项来文。

13.  鉴于我们在上文中所述的本项来文不予受理的理由,我们本来无须处理一个因委员会的意见而引起的另一个问题:一项无效的保留的影响。但是,鉴于这一问题十分重要,而且委员会本身已对这一问题表示了自己的观点,因此我们不能对它置之不理。

14.  委员会在其意见第6.7段中指出,它认为不能认为保留符合《任择议定书》的目的和宗旨。委员会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后接着指出,“其后果是委员会有权根据《任择议定书》对本项来文进行调查。”但委员会并没说明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而这种原因远不是不言而喻的。鉴于委员会的意见本身未作出解释,我们不得不假设委员会在其有关对《公约》的保留的第24号一般性意见中采取的态度即为一种解释。

15.  委员会在第24号一般性意见中对于使一项保留不符合《公约》的目的和宗旨的因素作了论述。在第18段中,委员会审议了一项不符合《公约》的保留造成的后果,并指出:

“一项不能接受的保留的正常后果并非《公约》对保留国完全无效。而是一般说来,这种保留是可以分开的,也就是说,即便保留没有起到作用,《公约》对保留国还是有效的。”

众所周知,委员会的这一作法受到了人们激烈的批评。许多国际法专家认为,这一作法违反了各种条约制度的基本前提,即一个国家的条约义务是其同意承担这些义务的一种体现。批评者坚持认为,如果一项保留不符合一项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则保留国不得加入该项条约,除非它撤回这一保留。根据批评者的观点,在处理对《公约》提出的保留时,脱离条约法的普遍原则是没有充分理由的。

16.  我们无意在本案中重新辩论第24号一般性意见中所涉及的整个问题。我们只希望指出,即使在处理对《公约》本身作出的保留时,委员会也并不认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一项不可接受的保留都会不起作用,使保留国在保留无效的情况下成为《公约》的一个缔约国。从上文援引的第24号一般性意见的章节中可以看到,委员会只是说这是通常的情况。正常的假设是,批准或加入并不取决于保留的可接受性,而且,保留的不可接受性并不会使保留国同意加入《公约》的决定失效。但是当保留国同意加入《公约》的决定非常明显地取决于保留是否可以获得接受时,就不能适用这一假设。对《任择议定书》作出的保留也是同样的情况。

17.  正如委员会意见第6.2段中解释的那样,1998526日,所涉缔约国宣布退出《任择议定书》,但随后又立刻带着保留态度重新加入该议定书。该缔约国还解释了它不能接受委员会有权处理被判死刑者提交的来文的理由。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十分明显的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如果不提出有关保留,就不准备加入《任择议定书》,而且重新加入取决于该项保留是否获得接受。因此,如果我们接受委员会的保留无效的意见,那么我们就必须认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不能成为《任择议定书》的一个缔约国。当然这也将使来文不能得到受理。

18.  在结束我们的意见时,我们希望强调指出,我们同意委员会的下述观点,即所涉缔约国提出这一保留是令人遗憾的。我们也认为这一保留超出了为照顾所涉缔约国的宪法限制所必要的范围,因为即使在已经超过枢密院规定的时限(本项来文中的情况似乎如此)时,它也不允许被判死刑者提交来文。我们了解到,自从所涉缔约国宣布退约和重新加入以来,枢密院的判例已出现了新的发展,它们可能使这一保留失去存在的必要。这些因素并不影响这一保留是否符合《任择议定书》的目的和宗旨的问题。但是我们确实认为我们应当表示希望:缔约国对是否需要作出这一保留进行重新考虑,并撤回这一保留。我们还要强调一个明确的事实:保留是否可以获得接受绝不影响所涉缔约国履行其根据《公约》规定所应承担的一切实质性义务的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确保和保护被判死刑者根据《公约》应享有的权利。

 

N. Ando  (签名)

P. N. Bhagwati  (签名)

E. Klein  (签名)

D. Kretzmer  (签名)

 

[提出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本报告一部分。]


委员会委员Louis Henkin的个人同意意见

我同意这一结果。

 

Louis Henkin  ( )

 

[提出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本报告一部分。]

 


 

* 委员会的下列成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Nisuke Ando先生、Prafullachandra N. Bhagwati先生、Christine Chanet女士、Elizabeth Evat女士、Louis Henkin先生、Eckart Klein先生、David Kretzmer先生、Cecilia Medina Quiroga女士、Fausto Pocar先生、Martin Scheinin先生、Hipólito Solari Yrigoyen先生、Roman Wieruszewski先生和Maxwell Yalden先生。由委员会一名成员签字的一份个人同意意见和由委员会四名成员签字的一份反对意见的案文附在本文件之后。

HRI/GEN/1/Rev.3, 1997815日,第9页及以下各页。

R.2/11号来文,Motta诉乌拉圭;第257/1987号来文,Kelly诉牙买加;第373/1989号来文,Stevens诉牙买加;第597/1994号来文,Grant诉牙买加。

336/1988号来文,Fillastre诉玻利维亚;第27/1978号来文,Pinkney诉加拿大;第283/1988号来文,Little诉牙买加;第210/1986号和225/1987号来文,PrattMorgan诉牙买加;第253/1987号来文,Kelly诉牙买加;第523/1992号来文,Neptune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在这一点上提到了联合王国1957年的《杀人罪法》,该法只对第5条所规定的死刑谋杀罪(以枪击或爆炸方式进行谋杀,为偷盗进行谋杀、为抗拒逮捕或逃离关押进行谋杀以及谋杀值班的警官和监狱工作人员)以及第6条规定的多次谋杀罪判处死刑。

但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法律确实作出了规定,将非全责性谋杀或受挑衅后进行的谋杀从谋杀罪减为非蓄意杀人罪。

律师指出,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在Reckley诉公共安全部部长(2)(1996)2WLR 281一案和De FreitasBenny(1976)A.C.一案中规定了这些原则。

Golder诉联合王国(1975)A18Airey诉爱尔兰(1979)A32

377/1989号来文,Currie诉牙买加。

I/GEN HR/1/Rev.3,1997815日,第48段。

2A.C.1,1994年。

HRI/GEN/1/Rev.3, 1997815日,第4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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