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versity of Minnesota

 

第819/1998号来文,Kavanagh诉爱尔兰
(2001年4月4日第七十一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 交 人: Joseph Kavanagh先生(由Michael Farrell先生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爱尔兰
来文日期: 1998年8月27日(首次提交)
决定受理和通过
意见的日期: 2001年4月4日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2001年4月4日举行会议,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结束了对代表Joseph Kavanagh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819/1998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通过如下: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4款提出的意见

1. 1998年8月27日的来文提交人是Joseph Kavanagh先生,爱尔兰国民,生于1957年11月27日。提交人指控爱尔兰共和国违反了《公约》第2条第1款和第3款(a)项、第4条第1和第3款、第14条第1、第2和第3款和第26条。《公约》和《任择议定书》于1990年3月8日对爱尔兰生效。提交人由律师代理。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审查本来文:Nisuke Ando、Prafullachandra N. Bhagwati、Christine Chanet、Louis Henkin、Eckart Klein、David Kretzmer、Rajsoomer Lallah、Cecilia Medina Quiroga、Rafael Rivas Posada、Nigel Rodley、Martin Scheinin、Ivan Shearer、Hipólito Solari Yrigoyen、Ahmed Tawfik Khalil、Patrick Vella 和Maxwell Yalden。
本文后附委员会五名委员签署的一份个人意见。
背 景

2.1 爱尔兰宪法第38条第(3)款规定在根据法律有可能确定普通法院“不能充分保证有效司法和维护公共治安和秩序”的情况,可通过法律设立审判罪行的特别法院。1972年5月26日,政府行使职权,根据1939年危害国家的犯法行为法令(法令)第35节第(2)款宣布成立审判某些罪行的特别刑事法院。法令第35节第(4)和(5)款规定,政府和议会无论何时只要确信普通法院能重新充分保证有效司法和维护公共治安和秩序,即应分别发表终止特别刑事法院制度的解除公告或决议。迄今为止,没有颁布此种废除公告或决议。
2.2 根据法令第47节第(1)款,特别刑事法院对“明确规定的罪行”(即清单中具体载明的罪行)有管辖权,只要总检察长“认为”受到如此指控的人由特别刑事法院而不是普通法院审判“为妥”即可。“明确规定的罪行”,其范围载于1972年危害国家的罪行(明确规定的罪行)的命令,其中包含1861年蓄意损害法所指的罪行、1883年爆炸物法、1925-1971年火器法和1939年危害国家罪行法。同年晚些时候又增加了一类罪行,即1875年同谋与财产保护法第7节规定的罪行。如果总检察长证明,根据法令第47节第(2)款,他或她认为“在对受某项指控的某人进行审判过程中,普通法院不能充分保证有效司法”,特别刑事法院也对非明确规定的罪行有管辖权。公诉主任行使总检察长下放的权力。
2.3 普通刑事管辖法院实行陪审团制度,而特别刑事法院则由三名法官组成,他们经多数表决作出决定。特别刑事法院还使用有别于普通刑事法院的程序,包括被告不能使用对某些证人的证据进行预审的程序。

陈述的事实

3.1 1993年11月2日发生一起严重、显然组织严密的事件。在该事件中,一爱尔兰银行公司的总裁、其妻子、三个孩子和保姆在家里被一个七人团伙拘留和遭到攻击。总裁随后在暴力威胁下被引诱从有关银行偷出一大笔钱。提交人承认参与了此事件,但声称他本人也在事件发生之前被该团伙绑架并且是在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受到胁迫和暴力威胁下行动的。
3.2 1994年7月19日,提交人因受与事件有关的七项指控被逮捕;即私禁、抢劫、勒索金钱、共谋勒索金钱和意图犯私禁罪而拥有火器。六项指控为非明确规定的罪行,第七项指控(意图犯私禁罪而拥有火器)为‘明确规定的罪行’。
3.3 1994年7月20日,经公诉主任1994年7月15日依据法令第47节分别关于明确规定的罪行和非明确规定的罪行的第(1)和(2)项下达的命令,提交人直接在特别刑事法院受到所有七项罪行的指控。
3.4 1994年11月14日,提交人向高等法院提出请求,对公诉主任的命令进行司法审查。高等法院同天准予请求;提交人的请求于1995年6月受到审理。提交人坚持认为他受到指控的罪行与颠覆和准军事无关;普通法院足以审判他。提交人质疑1972的公告,理由是公告所依据的意见已不再有任何合理的事实依据。他谋求这样一种声明。他还谋求废除公诉主任关于非明确规定的罪行的证明,理由是如果由特别刑事法院审判的非明确规定的罪行与颠覆行为无关,公诉主任则无权证明此种罪行。为此,他坚持认为总检察长向第四十八届人权事务委员会的陈述,即特别刑事法院系目前与北爱尔兰有关的运动所必须,引起一项合理的期望,即仅与北爱尔兰有关的罪行才提交该法院。他还坚持认为,由特别刑事法院审判他的决定构成对他不公正的歧视。
3.5 1995年10月6日,高等法院驳回了提交人的所有论点。法院认为,继早些时候的权威结论,如无不诚实之证据或公诉主任没有受到不当动机和政策之影响,对其决定不可复查。法院认为,证明非颠覆或非准军事性质的非明确规定的罪行并无不妥之处。法院的结论是有理由相信作出适当和有效决定是可能的,因而维持公诉主任的证明。至于对1972年公告本身的含蓄攻击,高等法院认为其权力局限于审查政府1972年的行为是否符合宪法;法院不能对第35节第(4)款规定的政府结束特别制度的现行义务发表意见。高等法院认为由它擅自废除该公告无异于在法院没有职责的领域篡夺立法权。
3.6 关于下列论点,即对提交人的审判方式有别于对受到类似但并非为特别刑事法院审判所核证的罪行指控的人的审判方式,高等法院认为提交人未能证实这样一种不同的待遇是有害的。最后,高等法院认为国家代表在一国际委员会的陈述不会改变一生效法律的效果或限制公诉主任根据该法行使的酌处权。
3.7 1995年10月24日,提交人上诉最高法院。具体而言,提交人坚持认为1972年的公告旨在对付颠覆罪行,决无让特别刑事法院的职权范围包含‘普通罪行’的意图。提交人进一步认为,政府一旦确信普通法院能有效保证有效司法和维护公共治安和秩序,就有义务复审和废除该公告。
3.8 1996年12月18日,最高法院驳回了高等法院的决定准许提交人的上诉请求。最高法院认为政府1972年发表公告的决定实际上是一项政治决定;政府有权假定该决定符合宪法,因为它并未受到驳斥。最高法院认为,根据法令第35节政府和议会一旦确信普通法院能再次适当履行其职责,则有义务废除该制度。尽管原则上可以对特别刑事法院的存在进行司法审查,但最高法院认为没有证据表明维持该制度等于违犯宪法权利,因为该情况受到不断审查且政府仍确信该制度有存在之必要性。
3.9 继早些时候在《人民(公诉主任)诉Guilligan》[i] 案中的判例,最高法院认为法令也允许特别刑事法院审判“非颠覆”罪行,只要公诉主任认为普通法院不能胜任即可。由于上诉被驳回,提交人为此声称已用尽爱尔兰司法制度有关这些问题的一切可能的国内补救。
3.10 在一系列保释申请遭拒后,特别刑事法院对提交人的审判于1997年10月14日开始。1997年10月29日他被判定犯有抢劫、意图犯可诉罪即私禁而拥有火器即手枪、和意欲偷盗而勒索现金。提交人分别被判12年、12年和5年徒刑,一并追朔到1994年7月20日(提交人被关押的日期)。1999年5月18日,刑事上诉法院驳回了提交人对其判决上诉的请求。

申 诉

4.1 提交人声称公诉主任要求特别刑事法庭审判他的命令违反了第14条第1和第3款保护的公平和势力完全相当的原则。提交人控诉说,与受到类似或同等刑事罪指控的其他人相比,他处于严重不利地位。他们与他不一样,由普通法院审判,因此可以利用范围更广的可能保护条款。提交人强调说,由陪审团审判他的案件以及有可能对证人作预审将特别重要。对若干关键证人的信誉进行评估将是他的案件中的主要问题。因此,提交人指称受到任意限制和在程序权力方面受到不公正待遇,因为公诉主任对其决定没有提出任何原因或理由。
4.2 提交人承认第14条第3款没有明确规定由陪审团审判和对证人进行预审的权利,但他说第14条第3款的要求为实现公正仅规定了一些要求而并非总是全部要求。他坚持认为作为一个整体该条的明确意图是为所有人公平提供重要保护。因此,提交人坚持认为这些权利受到第14条的同等保护。他说它们是缔约国司法管辖中的关键保护。
4.3 提交人进一步控诉说,公诉主任根据法令第47节作出的决定没有提出任何理由或解释,因而违反了第14条第1款规定的进行公开审讯的保证。缔约国的最高法院在《H诉公诉主任》[ii] 案中裁定,除了诸如不诚实等特殊情况外,不能强迫公诉主任为其决定提出理由。提交人称,与对他的审判有关的关键决定,即审判程序和审判场所的选择,是秘密作出的;所依据的考虑因素既没有向他透露也没有公开,因而不容任何反驳。
4.4. 此外,提交人指控公诉主任的决定违反了第14条第2款保护的无罪推定原则。他认为爱尔兰政府1972年重新建立特别刑事法院是因为北爱尔兰暴力日增,意图是更好地保护陪审团,使之免遭不适当的影响和外来干扰。提交人认为公诉主任的决定相当于裁定,要么提交人是卷入北爱尔兰冲突的准军事或颠覆集团的成员或与之有联系的人员;要么如果在普通法院审判,他或与他有联系的人员有可能企图干扰或影响陪审团。他还说,在这样的情形中一直被拘留到审判也意味着裁定他犯有一定程度的罪。
4.5 提交人否认他现在或曾经与任何准军事或颠覆集团有联系。因此,他坚称,公诉主任在他的案件中的决定意味着他势必与对1993年11月2日绑架行为负有责任的犯罪团伙有联系,而该团伙有可能干扰或影响陪审团的决定。提交人否认与犯罪团伙的任何牵联。他认为这是对他的审判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因此不能由公诉主任事先决定。
4.6 提交人认为缔约国没有按第2条的要求提供有效补救。就他的案情而言,作出的决定引起《公约》所指的明显问题并且没有给予有效司法补救。鉴于法院自我束缚并将其审查局限于公诉主任理由不诚实、动机不当或考虑不妥的特殊和几乎无法证明的情况,有效补救之存在无从谈起。鉴于提交人对任何此类特殊情况之存在无异议,对他无补救可言。
4.7 提交人还指称存在违反第26条规定的不歧视原则的情况,因为他在没有客观理由的情况下被剥夺了受类似罪行指控的其他被告享有的重要法律保护。为此提交人认为爱尔兰政府1972年宣布成立特别刑事法院的公告,根据《公约》第4条第一款,是对第14条保护的某些权利的克减。他说,在北爱尔兰导致政府作出决定的日益增长的暴力已经停止,再也不能被称为威胁民族存亡的公共紧张局势。因此,提交人坚称已不再需要继续克减《公约》规定的权利。爱尔兰维持特别刑事法院的存在将违反第4条第1款规定的义务。
4.8 最后,提交人指控爱尔兰也违反了第4条第3款规定的义务。他认为爱尔兰不废除1972年的公告至少于现在事实上或非正式地克减了《公约》第14条规定的权利,而没有按要求通知《公约》其他缔约国。

缔约国对来文可否受理的意见

5.1 缔约国认为由于没有穷尽国内补救,来文应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2款(b)项被宣布为不予受理。提交人在提交其来文时没有对定罪向刑事上诉法院上诉。缔约国还坚称,本控诉提出的各方面的问题根本没有提交当地法院。缔约国认为提交人从未在国内法院提出他没有得到公开审讯或假定他无罪的宪法权利受到侵犯的问题。因此,缔约国认为来文的这些方面应不予受理。缔约国在其陈述附件中的确提供了其高等法院1995年的决定,其中最高法院认为公诉主任的决定没有违反无罪推定原则。[iii] (在随后的陈述中,缔约国承认在两个层面的司法审查程序中提出过无罪推定问题。)
5.2 缔约国还详细论证说,提交人在逮捕、拘留、受到指控和审判过程中享受到《公约》规定的充分保护。缔约国进一步坚称,《公约》各有关条文不适用于提交人的审诉、这些审诉与《公约》条款有抵触并且没有充分证据。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陈述提出的意见

6.1 除了对缔约国关于证据和《公约》适用性的论点作答复外,提交人评论了关于穷尽国内补救问题。他表示他正对定罪上诉;这种上诉仅涉及到审判时提供的证据和从中得出的推论。他坚持认为在对他的审判之前,已对与公诉主任的证明和他受到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待遇有关的问题提出充分诉讼,直到最高法院。针对缔约国的论点,即在国内法院没有提出没有得到‘公开’审讯和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的问题,提交人宣布整个司法审查过程全部争论的就是这些要求的实质。

缔约国对来文是非曲直的意见

7.1 缔约国宣布其宪法专门允许根据法律规定成立特别法院。缔约国指出,继1997年1月14日推行定期政府审查和评价程序以来,1997年2月11日-1998年3月24日和1999年4月14日进行,考虑到国家有关机构意见的审查得出的结论是该法院需要继续存在,原因不仅是暴力事件继续给国家安全造成威胁而且还因为司法受到特别威胁,包括对陪审团的恫吓,而这些威胁和恫吓的产生又因为有组织和残忍的犯罪团伙现象抬头,主要是参与贩毒和暴力犯罪的团伙。
7.2 缔约国认为特别刑事法院制度符合《公约》第14条规定的所有标准。缔约国指出第14条和委员会对第14条的一般评论以及其他国际标准均没有要求由陪审团审判或可对证人进行宣誓审查预审。而这方面的要求仅仅是审判要公平。这些要素缺一或均无,这本身并不会使审讯不公平。在许多国家可能存在不同的审判制度;不能仅因存在不同的机制就视之为违约。
7.3 关于提交人提出的,他未能对证人进行宣誓预审等于违反第14条保证的公平审判的指控,缔约国强调说,双方处于同样情况,因此在审讯中处于公平和平等地位。总之,这样一种预审只能起到提出审判时可能要提的问题,对审判本身并无影响。
7.4 关于提交人的论点,即他因‘普通’刑事指控而被特别刑事法院审判,这是对他的权利的侵犯,缔约国坚称,适当司法必须受到保护,免遭各种威胁的破坏,包括社会上的颠覆集团、有组织的犯罪和对陪审员的恫吓等产生的威胁。正如公诉主任在这里所证明的,在对正常陪审程序完整性存在此种威胁的情况,被告权利实际上受到由三名公正法官组成的法庭的更好保护,他们比陪审团不易受到不当外来影响。缔约国指出,公诉主任必须确信普通法院不能胜任方可启用特别刑事法院。造成普通法院不能胜任的原因不仅有‘政治上’、‘颠覆’或准军事罪行而且还有“普通匪徒或资金雄厚和组织周密的贩毒交易或有可能相信陪审团因一些腐败原因或因受到威胁或受到非法干扰而无法主持公道的情况”。[iv] 因此,提交人关于他的罪行不属于‘政治’性质的论点并不防碍特别刑事法院的启用。
7.5 缔约国认为提交人也享受到《公约》第14条第3款规定的所有权利。在爱尔兰不仅受普通刑事法院审判的所有人而且根据1939年法令第47节设立的特别刑事法院审判的所有人均享受到这些权利。
7.6 提交人指控说由于公诉主任不必和没有对证明普通法院不能胜任的决定给予理由,因而他没有得到第14条第1款保证的‘公开’审讯。对此指控,缔约国认为受到公开审讯的待遇适用于法院诉讼,特别刑事法院也在各阶段和各级进行公开审讯。公开审讯权不适用于公诉主任的预审决定。要求公诉主任对其决定提出理由或加以解释,这也不可取,因为这将会引起对保密性质的资料进行调查,造成安全影响,破坏建立特别刑事法院的根本目的,而且也不符合整个公共利益。
7.7 关于提交人其权利-第14条第2款规定的无罪推定-遭到侵犯的指控,缔约国坚称无罪推定是爱尔兰法律载明的,特别刑事法院必须而且的确遵守的基本原则。特别刑事法院与普通刑事法院必须履行同样的举证责任,即超出合理怀疑范围的有罪证据。如果法院不能履行该举证责任,提交人则将被无罪释放。
7.8 缔约国指出,被告在审判一开始成功地推翻了一项罪行,在三项罪行中被宣告无罪但被证明犯有另三项罪行。更笼统而言,缔约国指出,在特别刑事法院于1992年至1998年之间起诉的152人中,48人表示服罪、72人被定罪、15人被宣告无罪、17人的起诉被撒回。关于提交人的审判,在刑事上诉法院提出了无罪推定问题,法院认为根据所有证据无罪推定原则没有受到侵犯。
7.9 缔约国认为,鉴于上述因素作为一个整体表明特别刑事法院实行的程序是公平的,符合《公约》第14条,公诉主任让该法院审判提交人的决定不可能违反第14条。
7.10 关于提交人受到有违第26条的不公平和任意对待的指控,缔约国坚持认为所有人受到法令制定的法定办法的同样待遇。所有人一律服从公诉主任的评估,即普通法院可能不足以保证有效司法和维护公共治安和秩序。此外,提交人与其案件由公诉主任证明的任何其他人受到同样待遇。即使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所受待遇有别于受类似或同样严重罪行指控的其他人的待遇,但所有案件均适用了合理和客观标准,即普通法院被评估为不能胜任审理特定案件。
7.11 缔约国称,与提交人的断言相反,警察当局相信提交人的确是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一名成员。缔约国指出了罪行的严重性、犯罪活动周密计划的性质和罪行的残忍性。尽管提交人被收监待审,这仍不能排除赔审团受到该团伙其他成员威胁的可能。提交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表明公诉主任的这一评估出于恶意,受不当动机或政策左右或属于主观武断。
7.12 最后,关于提交人提出的缔约国没有按第2条的要求对侵犯权利行为给予有效补救的指控,缔约国指出,其宪法保证给个人广泛的权利、提交人指称的若干违法行为受到法院审理,直到该国的最高法院。法院充分处理了提交人向其提出的问题,接受提交人一些论点,同时拒绝一些其他论点。
7.13 缔约国也拒绝提交人根据第4条提出的关于缔约国正事实上或非正式地克减《公约》规定的权利的论点,视之为文不对题。缔约国论证说,第4条允许在某些情况中的克减,但缔约国在这里并没有援引这项权利;该条在这里不适用。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来文是非曲直的意见提出的评论

8.1 缔约国为了证明公诉主任让特别刑事法院审判提交人的决定提出赔审团或证人有可能受到其他同伙成员的威胁的论点,对此,提交人答复说,缔约国从未透露公诉主任作此决定的理由。此外,公诉主任在所有保释申请时从未提出存在受到提交人恫吓的危险。总之,由公诉主任决定提交人或团伙中的其他人会进行这种行为—— 如果这确实是该决定的理由的话—— 等于让公诉主任预决审判结果。提交人也没有获得驳斥公诉主任假定的任何机会。
8.2 关于缔约国的论断,即提交人确实是一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的成员,提交人提出强烈抗辩,指出这是缔约国第一次提出这种论断。实际上,在向法院提出保释请求时,警察专门排除了任何此种联系;在审判期间,除了参与犯罪行为本身的证据外,法庭上没有举出有关这方面的任何证据。总之,缔约国没有说明这是否是公诉主任决定的理由;如果是,则该决定对审判问题作了预先判断。
8.3 对于缔约国有关第14条的具体陈述,提交人指出了委员会在第13号一般性意见中提出的意见,即第14条第3款规定的要求是起码的保障,遵守这些要求并非始终足以确保第1款保护的审讯公平。
8.4 关于政府于1997年2月、1998年3月和1999年4月对特别刑事法院进行了审查的意见,提交人指出,这些审查没有宣布、没有让公众、非政府组织或专业机构提供投入,也没有透露谁进行这些审查的资料或政府为什么决定需要继续保留该法院的详细理由。因此,提交人坚持认为,审查似乎是完全在内部进行的,无独立内容,因而作为保护措施无真正价值。
8.5 关于缔约国的论点,即该法院仍然必要,主要因为组织严密的犯罪团伙抬头,常常与贩毒和暴力犯罪纠缠在一起,提交人指出,1972年的公告显然是在‘政治引起的暴力’的背景下颁布的,后来政府的多次声明,包括1980年向欧洲人权法院和1993年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的声明,[v] 均证实了这一点。特别法院的成立不可能存在其他理由。现代犯罪团伙的任何威胁不属于1972年公告的范围,要对付这种威胁将需要颁布新的公告。总之,涉及团伙进行毒品交易和暴力的许多案件是由普通法院审理的;不存在提交人的案要有别于其他案件来对待的明显理由。
8.6 提交人拒绝缔约国的论点,即剥夺预审并没有使他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原告立场是同样的。提交人表示,原告能剥夺提交人这一权利并且是在已经会见和审讯了有关证人后这样做的,但提交人却不能剥夺原告的这一预审权利。因此,提交人认为这里存在力量不平等的问题。
8.7 关于缔约国“审讯是公平和公开”的论断,提交人表示他并没有说审判程序本身没有公开,而是公诉主任的决定没有公开,而该决定是确定指控的关键组成部分。审讯也不公平,因为既没有通知也没有提出理由,更没有机会反驳,提交人列举了欧洲人权法院 [vi] 的若干决定,认为在此情形中不存在有效和独立审查的真正途径。欧洲人权法院的决定认为不能用安全关注彻底否定对决定进行的有效司法审查。特别刑事法院将其管辖权严格限于审查公诉主任的决定。
8.8 关于无罪推定的权利,提交人认为,公诉主任将他送往特别刑事法院受审的决定是指控决定的一部分;公诉主任也受到这一假定的束缚。根据提交人,公诉主任的决定实际上等于确定提交人参与了颠覆组织或是进行绑架的团伙成员。提交人认为让他受特别刑事法院审判等于向法院发出信号,他是一危险犯罪团伙的一分子;难以相信这一因素对结果无影响。
8.9 在答辩缔约国关于在法律面前受到平等待遇的论点,提交人坚持认为,缔约国的论点,即对待他的方式与对待在特别刑事法院受到指控的其他人的方式一样,仅意味着他与在特别刑事法院被审判的若干少数其他人受到同样待遇但与受到类似犯罪指控但由普通法院审判的大多数人不一样。总之,由特别法院审判的其他18个人中的大多数受到颠覆性类型的犯罪指控。他被单独挑出,列入这一小群体的行列,而不给予任何理由和质疑该决定的任何有效手段。
8.10 关于这样一种区别是否客观、合理和符合《公约》规定的合法目的,提交人责问,鉴于准军事暴力大幅度减少,继续使用特别刑事法院是否恰当。即使这些程序是对颠覆活动的相称反应(提交人不承认参与了这些颠覆活动),但问题是这是否是对非颠覆性活动的合理反应。提交人认为无法确定 [vii] 该区别是否合理,因为公诉主任的标准无人知晓,而公诉主任负责起诉。
8.11 关于缔约国不援引《公约》第4条规定的克减权的论点,提交人认为缔约国虽然没有宣布任何紧急状态,但1972年成立特别刑事法院的公告实际上提出了仅在紧急状态下才适宜的措施。提交人表示当时和现在均不存在允许实行这样一种措施的条件—— 即民族生存受到威胁。总之,如果缔约国否认对第4条的援引,他就不得对其根据该条规定的特殊情况进行的行为寻找借口。

委员会要审议的问题和程序:

9.1 在审议来文所载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议事规则第87条决定根据《公约任择议定书》,申诉可否受理。
9.2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2款(a)项,委员会确信同一事项没有受到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
9.3 关于缔约国没有用穷国内补救措施的论点,委员会注意到对公诉主任的决定提起的审前诉讼已提交到最高法院。此外,提交人被定罪的上诉(其中提出了受公诉主任决定影响的审判问题)被刑事上诉法院驳回。向国内法院提出所涉问题的投诉人不需要使用《公约》的确切措辞,因为法律补救形式因国而异。而问题是整个诉讼是否产生了目前提交委员会的事实和问题。根据这些诉讼、缔约国法院的其他管制当局并鉴于没有证据表明存在额外补充办法,因此,委员会认为它没有理由不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2款(b)项审议来文。
9.4 关于提交人根据第2条提出的要求,委员会认为提交人这方面的论点并没有提出有别于根据其他条款审议的额外问题,下文将予以审查。关于指称的违反第4条的行为,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无意援引该条。
9.5 关于缔约国对可否受理问题的其余论点,委员会认为这些论点与有关案情问题紧密相连,不能与被提出的事实和论点的充分审查分开,否则就失去意义。委员会裁定来文应予以受理,因为根据《公约》第14条和第26条,它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

案情审查:

10.1 提交人称(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14条和第1款,因为将他送交特别刑事法院,使他没有获得赔审团的审判和在预审阶段对证人进行审查的权利,因此,他没有得到公平审判。提交人承认赔审团审判和预审本身并非《公约》所要求;缺少其中之一或两者并不一定使审判不公平,但他声称特别刑事法院对他进行审判的整个环节使得对他的审判不公平。委员会认为,在除了普通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审判,这本身并不一定违反公平审讯的原则;本案的事实没有表明存在这样一种违反行为。
10.2 提交人称第14条第1款所载法庭和裁判所面前平等要求遭到侵犯。他将他提出的(缔约国)违反第26条规定的他的权利的行为等同于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受到法律平等保护原则。公诉主任作出由特别刑事法院指控提交人的决定导致提交人在非普通构成的法院受到非普通审判程序的结果。这一区别使提交人失去国内法律规定的某些程序,使提交人受到有别于在普通法院受类似罪行指控的其他人的待遇。根据缔约国的审判制度,由赔审团审判尤其被视为一种被告人员通常能得到的一种重要保护。因此,根据第26条,缔约国必须表明由另一程序审判某人的此类决定基于合理和客观理由。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在法律(危害国家罪行法案)中规定了可根据公诉主任的选择由特别刑事法院审判的若干具体罪行。该法案还规定,如果公诉主任认为普通法院“不能确保有效司法”,任何其他罪行可由特别刑事法院审判。即使假定审判某些严重罪行的刑事制度,虽不完整但只要公平,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委员会仍认为下述做法有问题:议会用立法手段规定,经公诉主任无限任意决定(即“只要他认为适当”),具体严重罪行即属特别刑事法院管辖,并还允许任何其他罪行,如本案,也由特别刑事法院审判,只要公诉主任认为普通法院不能胜任即可。由特别刑事法院审判是否“适当”或普通法院是否“不能胜任”,对这样的决定不需要给予任何理由;缔约国没有向委员会提供为何在本案中作此决定的理由。此外,对公诉主任的决定的司法审查实际上局限于特殊和几乎无法表明的情况。
10.3 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未能表明由特别刑事法院审判提交人的决定有合理和客观理由。因此,委员会的结论是,第26条规定的提交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和受到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受到侵犯。鉴于有关第26条的这一裁定,在本案中没有必要审查《公约》第14条第1款所载“在法庭和裁判所”面前一律平等原则遭到侵犯的问题。
10.4 公诉主任没有预审提交人就作出召集特别刑事法院的决定。提交人认为这违反了第14条第1款规定的对他进行公开审讯的权利。委员会认为公开审讯的权利适用于审判。它不适用于公诉人和公共当局作出的预审决定。对提交人的审判和提交人的上诉是否公开进行的问题无异议,因此,委员会认为受到公开审讯的权利没有遭到侵犯。委员会还认为由特别刑事法院审判提交人的决定本身没有违反第14条第2款所载无罪推定原则。
11.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5条和第4款规定行事,认为现有事实显示存在违反《公约》第26条的情况。
12. 根据《公约》第2条第3款(a)项规定,缔约国有义务给予提交人有效补救。缔约国还有义务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违约情况:缔约国应保证人们不再受到特别刑事法院的审判,除非能提出作此决定的合理和客观标准。
13. 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2条规定,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其领土内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认在确定发生违约的情况下,给予有效且可强制执行的补救。有鉴于此,委员会希望爱尔兰政府在90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此外,还请缔约国广泛宣传委员会的《意见》。

[提出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i] [1986] I.R.495。
[ii] [1994] 2I.R.589。
[iii] 《O’Leary诉总检察长》[1995] 1I. R.254。
[iv] 最高法院,《人民(公诉主任)诉Guilligan》[1986] I.R.495,510。
[v] 在审议缔约国的首次定期报告时,缔约国的总检察长在委员会说,特别刑事法院“之所以需要,是为了确保公民基本权利和保护民主和法制,使之免遭与北爱尔兰问题有关的目前运动之害”。缔约国在《Holland诉爱尔兰》一案的陈述中提出了同样论点。(第593/1994号来文,1996年10月25日被宣布为不予受理,CCPR/C/58/D/593/ 1994)。
[vi] 《Trinnelly诉联合王国》(第62/1997/846/1052-3号案)、《Chahal诉联合王国》(第70/1995/576/662号案)和《Fitt诉联合王国》(第29777/96号申诉,2000年2月16日裁决)。

附 录
委员会委员Louis Henkin、Rajsoomer Lallah、
Cecilia Medina Quiroga、Ahmed Tawfik Khalil
和Patrick Vella的个人意见

1. 虽然可以从第26条的角度看待提交人的申诉,根据该条缔约国在立法、司法和行政行为方面有义务确保人人受到公平和无歧视待遇,除非另有基于合理和客观标准的理由,但我们认为本案中也存在违反《公约》第14条第1款规定的平等原则的情况。
2. 《公约》第14条第1款的第1句就载明了在司法制度本身中要实行的平等原则。这项原则超越并补充了第14条其他各款所体现的原则,即公平审判、有罪证据、程序和证据保障、上诉和审查权和最后,禁止同一罪名受两次审理。如果被指控犯有完全相同罪行的人不受对该问题有管辖权的正常法院审判,而是根据政府部门的任意决定由特别法院审判,这即构成对平等原则的违反。政府行使的这一酌处权是否可由法院复审并不改变这种违反行为。

Louis Henkin [签名]
Rajsoomer Lallah [签名]
Cecilia Medina Quiroga [签名]
Ahmed Tawfik Khalil [签名]
Patrick Vella [签名]

[提出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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