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versity of Minnesota

 

第749/1997号来文,D.McTaggart 诉牙买加* (1998年3月31日第六十二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Deon McTaggart(伦敦S.J.Berwin & Co.公司的David Stewart先生为其代理人)

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牙买加

来文日期: 1997年4月10日(首次提交)

根据《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2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1998年3月31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对Deon McTaggart先生根据《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749/1997号来文的审议,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其律师和缔约国提出的所有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4款通过了其意见。

1. 来文提交人Deon McTaggart 是牙买加国民,被关押在牙买加圣凯瑟琳区监狱,等待执行死刑。他声称他是牙买加违反《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6、7、9、10和14条规定的受害者。他由其律师,伦敦S.J.BERWIN & Co.法律公司的David Stewart先生担任其代理人。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Deon McTaggart 于1993年3月26日或前后时间被警察逮捕并被带到一个陌生的地点。警察将他打得不醒人事和伤痕累累,包括锁骨错位。他被告知,有一位Davy先生想要见,提交人似乎在1991年选举期间向警察告发Davy先生的一些人杀害了一位Kerr先生。

2.2. 晚上,提交人恢复知觉并设法逃离。其家属将他送往阿伯丁堂区的圣伊丽莎白,他在那里得到治疗。他在堂区一直住到1993年7月1日,然后离开牙买加。

2.3 McTaggart 先生在加拿大申请政治庇护被拒后被送回牙买加。他于1994年4月8日回到牙买加并在机场被捕,他被关押拘留直至受审。1995年4月12日他被宣判谋杀了一个叫Errol Cann 的人,并被判处死刑。1996年7月31日,牙买加上诉法院驳回了对定罪和判决提出的上诉。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于1997年3月20日驳回了提交人要求特准上诉的申请。

2.4 在审判期间,对此案件提出的起诉是1993年6月11日,Deon McTaggart和其他几个人在西班牙城圣凯瑟琳设下埋伏枪杀了Errol Cann,当时,他正坐车前往银行,存放其出售企业的收益。

2.5 控方提出了若干证人,包括一个名叫Dorothy Shim的人,在枪杀时,她正开着这辆车,她无法辩认行凶者,但是她指出,由于她看到一个小男孩推着一辆车挡住了汽车道迫使她放慢速度,最终停下车。当车停下时,Cann先生就被枪杀,据述使用的是一支连发性步枪。另一个人抓住车不放,当她加速开往医院时,被甩在地上。

2.6 14岁的David Morris做证说,他认识化名叫“德国人”的提名人已有4年了。他作证说,1993年6月10日,他被提交人及另外两个人绑架,他们威胁说要杀死他,因为其母亲是警方密探。第二天他被带到市场大街,并被迫将一辆手推车推向路中央。然后这些人将他放走。Morris 说,他躲在附近并看见了所发生的事件。一辆汽车驶向小推车后被迫停下,其中一名行凶者从一个纸袋中拿出一枝连发性步枪并走向汽车的乘客一边将受害人打死。汽车加速前进,提交人跳上汽车,但是在加速时跌倒在地。

2.7 控方进一步利用医学证据指出,死者胸部的多处枪伤是造成死亡的根源。

2.8 在审讯中,提交人在加拿大多伦多西部拘留中心关押时向两名牙买加官员所做的陈述被提出作为证据,当时,McTaggart承认他的化名是“德国人”。

2.9 在审判时,McTaggart 先生在被告席作未经宣誓的陈述时称,他当时并不在犯罪现场并否认他叫“德国人”。

申诉

3.1 1994年4月18日,提交人被送出加拿大,在抵达牙买加时被捕。1994年4月26日他在枪支鉴定法庭出庭。律师指称,直到5月11日提交人又一次被带到枪支鉴定法庭之后,才在巡回法庭出庭,这时他才第一次获悉对他的指控。1 据称,这已违犯《盟约》第9条第2款。

3.2 提交人于1994年4月18日被捕,于1995年3月28日受审,据称,拖延12个月才对其审判,而又不许保释,是一种不合理和不适当的拖延,从而违反了第9条第3款和第14条第3(a)款。

3.3 律师指出,提交人在预审时没有代理人,据称,辩护律师只与提交人见过两次面,每次都是在审判前会见20分钟。他宣称,律师未能要求休庭,以便与提交人一起审议在审判时未经通知就提出的控方证人的证词,从而形成了进一步的违反。据称,尽管提交人希望其律师访问犯罪现场,但律师并未这样做。由于提交人不能充分接触律师,从而没有充分的时间和手段来准备其案件,这一点违反了第14条第1和第3(b)和(d)款。

3.4 律师争辩说,提交人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因为新闻媒介对其案子作了广泛的报导。据称,报道的范围之广,甚至传到了加拿大,当时提交人住在一个拘留中心,正在申请政治避难。律师争辩说,由于媒体报道会对陪审团成员产生不利的影响,2 从而使提交者不可能得到一个公正的审判,这一点进一步违反了无罪推定。

3.5 律师又指称,提交人得不到公正审判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没有得到正确的指认,因为1994年5月11日,在他前往巡回法庭的途中,被带到枪支鉴定法庭,将他留在供警方使用的一个小房间内,由年轻的证人Morris指认。律师指称,在证人指认提交人之前,是警方将提交人指给证人看,据称这已违反第14条第2款规定的提交人的权利。

3.6 律师争辩说,审判中令人不满的方面,法官在联合行动中向陪审团传达错误指令,在证据方面也没有提供适当指示,这一切都造成审判的不公平。他尤其提到法官向陪审团说明如何解释对指认证据的对质。在此方面,律师提到证人Morris在证词中说,他与提交人相识已有四年,而法官在其证据结论中则说,他们认识只有4个月。据称这一相互矛盾是对第14条第1款的违反。此外,律师争辩说,Morris的证据不可靠,因为当提交人被关在监狱时,他正在一所教养学校。律师还提出,根据一项不合格的判决、执行死刑违反了《盟约》的第6条。

3.7 据称,在审判期间,辩护律师未召唤提交人父亲作为一名证人,违反了《盟约》的第14条第3(e)款。

3.8 律师宣称,提交人于1993年受伤,造成锁骨错位,错位的锁骨既未被扳正过来,也未得到医治。在审判前,其囚室条件非常糟糕;他与几个人所呆的囚室中没有便桶,据称所有这些已经违反了第10条第1款。

3.9 提交人在审判之前的拘留期间与各类囚犯关押在一间囚室中,据称,他在待审期间未与已定罪者分开,违反了《盟约》第10条第2款。

3.10 律师还指称,圣凯瑟琳区监狱的关押制度违反了第7条和第10条第1款。提交人被定罪之后,关押在一间单人牢房中,只能睡在一张泡沫塑料床垫上,牢房中有一个各种卫生用途的便桶,每天只能倒两次。据说,其来访者时不时被拒在外,既使允许见面,时间也非常短。1997年3月4日,提交人和其他几个死囚犯遭看守严重殴打,然后包括他本人在内的5个人被迫挤在一间牢房内。看守烧毁提交人的随身物品,包括其律师给他的信,审判记录副本和他提交枢密院的诉讼状副本。提交者再次遭到殴打。

3.11 据称,牙买加监禁制度内的犯人,尤其是死囚犯的康复条件不足,已经违反了《盟约》第10条第3款。

缔约国就可否受理和案情提交的意见

4.1 该缔约国在1997年6月12日提交的意见中,放弃了质疑来文可否受理的权利,谈到了提交人申诉的案情。关于指控违反第9条第1和第2款,该缔约国否认未将对提交人的指控正式通知他。在此方面,在加拿大时,牙买加一位警官就Cann先生被谋杀一事与提交人进行了面谈,他被送回牙买加并以此罪被捕,他在法庭出庭并为同一罪行扣押候审,因此,该缔约国指出,要说在此整个过程中,提交人从未被正式指控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4.2 关于从被捕到受审共有12个月的时间,形成了不适当的拖延的指控,该缔约国坚决否认在12个月之后审判一个人会形成对第9条第3款和第14条第3(a)款的任何违反。

4.3 关于指控说,由于在审判前大肆报道,使提交人得不到公平的审判,从而违反了第14条第1款,该缔约国否认宣传太广使提交人不能得到公平审判。

4.4 关于提交人在预审时没有代理人的指控,缔约国指出,由于提交人参加了由检察长发布的“自愿公诉书”,因此没有预审。提交人也就不可能有代理人。该缔约国争辩说,上述程序是牙买加法律规定的既定程序,并不违反《盟约》。

4.5 关于其余的有关违反第14条第1款的指控,该缔约国争辩说,所有这些都涉及到对事实和证据的评价,并认为根据委员会本身的判例,这些问题都应适当交由上诉法庭判断。

4.6 关于指控说,由于法律顾问的行为及其在受审之前与提交者见面的时间十分有限,从而违反了第14条第3(b)款,该缔约国指出,缔约国有责任为被告提供合格的法律顾问和不阻挠他们处理案件,因此,不能为顾问的这些行为负责。

4.7 关于指控说,由于辩护律师未能召唤一名辩方证人或在未事先通知便提出证据时,未要求休庭为反问作准备,从而违反了第14条第3(e)款,该缔约国引用上述同样的理由否认对《盟约》有任何违反。

4.8 关于指控说,由于提交人在判决前后的拘留条件差,尤其是在锁骨错位后得不到医治,从而违反了第7条和第10条第1款,缔约国回顾说,提交人自己承认是1993年受伤的,当时有一部分时间他是自由的,然后在加拿大一直拘留,到1994年4月。该缔约国拒绝为在此期间可能发生的任何得不到治疗的情况负责。关于指控说,提交人在1997年3月遭看守殴打,该缔约国保证将调查此事。3

4.9 关于指控说,在审判前的拘留中,提交人与已定罪囚犯关在一起,从而违反了第10条第2款,该缔约国指出,提交人被关押在中央警察局和总监狱。在此方面该缔约国指出,任何被定罪犯人都不会被关在中央警察局,而在总监狱,被定罪犯人与待审的人是分开的,从而否认违反了《盟约》。

5.1 律师重申,在最初的来文中所提申诉包括审判不公;律师不胜任,未能召唤证人和准备对提交人的审判、宣传过度;不适当的拖延,在判决前后遭到虐待;在待审期间,未与已定罪犯人隔离。律师指出,该缔约国对好几项指控未能作出答复,尤其是关于死囚犯的拘留条件,该缔约国承诺对殴打的指控进行调查,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未提供任何资料。

5.2 他进一步指出,关于未与已定罪犯人隔离一事,该缔约国只是将法律条例通知委员会,但是并未涉及到提交人的具体情况,因此没有遵守规则。

对可否受理的审议和对案情的审查

6.1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审议来文中提出的任何申诉之前,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87条,决定根据《盟约任择议定书》此案件是否可受理。

6.2 关于提交人宣称,其法律顾问在审判时未能够适当地代表他,因为在审判前,法律顾问只与他短短地见了一面,而且没有按照他的指示访问犯罪现场,也没有召唤辩方证人,从而违反了第14条第3(b)和(e)款,委员会回顾了其过去的判例,其中认为,不应由委员会来质疑律师的专业性判断,除非事实很清楚或法官已证实律师的行为违背了公正性。在此判例中,没有理由认为这名律师没有利用其最好的判断。在此情况下,委员会认为提交人不能根据《任择议定书》第2条提出申诉。

6.3 关于提交人就审判程序不正常、法官就解释指认证据对质的问题向陪审团作出不适当的说明和一名证人的证据与案情相关等提出的其余指控,委员会重申尽管第14条保障公平审判的权利,但是,一般都由《盟约》缔约国的法院来审查一个特定案例的事实和证据。同样,应由缔约国受理上诉的法庭而非委员会来审查法官向陪审团所作的说明或审判过程,除非法官向陪审团所作的说明明显专横武断或形成对正义的剥夺,或法官明显违反其公正性的义务。委员会收到的提交人的指控和审判记录副本显示在处理McTaggart先生的审判时并没有这方面的不足。特别是,在他说明如何解释由证人Morris提供的指认证据对质方面并未显示违反了其公正性的义务。为此,来文的这一部分不可受理,因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3条,这不符合《盟约》的条款。

6.4 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未能为了可受理的目的证实他是违反第10条第3款的受害人。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2条,来文的这一部分不可受理。

6.5 委员会观察到,1997年1月枢密院司法委员会驳回提交人要求特准上诉的诉讼状,这表明就适用《任择议定书》而言,提交人已用尽了国内补救办法。在此案情下,委员会认为,应紧急着手审查案情。在此情况下,委员会注意到该缔约国已放弃了质疑可受理性的权利并开始对案情提出意见。委员会回顾《任择议定书》第4条第2款规定,接收国应在转收到来文以便对案情提出意见的6个月之内就来文中的案情提出书面意见。委员会重申,为了维护正义,如果该缔约国也愿意,这段时间可以缩短,4 委员会进一步指出,提交人律师已同意在此阶段审查案情。

7. 为此,委员会宣布其余的申诉可以受理并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1款的要求,对照当事方交给委员会的所有资料,毫不拖延地立即着手审查这些申诉的内容。

8.1 《盟约》第9条第2款规定任何被捕的人都应有权了解其被捕的原因和被立即告知对他的指控。McTaggart先生指出,直到1995年5月11日他在巡回法庭出庭时才了解到对他的指控,而这是他第一次了解他被捕的原因。委员会从摆在面前的由提交人律师提交的材料中注意到,McTaggart先生在其被捕的同一个星期内见到了一名律师,因此,提交人和其牙买加律师不太可能不知道他被捕的原因。在此情况下,并根据委员会所收到的资料,委员会认为,这并没有违反第9条第2款。

8.2 关于提交人指控说诉讼程序过于拖延,委员会指出,从提交人从加拿大返回后被捕到审判共拖延了12个月。尽管对一个死刑案件来说,从被捕到审判之间存在这段时间的拖延并不适宜,但是委员会根据其收到的材料认为,这并不违反第9条第3款和第14条第3(a)款。

8.3 关于指控说,提交人在预审期间没有代理人,从而违反了第14条第3 (d)款,委员会注意到,法官和陪审团是根据牙买加法律制度的正常程序,将提交人送上法庭接受谋杀罪的审判。陪审团在听取和评估了对他不利的证据后,判定他有罪,这一案件得到上诉法院的审查。他在根据既定程序对其他同案犯进行了预审之后返回牙买加时,加入了“自愿公诉书”,这一事实并不一定说明审判不公。而且,不论是在审判期间还是上诉期间,都从未将此事提交法庭。因此,委员会根据它所收到的资料认为,在此方面并未违反《盟约》。

8.4 提交人声称,由于媒体对此案件广泛报道,据称消息已传到加拿大,从而使他得不到公平的审判。委员会从摆在其面前的材料中注意到,加拿大所得到的有关此案的报道产生于加拿大境内,因为其中主要提到提交人在试图持假证件入境时,在多伦多机场被捕。律师未能向委员会提供有关牙买加新闻报道的任何材料。根据本案的案情以及对媒体报道可能对审判产生影响的担心,委员会认为并未违反《盟约》第14条第1款。

8.5 提交人声称,在审判前其牢房的条件非常差,他和几个人被关在一个没有便桶的牢房里。该缔约国除了泛泛地提了一下以外没有答复这一指控。因此,委员会认为提交人作为被拘留者的权利受到侵犯,从而违反了《盟约》第10条第1款。

8.6 关于圣凯瑟琳区监狱的条件,委员会指出提交人对其拘留的恶劣条件提出了具体的指控。他声称,他被关在一个单人牢房里,只能睡在一张泡沫塑料床垫上,一个各种卫生用途的便桶每天只能倒两次。其来访者不时地被赶走,即使可见面,时间也非常短。该缔约国并未反驳这些具体的指控。在此情况下,委员会认为将提交人限制在这样的条件下,违反了《盟约》第10条第1款。

8.7 提交人指称,1997年3月4日,他与另几名死囚犯遭看守严重殴打,然后包括他本人在内的5个人被强行关押在一间牢房里。后来,看守烧毁了他的随身物品,包括律师给他的信,审判记录副本和他提交枢密院的诉讼副本。委员会注意到,该缔约国承诺要调查此事。委员会认为,由于该缔约国没有提供任何资料,提交人所受待遇已形成被《盟约》第7条禁止的待遇,因此同样违反《盟约》第10条第1款规定的义务,即犯人应给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严的待遇。

8.8 提交人宣称,在审判前的拘留期间,他与各类囚犯关押在一间牢房里,没有与已定罪者分开,委员会注意到,该缔约国提供的资料表明,牙买加立法要求待审的人应与已定罪者分开。但是,该缔约国解释说,提交人被关押在中央警察局和总监狱,而总监狱的已定罪者是与待审的人分开的。根据资料,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未能为其申诉提出事实根据,因此,不形成对《盟约》第10条第2款的违反。

9. 根据《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4款行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摆在其面前的事实证明违反了《盟约》第7条和第10条第1款。

10. 根据《盟约》第2条第3 (a)款,提交人有权得到有效补救,包括赔偿。委员会敦请该缔约国采取有效措施,对提交人指控遭看守殴打一事进行正式调查,适当时,查出凶手、对其做出相应的惩罚并确保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违反事件。

11. 牙买加在成为《任择议定书》缔约国时,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形成对《盟约》的违反。本案件是在牙买加通知退出《任择议定书》并于1998年1月23日生效之前提交供审议的;根据《任择议定书》第12 (2)条,该缔约国应继续实施《任择议定书》。根据《盟约》第2条,该缔约国已承担保证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享有《盟约》所承认的权利并使确认其权利被侵犯的人得到有效的补救。委员会希望在90天之内收到该缔约国的资料,说明为采纳委员会的意见采取了哪些措施。

[以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通过,英文本为原本。随后又以阿拉伯文、中国和俄文印发,作为本报告的一部分。]

1 提交人填写了一张答卷交给其伦敦的律师,其中他说明,他在返回牙买加被捕的同一个星期内见了一名律师。

2 律师提交的媒体报道只提到在加拿大出现的新闻,当时提交人因利用假证件旅行在抵达多伦多后被拘留。律师在提交进一步资料时说明正在寻找牙买加媒体报道的证据,但是仍未向委员会提交任何资料。

3 截止1998年4月6日,没有收到该缔约国在此方面提交的任何资料。

4 见于1995年7月25日通过的对第606/1994来文(Clement francis 诉牙买加)的意见,第7.4段。

附录

Martin Scheinin先生的个人意见(部分不同的意见)

在两个重要的问题上,我的立场不同于委员会所表示的意见。我与委员会意见不同的其中一个问题是关于本案的内容,我发现除了委员会确定的违反事例以外,还有一些违反《盟约》的事例。另一个问题是关于该缔约国应承担向提交人作出有效补救的义务。在此方面,我的意见应理解成是一项澄清,而不是提出异议。

对第9条和第14条的违反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1款,委员会应参照该个人及有关缔约国所提出的一切书面资料,审议来文。如同牙买加的其他很多死刑案件一样,提交人的律师向委员会提交了长篇资料和内容广泛的文件,包括管辖法庭审判程序的记录。而缔约国只提交了一份3页半的信,既关于来文的可受理性,又关于案情,“以此希望加速委员会的审查”。该缔约国提交的资料并未解答提交人提出的所有申诉,在某些方面,该缔约国根据代表提交人提交的材料和在拿不出任何进一步证据的情况下作出广泛的推论。例如,当提交人的律师将提交人被驱逐出加拿大显然错说成是“引渡”时,该缔约国就声称,当提交人被引渡时,没有根据《盟约》第9条的规定被告知对其指控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该缔约国的表现使委员会处于一个必须作出选择的立场,或者根据由提交人律师在所提资料中的提出的但未得到该缔约国适当答复的指控,认为违反《盟约》,或是审查代表提交人提交的大量文件,以便对每项指控的案情进行一次独立调查。而这两种方法都是站不住脚的,有产生错误的风险,在死刑案件中这些错误确确实实是致命的。替代这两种方法的唯一另选方法就是要求当事方提供进一步资料和作出进一步澄清,而这是委员会不愿作出的选择,一方面是因为其资源非常匮乏,另一方面是因为加速处理死刑案件是一个十分正当的目的。

我对本案事实的调查结果有两点与委员会不同,从而在提交人的案件中又发现两处违反了《盟约》。

㈠ 据提交人说,他在加拿大时因在牙买加发生的若干犯罪事件而受到询问。在提交人被驱逐,回到牙买加之后(律师和该缔约国都将其错误地说成是“引渡”),立即遭到拘留,直到三个星期之后,即1994年5月11日,他才被告知对他的具体指控。该缔约国未能适当的答复这些指控,因为它根据引渡的概念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根据该个人和缔约国提交给委员会的所有书面资料,我认为这已违反《盟约》第9条第2款。

㈡ 我对指控违反第14条(公平审判)所持的态度部分也是基于上述的调查结果。如果提交人最初是因为若干罪行受到询问,如果在他被指控谋杀了Errol Cann先生之前,就被拘留了几个星期,而没有有效地联系到一位律师,人们一定会对接下来的尤其是涉及到死刑案件的审判是否达到公平审判的要求产生严重的疑问。不幸的是,委员会在第2.4至2.6段中对Cann先生被谋杀一事的意见描述正说明了审判的性质。委员会在第2.5段中提到了Dorothy Shim女士的证词,Cann先生被枪杀时,她正驾驶那辆车。根据委员会的意见,证人不得不将车停住,“因为她看到一个小男孩推着一辆车挡住了汽车道”。委员会在第2.6段中提到了一位名叫David Morris的人的证词,在此罪行发生时,他刚满13岁,提交人律师在向委员会提交的文件中多处将其称为是“一个小男孩”。根据委员会的叙述, Morris一定是作证说他如何在前一天晚上被提交人和另外几个人绑架,然后在犯罪现场“被迫将一辆手推推到路中央”。

这一叙述看似连贯,但是这只是对犯罪现场所可能发生的事情的重新描述。由于只有David Morris指认出提交人是行凶者之一,因此,提交人参与犯罪的真实性并不取决于对案情的描述是否除此以外都很连贯。然而,问题在于,如果委员会在第2.6段中提出的意见叙述是David Morris的说词,那么这就将他本人与犯罪连在了一起。,除了有可能对David Morris本人采取教养措施外,还会使人对他不是指认两三个人,而是包括提交人在内的6个人为行凶者的可靠性产生疑问。值得注意的是,6人中的其中4名已判无罪,其中一人由控方撤销指控,两人是陪审团宣判无罪,一人则提出上诉。提交人是6人中唯一被判处死刑的人,尽管无人指出,他可能就是向Cann先生发出致命一枪的那个人。此外,另5名被告在列队认人时被David Morris指认出,其中一些指认后来被发现并不可靠。而相反,提交人则没有参与列队认人,因为是David Morris自己证明,他认识提交人(见意见的第3.5和3.6段)。据提交人说(对此该缔约国并未提出异议) David Morris是在1994年5月11日,即罪行发生的11个月之后,在警方协助下指认提交人为行凶者之一,而正是在这一天,提交人被正式告知对他的指控。提交人否认认识David Morris。David Morris在谋杀发生后不久向警方所作的陈述,可能还包括指认行凶者的资料(如果当时Morris已知道这一情况),从未提交给管辖法庭,该缔约国也未将其提交给委员会。

根据审判记录中所列David Morris的证词,他于1993年6月10被一伙人绑架之后当晚被他们关押,第二天被这些人带到犯罪现场。他在那里被释放,并可不参与犯罪,自由地目睹Cann先生被谋杀,然后离开现场。在我看来, David Morris在审判中的证词显然是不可靠的,委员会不应该为了增加控方案件的连贯性而改变对事件的叙述。关于委员会可能提出的调查结果的关键性在于这是否与审判的公正性有关。陪审团裁定提交人犯有谋杀罪。审判记录表明,初审法官非常清楚和详细地指出,控方案件所依据的证据相互矛盾,特别是David Morris的陈述,审判时,他还未满15岁,是指证6名被告中的任何一个人和所有6个人的唯一位人。

委员会为方便其本身的工作,讨论了在Byron Young诉牙买加案件(第615/1995号来文)陪审团裁决的相关性,其中委员会所持的立场是,在国内上诉程序中,对陪审团的裁决提出质疑的可能性非常有限的这一事实并不构成对第14条的违反,除非,除其他外,审判本身不公平。

在本案中,初审法官即熟练又有良知地指出了控方案情的自相矛盾之处。然而,当陪审团对提交人的案件裁定有罪时,这即不能证实审判公平,也不能证实审判不公平。我的调查结果发现审判可能不公平和实际不公平是基于下列事实:(a) 提交人被拘留了三个多星期后,才被告知他涉嫌犯有的罪行,(b) 在实际审判之前,他很少有机会与律师联系,对通过法律顾问为其辩护产生了影响,(c) 审判是在提交人逮捕一年之后,也就是在犯罪将近两年之后才开始的,(d) 只有David Morris指认提交人是行凶者之一,而在罪行发生时,Morris刚满13岁,他在事件发生后不久被拘留期间向警方提供的说词从未提交给法庭。该缔约国对所有这些因素负有直接的责任,但是在委员会的会议上该缔约国并未适当答复这些问题。将这些因素加一起,已使提交人未能根据第14条第1款所保证,上述这一条的第2和第3款的进一步具体规定和有关死刑案件的第6条第2款,受到公平的审判。

我的调查结果并非要质疑委员会的立场,委员会认为,一般来说,应由《盟约》缔约国的法庭来审查一个特定案子的事实和证据,并由国内受理上诉的法院审查法官向陪审团所作的说明及审判过程(见意见的第6.3段)。我的问题在于,在本案情中,提交人是在上述(a)至(d)所述的事情过程中被剥夺了公平审判的先决条件之后,在1995年4月不能得到一次公平的审判。

关于有效补救的问题

委员会关于补救的作法,在其会根据《任择议定书》工作的二十所里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根据《盟约》第2条第3款,缔约国承担保证任何一个被侵犯了受《盟约》所保护的权利的人“得到有效补救”的法律义务。除了这一条一般性条款以外,第9条第5款规定任何遭受非法逮捕或拘禁的人,有根据《盟约》或国内法得到赔偿的权利。这两项义务都直接产生于《盟约》,而并非产生于委员会在根据《任择议定书》履行义务时,对在每种情况下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形成有效的补救作出解释或提出建议的任务权限。委员会在其最初的意见中并未具体说明补救的性质,尽管此案明确属于第9条第5款的范围(见对第5/1977号来文Moriana Hernández Valentini de Bazzano et al诉乌拉圭的意见,)但是,在委员会处理的第2个案件中已具体规定,如果确定违反了第9条,补救的适当形式就是赔偿(见Edgardo Dante Santullo Valcada对乌拉圭,第9/1997号来文)。最近几年,委员会对证实只是违反其他条款,而非第9条的很多案例建议将赔偿作为补救或部分补救的手段。委员会在其第十五届会议(1982年)上通过对Pedro Pablo Camargo诉哥伦比亚(第45/1979号来文)和Mirta Cuba Simones诉乌拉圭(第70/1980号来文)案件的意见时,当发现分别违反了第6、第10和14条后,首次提出了这样的赔偿建议。

希望将会继续进一步提出更加具体的补救办法。例如,委员会应欢迎提交人或律师在向委员会提交申诉时具体说明对受到的侵犯认为应得到的适当赔偿数额,而缔约国在答复来文时应提出对这一赔偿要求的意见。这样就使委员会能够顺理成章地为处理补救问题采取下一个步骤,即当委员会认为赔偿是适当的补救方法时,具体规定赔偿的数额和货币形式。这既能加强《任择议定书》的程序作为国际社会诉诸于正义的性质,又加强了委员会作为国际上解释《盟约》的权威的作用。

在死刑案件中,委员会在发现违反《盟约》之后,往往(但并非始终)将建议减刑或释放作为一项有效的补救方法。这两种补救方法都清楚表明,如果任何人因违反《盟约》被判处死刑,或在等待执行期间受到违反《盟约》规定的待遇,其补救应包括不执行死刑的不可改变的决定。当根据第14条得到公平审判的要求被侵犯时,委员会对此决定尤其清楚并采取一贯的作法。在几个案件中,委员会明确指出,在经历了不符合第14条要求的程序之后执行死刑,已形成对生命权利的违反,即违反了《盟约》第6条。

在涉及到对死囚犯违反《盟约》第7和/或第10条的情况时,委员会在提出补救的具体建议时并非始终如一。这当然不能改变受害者有权根据《盟约》第2条第3款得到有效补救的主要规则。委员会在就有关死刑的最重要案件,即Earl pratt和Ivan Morgan诉牙买加(第210/1986和第225/1987号来文)所提意见的最后一段中明确和令人信服地答复了如何形成对等待被处以死刑的人实行“有效补救”的问题:

尽管在本案中,第6条并非是一个直接问题,因为根据《盟约》处以死刑本身并不违法,但是,当缔约国违反了《盟约》所赋予的任何义务时,就不应执行死刑。委员会认为,违反第14条第3款(c)款和第7条的受害者有权得到补救;在此特殊情况下的必要先决条件就是减刑。

对照上述意见,委员会在第10段中对本案所提意见没有我预想的那样清楚。委员会根据第2条第3款指出,提交人得到的补救必须是有效的。委员会在重申该缔约国根据《盟约》直接承担法律义务之后,却指出本案的“有效补救”是作出赔偿。根据委员会所确定的违反,我认为应明确表示,有效的补救必须既包括减刑,也包括赔偿。除了委员会所裁定的违反以外,我认为还违反了第9和第14条,因此应适当表示提交人有权作为一项立即和不可更改的措施,将死刑减为有期徒刑,然后或者重新审判或释放。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更清楚地表明,对一个涉及死刑并证实违反《盟约》的案件来说,“有效补救”必须首先包括对受害者的绝对保护,以免除死刑。对一个死囚犯来说,任何其他补救不论如何“有效”,保留生命权是一项先决条件。

Scheinin先生(签名)

[原件:英文]


* 委员会下列成员参加了对此项来文的审查:Nisuke Ando先生、Prafullachandra N.Bhagwati 先生、Thomas Buergenthal 先生、Christine Chanet 女士、Colville勋爵、Omar El Shafei先生、Elizabeth Evatt女士、Eckart Klein先生、David Kretzmer先生、Rajsoomer Lallah先生、Cecilia Medina Quiroga女士、Fausto Pocar 先生、Martin Scheinin和Maxwell Yalden先生。委员会一位成员的个人意见全文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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