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versity of Minnesota

 

第705/1996号来文,D. Tavlor诉牙买加*
(1998年4月2日第六十二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Desmond Taylor(由设在伦敦的Clifford Chance代理)

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牙买加

来文日期: 1996年6月14日(首次提交)

决定可否受理和意见的日期: 1998年4月2日

根据《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2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1998年4月2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对Desmond Taylor先生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705/1996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其律师和所涉缔约国提出的所有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4款通过了下列意见。

1. 来文提交人Desmond Taylor是牙买加公民,目前正在牙买加圣凯瑟琳地区监狱等待死刑的执行。他声称是牙买加违反盟约第6条、第7条、第9条第3款、第10条第1款和第14条第1款以及第3(b)、(c)和(d)款的受害人。他由伦敦Clifford Chance律师事务所Steven Dale代理。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1992年3月27日,在Horrett Peddlar家附近的地上发现Peddlar及其太太Maria Wright以及他们的两名幼小子女Matthew和Useph的腐烂尸体。他们是被“砍死”,而且头部、身上和四肢均有被击伤的痕迹。

2.2 同日,提交人及其兄弟以及Taylor家庭中的其他若干成员被带去审问,除Patrick Taylor外,所有其他人均获准于当天离开。Patrick Taylor被拘留26天才获释。他和提交人大约在1992年5月5日又被捕。然后,Desmond和Patrick Taylor以及Steve Shaw被控谋杀Peddlar全家人。在当地,大家都知道, Peddlar和Taylor两家之间长期敌对,因为Desmond Taylor是Peddlar先生的债务人,Taylor兄弟曾被控殴打死者,1992年当Peddlar全家人被谋杀时,刑事诉讼尚未结案。

2.3 在审判时,提交人作出了一项未经宣誓的声明,否认他在犯罪现场。公诉方的诉讼是基于据称Patrick Taylor 1992年5月4日被警察拘留时所提供的说法。Steve Shaw曾当着一名警察的面与他对质,据说Shaw告诉Patrick Taylor,“那天我是去了June Lawn,并看到Mark(Patrick Taylor的化名)、Boxer(Desmond Taylor的化名)和President……当我看到Mark、President和Boxer时,我和Mark走到门前,看到Boxer和President进入院内,并将那些人砍死。”据说Patrick Taylor回答说:“Curly”(Shaw的化名),并开始哭泣,同时说,“Boxer告诉你不要说任何事。好吧,警官先生,那天我的确去了,但我不知道他们杀了那些人”。

2.4 因此,提交人参与谋杀的证据为 (a) 据Shaw的说法,这起谋杀案不是他或Patrick Taylor所为,而是提交人与另一人所为; 和(b) 当Patrick Taylor和Shaw在蒙特哥贝拘留期间被带到一块时,Taylor对Shaw的说法所作的答复。

2.5 律师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2(b)款的规定已经用尽所有的国内补救办法。虽然理论上Desmond Taylor可依照宪法提出申请,但实际中是得不到的,因为他是穷人,而且缔约国没有提供法律援助以便能依照宪法提出申请。律师提到委员会的决定。

申诉

3.1 律师认为,由于缔约国没有在合理的时间内对Desmond Taylor进行审判,因此,违反了第9条第3款和第14条第3(c)款的规定。因此,提交人在1994年7月25日受审定罪之前,已受到审前拘留两年零三个月。虽然律师承认,在审议是否违反上述规定时应考虑某案件的复杂性,他仍认为,起诉Desmond Taylor案件所涉及的问题并不复杂,因为对他不利的主要证据只是共同被告人Steve Shaw的证词和据说他所供认的内容。律师指出,提交人在任何阶段均没有要求暂停诉讼程序。

3.2 律师认为,缔约国违反了第14条第3(b)款和(d)款的规定,因为提交人被指派与其兄弟Patrick相同的法律代表,虽然公诉方是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对提交人及其兄弟提出诉讼,他们却只有一名律师代表他们的利益。公诉方认为,提交人直接参与谋杀,而针对Patrick Taylor的指控只是他在犯罪现场,并愿意协助或怂恿。因此,很有可能存在利益冲突。

3.3 上述设想据说已对提交人造成真正的损害,因为针对每一个共同被告人,应采用不同的规则。Patrick Taylor被控的谋杀罪不可判死刑,因此,只是犯有合谋的罪行,而提交人被控犯有可判死刑的谋杀罪,因此应采用(经修正的)《侵犯人身法》第2(2)款所谓“杀手”规则进行不同的质疑,该规则为: 此人必须亲手犯下罪行。律师认为,法官在提交人的案件中没有让陪审团注意第2(2)款的要求,而且假如提交人是由不同律师代理,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则会大量减少。

3.4 律师认为,提交人在圣凯瑟琳地区监狱的拘留条件违反第7条和第10条第1款的规定。在这方面,律师提到非政府组织发表的许多份关于圣凯瑟琳地区监狱监禁条件的报告所发现的结果。拘留Patrick Taylor的条件包括:

– 每日23小时监禁在一个狭小的单人牢房中;

– 睡觉用的混凝土床铺没有床垫或床单;

– 完全没有卫生设备,通风不足,而且完全没有自然光;

– 没有提供保健和医疗设施;

– 对已被判死刑的囚犯没有再教育和工作的方案。律师认为,尽管Patrick Taylor属于可分成一个群体(死囚)中的一员,《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赋予他作为个人的权利却受到侵犯。这些死囚在类似条件下被拘留,而且他们的权利同样遭受侵犯: 对盟约的违犯不会只因为其他人的权利同时遭到剥夺而不算作违犯。

3.5 律师认为,监禁条件和提交人被监禁的单人牢房是违反《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律师提到委员会的决定。1

3.6 律师认为,如果立即加以执行,而且在漫长的拘留期间没有对被定罪的囚犯施加非人道待遇的加重惩罚,死刑的执行则有可能是合法的,然而,如果在令人无法忍受的条件下被拘留相当长一段时间,然后才执行拟定的死刑,这种行刑则有可能变得不合法。律师依靠司法委员会在普拉特和摩根一案中的判决作为提出以下看法的根据: 如果从时间的长度或对身体造成痛苦的角度来看,死囚被监禁的条件构成违反第7条规定的非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那么执行死刑可能会变成非法。提交人“被判处死刑,而不是被判处在死刑前应受到长时间的非人道待遇……其间发生的非人道待遇使得死刑的执行变成非法”。

3.7 律师认为,缔约国违反了第14条第1款和第2条第3款的规定,因为缔约国剥夺了提交人诉诸法院的权利,使他无法应基本权利遭受侵犯而寻求(合乎宪法的)补救办法。律师指出,缔约国没有以便提供法律援助,能根据宪法提出申请,因此违反了盟约,因为这使得提交人在确定其权利过程中未能得到有效的补救办法。对律师来说,最高(宪法)法院的诉讼必须符合第14条第1款所界定的公正审讯的要求,包括获得法律协助的权利。

缔约国的意见和律师的评论

4.1 缔约国在1996年10月10日提交的文件中,没有质疑申诉可否受理的问题,并直接对案情提出评论。关于依照第9(3)条和第14(3)(c)条提出的断言,缔约国认为,在提交人审前拘留的27个月期间,对案情进行了全面的初步调查。缔约国否认审前拘留27个月是“不适当拖延”的断言。

4.2 关于因提交人及其兄弟在圣詹姆斯巡回法院审判期间由同一名律师代理而违反了第14条第3(b)和(d)款规定的声称,缔约国承认,“对提交人来说,由代理其兄弟的律师同时代理他的做法可能会对他造成损害,因为提交人被控犯有死刑谋杀罪,而其兄弟被控犯有非死刑谋杀罪”。然而,缔约国认为,Desmond Taylor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律师代理,但他却接受与其兄弟相同的律师代理。因此,他选择不行使其权利的做法不能归咎于缔约国。考虑到家庭关系,缔约国认为,提交人对这项安排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4.3 关于因Desmond Taylor没有得到法律援助进行符合宪法的申请而无法寻求符合宪法的补救办法的断言,缔约国不认为没有为这种申请提供法律协助是违反盟约,因为盟约并没有要求为此目的提供法律援助。缔约国还指出,贫穷并非是提出符合宪法申请的绝对障碍,因为穷人也曾提出重大诉讼案件,包括牙买加的普拉特和摩根诉检察总长的案件。

4.4 有鉴于此,缔约国认为,实施死刑并非违反第6条规定。它补充说,关于审判法官在(经修正的)《侵犯人身法》第2(2)款的“杀手”规则方面错误地指导陪审团的声称,上诉法院已详细加以审查。此外,该问题涉及对本案事实和证据的评价,这方面的审查通常不属于委员会职权范围。

5.1 律师在他的评论中重申关于第9(3)和第14(3)(c)条的声称,即缔约国关于提交人审前拘留的27个月期间进行初步调查的理由被认为是错误的推理。因为在牙买加所有谋杀案件均进行初步调查,而且通常不会造成27个月的审前拘留。无论如何,提交人案件的初步调查在逮捕后只进行9个月,而且缔约国没有解释这种调查的过程和范围。

5.2 关于第14条第3(b)和(d)的规定,律师认为,当事人从来没有自愿要求由与其兄弟相同的律师代理。代理他的律师和初步调查或审判时的法官均没有告诉他,可以由不同的律师代理,而且不应该由相同律师代理。提交人认为,由于他缺钱安排不同的律师代理,不得不接受由相同律师代理他和兄弟的安排。缔约国认为,既然提交人选择不行使由不同律师代理的权利,辩护中出现的任何不足之处均不能归咎于缔约国。律师认为这种论点是荒谬的。关于Desmond和Patrick的家庭关系表明可以接受律师代理安排的论点同样是错误的。相反的,如果对兄弟诉讼的性质非常不同,那么,兄弟间的密切关系使得分别代理变得更为重要,而非不太重要。

5.3 律师补充说,由相同律师代理对其当事人造成实际的损害。因此,提交人在审判前与律师的唯一一次会见只是在初步调查前进行几分钟而已。之后,直到审判开始前提交人没有与律师见面,在审判期间,他只有一次与律师交谈几分钟。律师从未接受提交人的详细指示,他也未与提交人一道分析检方的证据。最后,律师没有传唤Desmond Taylor要求传唤的一名重要证人,该证人可证明,死者曾遭到除被告之外其他人的威胁。在律师“总是处于勿忙之中”的这些情况下,提交人完全没有充分时间和方便的条件为辩护作准备。提交人及其兄弟由不同律师代理的安排有可能尽量减少这种失败的机会,并加强对提交人辩护准备工作的注意。

5.4 律师重申,没有为符合宪法的申请提供法律援助违反了第14条第1款和第2条第3款的规定,因为这种做法使提交人得不到可能有效的援助办法。律师补充说,提交人的兄弟曾经就是否能提出符合宪法申请的问题致函牙买加人权理事会,但被告知该程序需要花很多钱,而且牙买加不会有任何律师会同意为此目的无偿地进行代理。

5.5 最后,律师指出,缔约国尚未对提交人关于死囚拘留条件十分恶劣的断言作出反应。这种条件是违反第7条和第10条第1款的规定。他指出,除违反《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外,这种条件也违反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题为“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的第1996/15号决议的规定。

5.6 律师强调指出,Desmond Taylor不同意将审查可否受理的问题与案情的审查合并起来进行。

可否受理的考虑和案情的审查: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声称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依照议事规则第87条的规定,决定是否可根据《盟约任择议定书》受理该案件。

6.2 关于提交人没有充分的机会准备辩护的声称,以及关于他的代理人没有尽力与他协商,接受他的指示或追踪和传唤证人的声称,委员会忆及,律师最初是由私人聘请的。委员会认为,除非审判法官明显可以看出律师的行为不符合司法利益,缔约国不应该对被告辩护的任何所谓缺陷或辩护律师犯下的所谓错误负责。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属于王室法律顾问的提交人律师在决定不采纳提交人的一些指示和不传唤某证人时,没有行使其专业的判断力。因此,依照《任择议定书》第2条的规定,这项声称不可受理。

6.3 由于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于1996年6月驳回提交人关于特许上诉的请愿书,提交人已用尽了所有可能获得的国内补救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认为应该着手审查案情。委员会指出,缔约国没有对是否可受理问题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而提交人却希望将是否可受理问题与案情分开处理。委员会指出,尽管律师重申了这项请求,他还是对缔约国涉及案情的论点作出评论。由于当事双方已有充分机会评论对方提交的关于案情的看法,委员会认为,应该着手审查来文的案情。

6.4 因此,委员会宣布提交人其余的声称是可以受理的,并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1款的要求,依照双方提交给它的资料,着手审查这些声称的实质性问题。

7.1 提交人认为,由于在1992年5月被逮捕与1994年7月被审判之间经过约27个月的时间,他的审判出现不适当的拖延。关于这一点,委员会已注意到缔约国的看法,即这种拖延并非太久,主要因为在该期间进行初步调查。然而,委员会认为,Desmond Taylor从被逮捕到被审判期间一直被拘留,中间推迟了两年零三个月左右。这违反了他在合理时间内被审判或获释的权利。从被逮捕到被审判期间推迟27个月的情况,也是违反了提交人受审时间不被无故拖延的权利。缔约国还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该案件特殊复杂性的任何论点,可以作为证明这种拖延有理由的根据。因此,委员会的结论是,在该案件中,第9条第3款和第14条第3(3)款遭到违犯。

7.2 Taylor先生认为,他的辩护有缺陷,因为,尽管他与其兄弟受到性质不同的指控而存在利益冲突,但是,他却由其兄弟的同一位律师代理。委员会忆及,Desmond和Patrick Taylor是由资深律师代理,该律师是由这两位兄弟为初步调查私下聘请的,而且在审判开始时,律师要求他应作为法律援助指派给提交人及其兄弟。委员会注意到,两名被告均否认在犯罪现场,而且否认他们知道这项罪行,他们还否认将罪行归咎给他们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在他们的辩护中不应该存在任何利益冲突。双方也没有提出指责对方的任何证据或看法。委员会的结论是,它所了解到的事实没有表明盟约第14条第3(b)和(d)款遭到违犯。

7.3 Taylor先生认为,缔约国没有向他提供法律援助,以便能够提交符合宪法的申请,这是侵犯了盟约赋予他的权利。确定牙买加最高(宪法)法院诉讼程序中的权利问题,必须符合第14条第1款关于公正审讯的要求。2 在提交人的案件中,宪法法院须确定提交人在刑法案件中的定罪是否违反公正审讯的保证。在这些案件中,宪法法院中适用公正审讯的要求应符合第14条第3(d)款规定的原则。因此,当死囚要求对其刑事审判中的不正常现象进行合乎宪法的审查,却又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支付律师代理费以便寻求合乎宪法的补救办法时,而且当司法利益也要求这么做时,缔约国应提供法律援助。在本案中,没有提供法律援助使得提交人没有机会以公正审讯的方式质疑宪法法院对他的刑事审判所存在的不正常做法。这违反了第14条的规定。

7.4 提交人声称,在他被处死之前,作为死囚长时间地在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的条件下被拘留,这是违反盟约第7条的规定。委员会重申其一贯的法理,即在没有更多令人信服的理由情况下,死囚被拘留一段时间(在本案为三年半的时间),并不违反盟约的规定。然而,拘留的条件可能会违反盟约第7条或第10条的规定。Taylor先生断言,他作为死囚在十分糟糕和不卫生的条件下被拘留。律师提交文件所附的报告能证实这项声称。死囚牢房中缺乏卫生条件,没有灯光、通风和床上用品; 每天被监禁23小时,而且医疗保健不充分。律师的意见构成了这些报告的主要论据,并表明监狱条件影响到作为死囚的Desmond Taylor本人。提交人的声称尚未遭到缔约国的反驳,缔约国对该问题保持缄默。委员会认为,律师所描述的拘留条件如此直接地影响到Taylor先生,因此,侵犯了他与生俱来的尊严所需要得到人道的待遇和尊重的权利,因此,这种拘留条件违反了第10条第1款的规定。
7.5 委员会认为,如果在没有尊重盟约规定的审判结束时宣判死刑,而且又不可能对该判决进一步提出上诉,那么,这项判决则违反盟约第6条的规定。在Taylor先生的案件中,最终的死刑判决是在没有达到盟约第14条规定的公平审判的要求情况下通过。因此,委员会的结论是,第6条所保护的权利也受到违犯。

8. 依照《公民权利和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议定书》第5条第4款的规定,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它所了解的事实表明,盟约第9条第3款、第10条第1款、第14条第1款和第14条第3(c)款以及第6款的规定受到违犯。

9. 根据盟约第2条第3(a)款的规定,Desmond Taylor有权获得有效的补救办法,因此可以减轻死刑的判决。

10. 在成为《任择议定书》的缔约国时,牙买加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盟约的行为。该案件是在牙买加退出《任择议定书》于1998年1月23日生效之前提交供审议。根据《任择议定书》第12(2)条的规定,牙买加仍须适用《任择议定书》的规定。依照盟约第2条的规定,缔约国已承担确保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享有盟约所承认的权利,并在已确定出现违犯情况时,提供有效和能够付诸实施的补救办法。委员会希望在90天内从缔约国收到资料,说明它在落实委员会的意见方面所采取的措施。

[以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通过,英文本为原本,后来还以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作为本报告的组成部分印发。]


1 1994年7月21日通过的关于第458/1991号来文的意见(Albert W.Mukong诉喀麦隆案),第9.3段。

2 见第377/1989号来文(A/Currie诉牙买加案)1994年3月29日通过的意见,第13.4段; 第707/1996号来文(Patrick Taylor诉牙买加案),1997年7月18日通过的意见,第8.2段。

附录

Nisuke Ando先生、Prafullachandra Bhagwati先生、Buergenthal先生和D.Kretzmer先生的(部分反对)个人意见
涉及提交人来文中的事实载于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发表的意见中,因此,无须加以复述。我们不妨直接考虑来文中所产生的问题。

绝大多数成员达成的结论载于他们所表示意见的第7.1至第7.5段中。我们同意第7.1、第7.2和第7.4段中所载的结论,因此,除了表明我们完全同意这些段落所载的结论外,没有任何理由需要重复这些段落所述的内容。然而,我们不能同意第7.3段中的推论,以及该段所达成的结论。我们认为,在本案中,缔约国没有义务需要为了宪法法院的诉讼向提交人提供法律援助。我们这么说的理由如下。

毫无疑问,在Patrick Taylor的案件中,委员会的确认为,向一名贫穷的被告提供关于宪法法院诉讼方面的法律援助是盟约第14(3)(d)条的要求。但是在进一步考虑该问题后,我们认为,需要重新考虑我们在Patrick Taylor案件中关于该问题的决定。第14(3)(d)条规定,“在判定对(被告)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必须注意保证向贫穷被告提供法律援助。受理法院需要判定刑事指控,上诉法院则负责处理上诉问题。宪法法院不负责判定对被告的刑事指控,它只断定涉及宪法的问题,即断定受理法院或上诉法院的判决是否受到宪法中任何缺陷的影响。宪法法院不负责判定被告是否有罪。因此,宪法法院的诉讼程序可被视为最终判定刑事指控的刑事诉讼中的一个组成步骤。所以,必然得出的结论是,第14(3)(d)条的规定不适用于宪法法院所受理案件的补救办法。

此外,据称,提交人原本可以通过向宪法法院提交请愿书提出相同的宪法方面问题。这些问题全都提交而且无论如何也会提交给上诉法院和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上诉法院和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有权决定涉及采取行政措施的宪法问题,或与宪法和法律有关的司法诉讼程序问题。这些问题已提交或完全会提交给上诉法院和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然而,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不同意提交人关于获得上诉特权的申请。在此之后在诉诸宪法法院方面已没有任何余地。

再则,即使第14(3)(d)条适用于宪法法院,该条的要求是“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为被告指定法律援助,而不需要他/她付费。提交人没有提供任何理由,使得委员会可以认为司法利益要求应向他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因此,不能认为缔约国违犯第14(3)(d)条的规定。

关于该案件的这项意见,我们不认为第14(3)(d)条受到违犯,因此,第14条第1款也未受到违犯。

N.Ando(签名)

P.N.Bhagwati(签名)

Th.Buergenthal(签名)

D.Kretzmer(签名)

[原件: 英文]


* 委员会下列成员出席对本来文的审查: Nisuke Ando先生、Prafullachandra N.Bhagwati先生、Th.Buergenthal先生、Christine Chanet女士、Lord Colville先生、Omran el Shafei先生、Elizabeth Evatt女士、Eckart Klein先生、David Kretzmer先生、Rajsoomer Lallah先生、Cecilia Medina Quiroga女士、Fausto Pocar先生、Martin Scheinin先生、Maxwell Yalden先生和Abdallah Zakhia先生。附上委员会成员Ando、Bhagwati、Buegenthal和Kretzmer签署的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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