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versity of Minnesota

 

第692/1996号来文:A.R.J.诉澳大利亚
(1997年7月28日第六十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A.R.J. [由律师代表]

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澳大利亚

来文日期: 1996年2月6日(首次提交)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8条成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1997年7月28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对A.R.J.先生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交的第692/1996号来文的审议,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其律师和缔约国向它提交的全部书面材料,

通过了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4款提出的下述意见**

1. 来文提交人为A.R.J.,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公民,1968年出生,提交来文时关押在澳大利亚西部奥尔巴尼的地区监狱。他声称他是澳大利亚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1款,第6条第1款,第7条,第14条第1款、第3款和第7款,第15条第1款以及第16条的受害人。他由律师代表。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是伊朗航运公司一艘海轮的船员,于1993年12月15日在澳大利亚西部的埃斯佩伦斯被捕,被控违反《海关法》第233B(1)条规定非法带进并拥有2公斤大麻脂。他试图向一名隐秘的海关人员出售大麻。他于1994年4月被判处监禁五年零六个月;法院规定非假释期为两年零六个月,到1996年10月7日期满。

2.2 1994年6月13日,提交人向移民和民族事务部申请难民地位和保护性(永久)入境许可。1994年7月19日,这一申请在第一审时被一名代表移民和民族事务部长的官员驳回。他认为,J.先生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时没有面临任何与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可适用性相关的真正的迫害威胁。

2.3 1994年8月10日,提交人请求审查难民审查法庭的裁决。到1994年9月1日当澳大利亚移民法和移民条例修改条例生效时,审查尚未结束。根据新的规则,提交人的申请现在应视为申请保护签证。1994年11月10日,难民审查法庭确认了1994年7月19日的最初裁决。法庭认为,提交人害怕被送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基于他在澳大利亚被判与毒品有关的罪行,他没有提出任何其他论据证明,如果把他送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他将陷入严重困境。

2.4 法庭的结论是:“尽管它对申请人抱有同情,因为一旦他回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他可能会面临极其严厉的处置,但申请人不能被视为难民。申请人必须因为《公约》中所述的理由之一,即由于种族、宗教、国籍、某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或政治观点的理由,有充分根据担心受到迫害。申请人的担忧不是出于上述任何理由……[而]仅仅是由于他被判定有犯罪行为……”。

2.5 1995年初,Lee法官命令提交人申请难民审查法庭裁决审查顺序的最后期限延长到1995年5月25日,1995年5月24日提出的修正申请继续作为修正申请供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审查。

2.6 1995年11月14日,French法官宣布澳大利亚联邦法院的判决。判决的结果是提交人未能出示难民审查法庭所提出的理由中有任何错误,也没有提出任何根据可以说明他受到《公约》的保护。然而,他一旦返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可能面临的危险是一个引起严重关注的问题。对提交人可能受到不公正审判、被监禁并受到酷刑的可能性问题在一个有人道主义传统的国家是不会轻易置之不理的。不过,并没有向该法院提出是否能够把提交人送回另一国或者基于另一个理由允许他在澳大利亚继续逗留一段时间的问题。提交该法院的问题是难民审查法庭是否错误地认为他不属于《难民公约》保护范围。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则必须驳回该申请。

2.7 鉴于联邦法院的调查结果,西澳大利亚法律援助委员会认为,向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全体法官们进一步提起上诉是无效的,法律援助不应当用于这一目的。不过,提交人向西澳大利亚法律援助委员会提出一项请求,请求移民和民族事务部长行使其酌处权,以便出于人道主义理由允许J.先生继续留在澳大利亚。

2.8 1996年1月11日,西澳大利亚法律援助委员通知提交人,该部长不准备按《移民法》第417条行使其酌处权,以便出于人道主义理由允许J.先生继续留在澳大利亚。然后律师表示不可能代表提交人作任何进一步努力。

2.9 《人道主义建设准则》向难民审查法庭成员和审查官或法庭成员提供关于行使其建议职能的非详尽准则。准则规定:

(a) 为了作为一个人道社会的澳大利亚的利益,确保不符合难民的技术定义的个人不被遣返原籍国,如果有理由证明一旦返回,他们的人身安全将会面临严重的个体化的威胁的话;

(b) 为了公众的利益,只向真正有迫切需要的个人提供出于人道主义理由的保护,这种保护并不是基于国际义务,而是基于积极的斟酌决定的考虑;

(c) 作为一项斟酌决定的措施,出于人道主义理由的准予逗留必须限于例外情况:能够提出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和个人境况极度困难的因素;

(d) 把属于同情性质、但不涉及严重违反人权问题的案例,例如关于家庭困难、经济困境或医疗问题的案例,作为难民地位裁定程序的一部分来处理是不适当的;

(e) 它不打算处理其他国家内部的特定群体或社会分子之间的总的差异情况;

(f) 这种准则只适用于下述个人:由于回国的一些人的有目标行动,这种个人的情况和特征有充分理由表明,他们一旦返回,人身安全即可能面临严重威胁;

(g) 为了确保根据这一程序提供的补救办法限于真正的案例,不得对下述任何一种个人作基于人道主义理由的考虑:(1)可以去一个安全的第三国;(2)随后可通过重新安置在原籍国国内某个安全区域来减轻已经觉察的危险;(3)试图在澳大利亚居留主要是为了确保得到更好的社会、经济或教育机会。

2.10 据说提交人的案例还被提交给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以采取适当行动。到本来文提交给委员会时,尚未得到来自该办事处的任何反应。

申诉

3.1 提交人声称,如果把他遣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澳大利亚将违反第6条。据说犯有与毒品有关的罪行的个人由伊斯兰革命法庭管辖是确凿无疑的,确实存在提交人可能会受到迫害的可能性,因为他被判处的罪行与伊朗政府某个机构有关——提交人是伊朗航运公司的一名雇员——这种迫害可能导致极刑。

3.2 据说,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与毒品有关的罪行一贯使用死刑。提交人指出,伊斯兰革命法庭在进行了不符合国际正当程序标准的审讯之后判处死刑,这侵犯了受第6条保护的生命权,也违反了《旨在废除死刑的第二次任择议定书》的规定。澳大利亚已经加入该项文书。

3.3 提交人宣称,把他遣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违反《公约》第7条以及《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3条的规定。有意把犯人交给另一个有充分理由认为他在那里将有受到酷刑危险的国家,尽管《公约》第7条的措词没有明确提到,也明显违背了《公约》的宗旨和目的。参照了欧洲人权法院在关于Soering诉联合王国一案的判决60以及关于1987年2月27日法国Conseil d'Etat一案的判决。61根据提交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其他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编写的报告中所提供的资料,并根据难民审查法庭和French法官提供的意见,把提交人强迫遣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会引起第7条所述的问题。

3.4 据称,如果澳大利亚把提交人遣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则将违反第14条。提交人被判定的罪行构成违反伊斯兰法规的罪行,伊斯兰革命法庭对提交人被判定的这种罪行有管辖权。这些革命法庭不遵守国际公认的正当程序规则,被告没有上诉权,通常没有律师作代表,据说这些都是公认的事实。澳大利亚联邦法院的French法官也有这种看法。

3.5 提交人宣称,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起任何诉讼——如果他被驱逐出境——都将违反《公约》第14条第7款,因为他将严重面临一罪再次追诉的可能。因此,把他强迫遣返原籍国完全有可能构成一罪再次追诉的共同犯罪。

3.6 提交人进一步断言,违反了《公约》第15条和第16条,并试图证实这种指控。律师试图代表其委托人寻求议事规则第86条规定下的临时保护措施,因为他面临随时被遣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可能。

缔约国关于来文可否受理和案情实质的资料和意见

4.1 在1996年10月17日的提交的呈文中,缔约国对本案可否受理和案情提供了意见。关于提交人根据第2条提出的要求,缔约国论证说,这项条款所述的权利是附加性,与神圣写入《公约》的其他具体权利相关联。它忆及委员会对第2条第1款所规定的缔约国的义务的理解,根据其理解,如果缔约国对属于其管辖范围的某个人作出裁决,必然的和可预测的结果是该人根据《公约》应享有的权利将在另一个管辖范围内受到侵犯,则该缔约国本身就可能违反了《公约》。62不过,它指出,委员会的管辖权迄今适用于关于引渡的案例,而提交人的案例提出了在驱逐某个被判犯有严重毒品罪而且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可以继续留在澳大利亚的个人的情况下的“必然的和可预测后果”试验问题:不能说重新审判毒品贩运罪行是必然发生的事或者就是把J.先生遣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目的。

4.2 缔约国认为,对“必然的和可预测的后果”试验作狭义的解释是可将《公约》理解为使第2条(按照委员会的解释)所体现的缔约国职责的原则与缔约国行使其给准入境权的酌处权得以平衡。对缔约国来说,这种解释方法保持了《公约》的完整性,并可避免为犯罪目的而入境澳大利亚和没有有效的申请难民地位要求的个人错误地使用《任择议定书》。

4.3 关于提交人根据第6条提出的权利要求,缔约国忆及关于第539/1993号来文63 的意见中所述委员会的管辖权,指出尽管《公约》第6条没有禁止处的死刑,但是澳大利亚通过加入《公约第二项议定书》作出承诺:不在其范围处决任何人并废除死刑。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未能证实其以下指控:强行把他从澳大利亚驱逐出去的必然和可预见后果是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以及《第二项任择议定书》第1条第1款他所应享有的权利将会受到侵犯;根据《议定书》第2条,本案这一方面应当宣布为可不予受理,或者作为毫无实质问题而予以驳回。

4.4 缔约国列举了几个论据,它认为,这些论据证明,如果把提交人遣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他的生命没有真正危险。它首先指出,驱逐不同于引渡,因为引渡是一个国家要求另一个国家交出某个人以接受起诉或判处或执行刑罚所导致的结果。因此,作为请求引渡的结果,几乎可以肯定该人将在接受国面临审讯或执行刑事判决。另一方面,不能说这这一结果是必然发生的事或者就是与常规的放逐或驱逐某个人有关的移交的目的。关于驱逐的案例,缔约国认为,界限问题应当是接受国是否有明确的起诉被驱逐者的意图。如果没有明确的实际上打算首先起诉的意图,则诸如提交人提出的那种指控就纯粹是推测。

4.5 关于第6条所述的权利要求,缔约国还认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并未对提交人发出逮捕令,伊朗当局对提交人没有特别兴趣。比如,澳大利亚驻德黑兰使馆建议:“……如果伊朗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寻求国际刑警组织的援助,那么这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了所谓的受害人回国后不会因贩运毒品罪不被逮捕或监禁。所有近年来处理过这类案件的西方使馆都赞同这一意见”。

4.6 缔约国说,它已通过其驻德黑兰使馆就提交人的具体情况向一名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开业的律师寻求独立的法律咨询。提供的咨询是,一个因为某种(与毒品有关的)罪行已在国外服刑的伊朗人不大可能重新受到审讯和重新判刑。重新受审和判刑的唯一可能性是外国判处的刑罚在伊朗当局看来过于宽大;它不会认为六年的徒刑过于宽大。此外,缔约国指出,伊朗法律并没有规定贩运两公斤大麻脂要判处死刑;相反,对贩运500克到5公斤大麻脂判处的刑罚是:罚款1000万至4000万里亚尔,打20—74鞭子并监禁1—5年。关于提交人坚持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处理贩运毒品案件时一贯使用死刑,缔约国说,单凭所谓一贯的模式是使用死刑的说法不足以证明在声称是受害人的具体情况下真的存在危险:J.先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他个人处于判处死刑的危险。

4.7 缔约国自己的调查没有揭示任何证据证明犯有贩运毒品罪的被放逐者高度处于被侵犯生命权的危险。因此,澳大利亚驻德黑兰使馆提出以下意见:它不知道任何因为同样或类似罪行而使伊朗公民受到起诉的案例。另一个使馆——该使馆处理过大量有关庇护权的案例——向它提供意见说,它近年来处理过若干起类似的案例,在使馆所在国服刑之后被驱逐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个人没有一个回去后遇到过伊朗当局的麻烦。缔约国补充说,一些其他曾经逐放过被判有罪的伊朗毒贩的国家说,因此而被驱逐的个人没有一个受到过重新逮捕或重新审判。

4.8 为了查明提交人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否真的有可能面临死刑,缔约国试图通过其驻德黑兰使馆就J.先生的犯罪记录是否会增加其成为地方当局注意的反面对象的危险性问题取得法律咨询。所取得的法律意见没有支持这一论点。它还说,尽管提交人以前曾于1989年因消费酒精而被逮捕过并被拒绝在一家石油化工厂干清理工作,这决不表明他一回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就会重新逮捕或另外作为反面人物受到注意。

4.9 最后,缔约国论证提交人未能证实自己的断言:如果他返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可能会未经司法程序而被处决。据认为,处于与提交人相同处境的任何伊朗公民没有未经司法程序被处决、失踪或未经审讯就被拘留而且在审讯期间可能受到酷刑的危险。

4.10 关于提交人根据《公约》第7条提出的权利要求,缔约国承认,如果J.先生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被起诉,根据伊斯兰刑法典,他可能会被鞭笞20-74鞭子。不过,它认为,提交人如果遣返,他不会真的有被重新审讯和重新判刑的危险。因此,这项权利要求被认为是未经证实的非实质问题。

4.11 缔约国坚持认为,提交人的指称在伊斯兰革命法庭上被起诉可能会侵犯其根据《公约》第14条第款应享有的权利,是不符合《公约》的规定的,根据《任择议定书》第3条,应被宣布为可不予受理。在这方面,它论证说第14条第7款没有保证在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国家管辖权方面一罪不二审——根据《公约》的准备工作文件和委员会的判例64,缔约国论证说第14条第7款仅仅禁止在某个给定国家判定的罪行的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惩罚。

4.12 缔约国论证说,它在另一个国家今后违反人权的情况下承担的义务仅仅出现于可能违背基本人权的案例,在J.先生根据第14条第1和第3款提出的指控的案例中不承担义务。它忆及委员会迄今的判例仅限于指称的受害人面临引渡和权利要求涉及违反第6条和第7条规定的案例。在这一方面,它提及欧洲人权法院在Soering诉联合王国一案中的判例,在这一案例中,该法院尽管认为违反了《欧洲公约》第3条,但就第6条指出,65该条所述的问题只有在逃亡者在请求国已经遭到或可能遭到公然否认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才可能被引渡决定作为例外提起。本案J.先生断言不会向他提供正当程序,但他提不出证据证实在他这种情况下,伊朗法院有可能会侵犯他根据第14条所享有的权利,他不可能对这种违反行为提出质疑。缔约国补充说,并不存在提交人根据第14条第3款所应享有的合法代表权可能受到侵犯的真正危险。它的这种论点基于澳大利亚驻德黑兰使馆的意见,其中指出:

“关于伊朗革命法院的运作,使团的法律咨询意见是被控犯有毒品贩运罪的被告确实有权选择法律……顾问。被告可以使用法院指定的律师或选择他/她自己的律师。在后一种情况下,必须授予所选定的律师在革命法院审讯时出庭辩护的权利。律师的全权证书由革命法院核准这一事实并不有损律师的独立性。在伊朗的制度下,一个了解该法院和为该法院所了解的律师通常能为委托人争取到更多的利益。还规定对其定罪和刑罚由一个高一级法庭进行审查。”

4.13 关于第15条所规定的权利要求,缔约国认为,提交人的指控不属于该条款的指控范围,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3条的规定基于对事的理由应当宣布为可不予受理:尽管J.先生声称,如果按照伊朗的刑法对他进行判决,他受到的刑罚将会重于他在澳大利亚受到的刑罚,但他没有提出追溯效力的问题,因此没有引起违反第15条的问题。

4.14 最后,关于第16条规定的权力要求,缔约国承认提交人是在法律面前的人,承认它有义务确保所有在其境内并受其管辖的个人享有《公约》中所承认的权利。它拒绝考虑提交人根据第16条提出的要求,认为该要求没有事实根据,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2条的规定或者退一步说,由于该要求没有实质问题,不予受理。

审查可否受理和案情

5.1 1996年4月3日,来文转交给缔约国,请求它就来文可否受理提供资料和意见。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86条,请求缔约国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会导致提交人被强行放逐到他可能会面临处以极刑的国家的行动。1997年3月5日,澳大利亚检察长致函委员会主席,请求委员会撤回关于采取第86条所规定的临时保护措施的请求,指出提交人在明确带有犯罪目的进入澳大利亚以后已被判定犯有严重刑事罪。缔约国移民当局已经全面并认真审议了他的申请。由于J.先生于1996年10月7日开始有权享有假释,根据《1958年移民法》规定,他在被驱逐以前被拘押在移民局。检察长进一步指出,只要委员会没有对提交人的要求作出最后的决定,他将继续被拘押在移民局。他强烈敦促委员会优先对J.先生的要求作出决定。

5.2 在其1997年3月举行的第五十九届会议期间,委员会研究了检察长的请求,并对它认真进行了审议。它决定:根据它所收到的材料,临时保护请求应当保留,提交人案例可否受理和案情应当在第六十届会议上审议,建议律师及时将其对缔约国的意见的看法及时提交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尚未收到律师的意见。

6.1 缔约国尽管对提交人的权利要求可否受理提出质疑,但还是就指控的实质问题提出了资料和意见,委员会对此表示感谢。这样便于委员会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94条第1款对本案可否受理和案情实质进行审议。

6.2 根据议事规则第94条第2款,委员会不得在未经审议《任择议定书》中所提到的可否受理任何理由的可适用性的情况下就对来文的案情实质作出决定。

6.3 提交人断言违反了《公约》第15条和第16条。不过,委员会指出本案不存在任何所指称刑法的追溯适用问题(第15条)。也不存在任何表明缔约国不承认提交人在法律面前的人格的迹象(第16条)。因此,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2条认为这些断言可不予受理。

6.4 提交人断言违反了第14条第7款,因为他认为一旦他被驱逐回伊朗,在伊朗受到重新审判将会使他面临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惩罚的危险。委员会忆及《公约》第14条第7款并没有保证在两国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管辖情况下的一罪不二审,这项条款仅仅禁止对已在一国裁定的罪行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惩罚。66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3条,基于对事的理由,这一断言可不予受理,因为它不符合《公约》的规定。

6.5 缔约国论证说,提交人就第6、第7和第14条第1和第3款所作断言,无论由于无实质问题还是因为提交人不能被视为《任择议定书》第1条意义范围内的违反上述条款的“受害人”,均可不予受理。其次,它驳回上述毫无根据的指控。

6.6 委员会认为,为了可予受理的目的,提交人为其根据《公约》第6条、第7条和第14条第1款和第3款提出的要求提供了充足的事实根据。关于如果缔约国打算把他驱逐回本国,他是否就成为《任择议定书》第1款意义范围内的违反上述条款的“受害人”,应当记得难民审查法庭以及澳大利亚联邦法院独任法官的裁决都认为,确实存在如果将他驱逐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交人可能会受到极度严厉的待遇的危险,这是个引起严重关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认为为了可予受理的目的,提交人似乎很有理地坚持认为,如果他被驱逐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他将成为《任择议定书》意义范围内的“受害人”,他将面临人身安全和确实违反《公约》规定的危险。

6.7 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由于看来已经引起了《公约》第6条、第7条和第14条第1款和第3款的问题,提交人的来文可予受理。

6.8 本案的问题在于,如果把J.先生驱逐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澳大利亚是否会使他确实面临根据《公约》规定应当享有的权利遭到侵犯的危险。《公约》缔约国必须确保履行其所有其他法律承诺,无论是在国内法还是在与其他国家达成的协议中根据《公约》的规定所作出的所有承诺。缔约国的义务是根据《公约》第2条第1款对这一问题进行审议,以确保其境内和受其管辖的所有人享有《公约》中承认的权利。生命权是这些权利中最基本的权利。

6.9 如果某缔约国把其境内并属于其管辖范围的某个人驱逐出境,结果确实造成他或她根据《公约》规定应当享有的权利将会在另一国管辖下遭到侵犯,则该缔约国本身可能就在违反《公约》的规定。

6.10 关于澳大利亚如果决定把提交人逐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就有可能违反《公约》第6条、第7条和第14条的规定,产生三个有关的问题:

(a) 第6条第1款保护生命权的规定以及澳大利亚加入《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是否禁止缔约国使提交人由于被逐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确实面临在违反《公约》第6条规定的情况下被判处死刑并失去生命的危险(即必然的和可预见的后果)?

(b) 第7条的规定是否禁止缔约国使提交人由于被逐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面临因违反第7条规定的待遇而带来的必然的和可预见的后果?

(c) 第14条的公正的审判保障措施是否不允许澳大利亚把提交人逐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如果驱逐会使他面临因违反第14条中规定的正当程序保障而带来的必然的和可预见的后果?

6.11 委员会指出,《公约》第6条第1款必须与第6条第2款一并解释,第2款并未禁止对最严重的罪行判处死刑。澳大利亚未曾对提交人判处极刑,只不过是想把他逐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个保留极刑的国家。如果提交人确实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面临违反第6条第2款的规定的危险,将会造成澳大利亚违反第6条第1款规定应当承担的义务的问题。

6.12 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J.先生的以下指控已经被缔约国提供的证据所驳回:把他逐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会使他面临违反第6条规定而带来的“必然的和可预见的后果”的危险。最为重要的是,缔约国坚决认为,他在澳大利亚被判定的罪行不含有伊朗刑法规定的死刑;提交人因在澳大利亚贩运大量大麻在伊朗被判处的监禁最长为五年,就是说少于澳大利亚的监禁时间。第二,缔约国告知委员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表明无意逮捕并以极刑起诉提交人,J.先生本国并没有向他发出逮捕令。第三,缔约国似乎很有道理地坚决认为,没有先例证明与提交人有相似情况的个人面临极刑并已判处死刑。

6.13 尽管缔约国在是否把所议论的人驱逐出境行使酌处权时必须考虑到它的保护在其管辖之下的个人的生命权的义务,但是委员会认为第6条条款未必规定澳大利亚不得把其个人逐回保留极刑的国家。委员会收到的证据揭示,本案所拥的无论是司法方面还是移民问题的例证中听到的都是这样的论点:把提交人逐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否确实会使他面临违反第6条规定的危险。根据这种情况,特别是铭记上述第6.12段中的考虑,委员会认为,如果澳大利亚决定执行把提交人驱逐出境的决定,它不会侵犯提交人根据第6条所应享有的权利。

6.14 在评估本案中提交人是否确实面临违反第7条规定的危险时,与上文第6.12段中的详细叙述的相类似的考虑可以适用。委员会没有轻易相信以下可能性:如果提交人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再次受到审判或判刑,他可能面临鞭笞20至74鞭子的刑罚。但是受到这种待遇的危险肯定是确实存在的,也就是驱逐回国的必然的和可预见的后果。根据缔约国提供的资料,没有找到伊朗政府确实打算对提交人提出起诉的证据。相反,缔约国提供的详细资料中,有许多是关于类似的驱逐案例,但是都没有发生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起诉讼的情况。因此,缔约国的以下论证足以成为委员会就违反第7条规定的可预见待遇进行评估的依据:因与毒品有关的罪行已经在外国服刑的伊朗公民再予审判和判刑是极其不可能的。此外,根据缔约国参照的其他驱逐案例的先例,提交人也不可能受到违反第7条规定的待遇。这些考虑证明以下结论是正确的:把提交人逐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可能使他面临违反《公约》第7条规定的必然的和可预见的后果;因此,澳大利亚把J.先生驱逐出境不会构成违反第7条规定。

6.15 最后,关于违反第14条第1款和第3款规定的指控,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以下论点:它在以后另一国侵犯人权的情况下所应承担的义务只能产生在涉及侵犯最基本权利的情况之下,而不是产生在可能违反正当程序保障措施的情况之下。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未能提供具体证据作为其断言的根据:即如果他被驱逐回国,伊朗的司法当局有可能侵犯其根据第14条第1款和第3款规定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且他不可能有任何机会对这种侵犯行为提出质疑。在这一方面,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提供的以下情况:规定了有资格审查提交人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案例的法庭上的法定代表权,并规定由高一级法庭审查这些法院移交下来的定罪和判刑。委员会忆及,没有证据可以证明J.先生被遣返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就会被起诉。因此,不能说侵犯其根据《公民》第14条第1款和第3款规定所应享有的权利将是他被逐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必然的和可预见的后果。

7.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4款的规定,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委员会所发现的事实并未揭示澳大利亚违反了《公约》的任何规定。

* 委员会下述成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Nisuke Ando先生、Prafullachandra N. Bhagwati先生、Thomas Buergenthal先生、Colville勋爵、Pilar Gaitan de Pombo女士、Eckart Kilein先生、David Kremtzmer先生、Cecilia Medina Quiroga女士、Fausto Pocar先生、Martin Scheinin先生、Danilo Türk先生和Maxwell Yalden先生。
**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85条,Elizabeth Evatt女士来参加审查本案。
60 A辑第161号(1989年)
61 FIDAN的案例(1987年),Recueil Dalloz-Sirey,305-310。
62 见关于第469/1991号来文(Ch.Ng诉加拿大)的意见,1993年11月5日通过,第6.2段;以及关于第470/1991号来文的(J.Kindler诉加拿大)的意见,1993年7月30日通过。
63 第539/1993号来文(Keith Cox诉加拿大),1994年10月31日通过的意见,第16.1段。
64 第204/1986号来文(A.P.诉意大利),在第三十一届会议(1987年11月2日)上宣布不予受理,第7.3段。
65 即相当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
66 见关于第204/1986号案例(A.P.诉意大利)的决定,于1987年11月2日宣布不予受理,第7.3和第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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