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versity of Minnesota

 

688/1996号来文,Carolina Teillier Arredondo诉秘鲁
(2000727日第六十九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

    Carolina Teillier Arredondo女士

据称受害人 Maria Sybila Arredondo

所涉缔约国  

来文日 19951117(首次提交)

先前的决定 特别报告员根据议事规则第91条作出的决定,1996416日转呈所涉缔约国(没有按文件形式分发)
CCPR/C/64/D/688/1996—— 19981023日通过的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本决定的通过日期2000727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19981023举行会议

结束了Carolina Teillier Arredondo女士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688/1996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及其律师和缔约国提的全部书面资料,

通过以下意见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4款提出的意见

1.  来文提交人是María Sybila Arredondo女士的女儿Carolina Teillier Arredondo女士。María Sybila Arredondo女士系智利国民,通过婚姻而成为秘鲁公民。她是一名寡妇,目前被关在(秘鲁)利马乔里约斯女囚高等治安监狱。她因恐怖主义活动而服若干种徒刑。提交人代表其母亲提交来文,她母亲因技术原因而无法亲自提交。提交人声称秘鲁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更具体地说违反了《公约》的第7条;第9条第3和第4款;第10条第1和第3款;和第14条第1款、第2款、第3(b)(c)(d)(e)项、第6款和第7款,她母亲深受其害。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Arredondo女士于1985329日在利马第一次被逮捕(第一号案件)。当时她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活动,包括拥有和运输爆炸物。19868月和198711月的两次审判场宣判她无罪释放。

2.2  Sybila Arredondo女士199061日被再次逮捕时是在利马专门帮助土著群体的一名人权倡导者。 她在她所工作的大楼被逮捕,同时被逮捕的还有与恐怖主义组织,光辉道路,有联系的若干人。

2.3  Arredondo女士逮捕时被指控为拯救人民组织的成员,据指称这是光辉道路的一个支助单位。她被“隐形法庭”判处12年徒刑(05-93号卷宗)Arredondo女士辩护律师起草的法律意见称她被判决的依据仅仅是因为警察逮捕光辉道路若干成员时她本人也正好在该楼里。其他共同被告人均没有指控她、法庭既没有对她不利的任何证人也没有牵连她的任何专家证据。律师承认逮捕时,Sybila Arredondo女士持有一张伪造选民证。提交人在陈述中提供了利马律师的法律意见,其中他说:“关于对Sybila女士的指控,令人遗憾的是既没有为她澄清也没有为驳斥对她的指称作任何努力。法庭上没有提出有利于她的证据。更有甚者,对警察或法官的任何审讯她均没有回答。这是案件牵连的其他人的行为方式,从而给人的印象是他们都行为一致,因为他们据指称属于同一组织”。

2.4  19925Arredondo女士在被拘留时,对她的起诉(3号案件)就已开始,指控她参加了19925月第一周发生的事件,当时警察对米克尔·卡斯特罗·卡斯特罗监狱进行了干预。检察官根据秘鲁新的打击恐怖主义分子立法要求判她无期徒刑。她于199510月也被“隐形法庭”宣布无罪(237-93号卷宗)

2.5  1985年审判她的第1号案件于199511月被“隐形法庭”重新审理。她于1997721日被判15处徒刑(98-93号卷宗)

2.6  在所有三次诉讼中均提出上诉,两次由Arredondo女士对判决提出上诉;一次由检察官提出。提交人承认就对她母亲的刑事诉讼而言,国内补救措施尚未用尽。然而,她认为诉讼程序太长,有失正常。

 

3.1  提交人声称监狱条件令人发指;每天囚犯仅获准走出3 X 3米的牢房半小时。非经明确同意,她们不许拥有任何写作材料。在过去三年里Arredondo女士获准写了三封信。带给囚犯的任何书籍受到严格检查并且不能保证囚犯将得到它们。她们根本见不到杂志和报纸、听不到广播也看不到电视。仅B翼第一层的囚犯获准在车间里工作;鉴于Arredondo女士在第二层,她仅获准干非常基础的活。食品质量差。任何食品或卫生用品必须放在透明塑料袋里交给当局;任何罐头或瓶装产品不准进入监狱。任何药物包括维他命和辅助食品均需监狱医生开处方。许多囚犯患有精神病或传染病。所有囚犯住在一起,没有供病人用的设施。囚犯去医院时被手铐脚镣。囚犯一个月仅获准最直系亲属探监一次。探访限定在20-30分钟。据称根据秘鲁立法,囚犯一个星期有权得到一次探访。立法还规定每三个月囚犯与其孩子或孙子孙女直接接触一次。儿童必须自己进入牢房;陪同他们的人必须留在监狱门口。Arredondo女士的女儿每个月探望她一次,她5岁的孙子每三个月探望她一次;然而由于警察对成年探监者实行的控制,两名较年长的孙子孙女(1718)没有探望她,因为那样做他们将会被警察记录在案。

3.2  提交人声称(在“隐形法官”法庭)对她母亲的司法诉讼不符合《公约》第14条。她还控诉诉讼具有延误性质。

3.3  据说同一事项没有受到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和评论

4.  缔约国在1997812日的陈述中对可否受理问题提出质疑,理由是国内补救措施尚未用尽和受害者的女儿法律上无权代表她母亲提出该案件。根据在智利报刊上发表的两篇文章的副本并在若干智利议员对Arredondo女士探望后,缔约国进一步声称后者不要求优待并愿等待结案。

5.1  来文提交人在对缔约国陈述的评论中告知委员会,实际上她代表她母亲并在她母亲知情的情况下行事,因为她母亲本人无法这样做。她再次提到她母亲在监狱在接受探访、与外界接触和写作材料等方面受到的限制。

5.2  至于缔约国称国内补救措施尚未用尽的说法,提交人重申她的母亲于1985年被捕、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受到审判并两次被宣布无罪。在1990年被重新逮捕后,1985年的审判在1995年被重新审理。1997年她被判15年徒刑。向最高法院提起的上诉仍悬而未决。因此提交人请委员会考虑来文可予以受理,理由是国内补救措施因缔约国的原因而被不适当地延误。Arredondo女士还因属于拯救人民组织被判12年徒刑,目前她正在服这一判刑。关于她于19925月参与米克尔·卡斯特罗·卡斯特罗监狱事件的指控,她被宣布无罪,但是检察官对宣布她无罪的判决提出上诉,该问题仍悬而未决。

5.3  提交人重申她母亲在监狱受到的待遇构成了对《公约》第7条和第10条的触犯。Teillier女士在1998928日的信中也重申了逮捕她母亲时的情况并提供了与此有关的更多资料。此信于1998101日转交缔约国。Teillier女士重申逮捕她母亲时没有司法逮捕证,这违反了《公约》第9条。她说对她母亲的审判不符合《公约》第14条规定的要求和保障。

委员会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6.1  委员会在199810月的第六十四届会议上审查了来文可否受理的问题并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2(a)项的要求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受到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

6.2  关于用尽国内补救措施的要求问题,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以没有用尽国内补救措施为由对来文可否受理提出的质疑。委员会提及其案例法,其中委员会一再认为为了《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2(b)项的目的,国内补救措施必须有效和可获得并不得无故拖延。委员会认为就案情而言,补救措施被无故拖延。Arredondo女士1990年被捕并因若干罪名受审判,其中之一追溯到1985年并因此她已两次被宣布无罪。到1998928日,该案仍未了结。因此委员会认为第5条第2(b)项并不妨碍对该申诉的审理。

6.3  提交人称拘留她母亲的条件构成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有违《公约》第7条和第10条,对此委员会认为为了受理目的这些申诉证据充足,应根据案情予以审理。

6.4  提交人说对她母亲的逮捕没有按照国内立法进行,因此违反了《公约》第9条。委员会认为应该根据案情审查这一论断,因为它有可能引起《公约》第9条所指的问题。

6.5  关于提交人的母亲所受审判不符合《公约》第14条规定的保障的申诉,委员会注意到她受到特别军事法庭的审判。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立场,即根据秘鲁生效的打击恐怖分子立法规定的程序对她进行了刑事诉讼并仍在继续进行之中。然而,问题是这些程序是否符合《公约》第14条。这一点应该根据案情予以审理。

缔约国的意见和提交人的评论

7.1.  缔约国在199984日的陈述中要求对可否受理问题进行审查,因为它认为受害者的女儿没有资格代表她母亲提交本案;它认为受害者本人本可与委员会联系而没有任何困难。如其不然,缔约国认为,她本可给她女儿明确授权或通过她的律师或她的儿子给予这种授权。她的儿子住在智利并到监狱看望过他的母亲。缔约国在陈述中说Arredondo女士的儿子从未表示他的母亲希望向任何国际机构提出起诉。

7.2.  缔约国认为提交人的陈述与1996229日提交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的陈述如出一辙;而工作组没有发表意见的事实意味着它并不认为该拘留为任意拘留。因此缔约国的结论是:不存在任意行为。它请委员会根据一案不二审原则宣布来文不予受理。

7.3.  缔约国还认为,如果委员会在缔约国提出的以宣布该案不予受理为目的的陈述后仍考虑继续审理此案,那它只能从对Arredondo女士的诉讼仍在进行之中的角度着手。这些诉讼仍有待就要求宣布判决无效提出的上诉作出裁决并且将得承认司法受到延误;由此引起的问题将是该延误有无道理。缔约国认为,延误的原因一方面与第688/1996号来文谋求的补救有关;另一方面与提交人的主要目的有关,即以国内法院对Arredondo女士的诉讼没有遵守适当法律程序的保障为由争取委员会作出建议秘鲁国释放她的决定。在这方面,缔约国提及对Arredondo女士的三次司法诉讼:其中之一在终审时宣判她无罪;第二次诉讼仍有待就要求取消(15年徒刑)的上诉做出裁决;在第三次诉讼中她被判12年徒刑。目前她正在乔里约斯女囚特别高等治安监狱服这一徒刑。缔约国认为,来文目的是与司法(无故)延误为由争取得到取消对她的未决诉讼的裁决和随后争取她获释;因而秘鲁国将会取消未决诉讼和提起其他诉讼或宣布结束对她的诉讼。缔约国指出即使这样做,Arredondo女士的情况也将不会有任何变化,因为正如已经阐明的,她正在服12年徒刑。如果第三次判决得到确认,这将与目前的徒刑合并,Arredondo女士将呆在监狱直到她服满对她的第二次诉讼判决的15年徒刑。

7.4.  缔约国认为对Arredondo女士判刑的审判符合适当法律程序的保障;在国家一级没有收到以指控审判行为不正常为由而提出的申诉、谴责或控诉。此外,本国际机构未能证明司法中有违反法律保障的现象。

7.5.  至于有关Arredondo女士拘留条件提出的申诉,缔约国认为根据国家狱政研究所提供的资料,控诉所指的条件是恐怖主义问题在秘鲁最严重时制定的。现在情况有了变化,因此秘鲁认为放宽对因恐怖分子罪行被判刑的人的监狱管制是明智的,因此第005-97-JUS号最高法令生效,而Arredondo女士是受益者之一。自进入乔里约斯女囚高等治安监狱以来并根据狱政局的评估,Arredondo女士一直在最安全条件下关押。目前她与两个人共享B翼的一个牢房。

7.6.  关于Arredondo女士得到家人探访的次数,缔约国指出在1998年期间直到目前,她一直得到她的女儿和孙子的探望。她的母亲和儿子经过特别安排也探望了她;她的住在智利的孙子孙女在圣诞节期间探望了她。

7.7.  B翼实行的特别最高安全制度(第一阶段)包括上面提到的法律提供的福利并包含“两小时活动、女囚星期六在探监时享有一小时探访,男囚为星期天以及在他们的牢房里从事手工或工艺活动”。缔约国还宣称,根据该制度,改造有进步迹象的囚犯可进入由国家狱政研究所人员监督的车间。

7.8.  缔约国认为Arredondo女士目前正在写一本关于她丈夫的书,这说明她被剥夺获得写作材料的机会的指控不攻自破。每天负责女囚安全的人员给她笔和纸。此外,缔约国强调女囚看电视不受禁止;她们甚至获准每两个星期看一次录象电影并获准阅读书籍和各种期刊。它们受到检查,这是出于国家安全原因,以保证它们不包含与颠覆主题有关的材料。至于娱乐活动,她们参加体育活动、跳舞和听音乐。

7.9.  至于与给女囚的食品质量有关的申诉,食品含有必要的卡路里和蛋白质并由囚犯自己分组轮流制做。监狱对她们的工作进行评价并颁发奖励以鼓励最佳小组。

7.10.  关于囚犯未经监狱医生批准不许获得药物的申诉,缔约国强调这一要求是出于安全考虑,目的旨在防止因下列情况的药物中毒:药品过期或不适当、未经医生开处方或过量或有可能以任何其他方式危及囚犯健康的药物。

7.11.  关于与患精神病者待遇有关的申诉,缔约国说它有一名专家,长期评估这一类女囚的情况;她们分开住在监狱各部分。她们也在院子里露天接受工作治疗护理。至于与传染病有关的指控,缔约国说此类情况很少;当这种情况的确发生时,监狱采取必要预防措施。关于囚犯往返医院的方式问题,对她们的接送是根据秘鲁国家警察指示进行的。这些指示与所犯罪行的类型相适应;目的旨在防止囚犯从治疗区逃跑从而有可能危及其他病人,因为医疗是由公营部门的医院提供的。

7.12.  最后,关于儿童探访问题,根据缔约国,儿童每星期五可以与其亲属直接接触。儿童一进入监狱就由秘鲁国家女警察人员带往他们要会见其亲属的地点,亲属将在那里等待他们,以防止他们受到惊吓或误入其他部门。成年亲属凭身份证进入监狱,这样确立他们与囚犯的关系。

8.1.  Arredondo女士的女儿,在1999114日的陈述中向委员会提供了经公证的全面授权书复印件和Arredondo女士签署的亲笔信,支持她女儿代表她提起和进行诉讼。

8.2.  Teillier女士在陈述中称,尽管她母亲得到家人的探访,但这些探访是在会见室进行的,囚犯和亲属之间有双层铁丝网隔开。既没有任何类型的人身接触也不可能转交任何物品。亲属只能在经看守强制性检查后从囚犯处收到退回来的食品容器和工艺品。此外,亲属必须经过搜查才允许离开监狱。律师在与亲属同样的条件下进行探访。

8.3.  关于给监狱以外寄信的可能性问题,Teillier女士解释了为此目的遵循的程序。女囚必须将寄出监狱的任何信投放在她们区的信箱里,一周一次。信件由狱政人员取走和检查。所有信件均被拆开阅读;而它们中并非每一封均能通过这种程度的检查。例如,她说几星期前,她的母亲告诉她,她向信箱投放了一封致Teillier女士的信,其中有她母亲就健康问题致典狱长的要求的副本。这封信从未到达Teillier女士手中。被检查过的信件在探监日投放在监狱出口附近的一个盒子里。探监者拿走致他们的信件,实际上可以拿走任何其他信件,因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确保这些信件到达正确的收件人手中。

8.4.  来文提交人说,代表她母亲提出的申诉具体涉及到严厉的监狱条件。她提出了缔约国代表是否真正相信Arredondo女士能就该问题写信并放心地寄出的问题。她还说,正如缔约国自己所做的,被裁定犯有恐怖主义罪的所有人,包括Arredondo女士受到监狱当局成立的狱政委员会的不断评估。该委员会可方便地视申诉等于“坏表现”。

8.5.  至于第二个问题,即该案由不止一个国际机构审议,Teillier女士说,尽管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立的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可能确实向秘鲁国转交了若干申诉,包括涉及Arredondo女士(寡妇)的申诉,但她不清楚此类通信来往。关于缔约国的陈述第12节提到的逻辑假定,即工作组“不认为对Arredondo女士的拘留为任意拘留”,她认为,这种解释牵强附会。提交人认为,可更准确地假定工作组注意到“双重审议”的问题,因而中止了任何进一步行动。

8.6.  至于“最终目标”,提交人说,这不一定是“取得取消未决诉讼的裁决”,即取消14年前(1985)开始的诉讼,而是确保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她重申,如果最高法院确认19977(两年零三个月之前)作出的15年判决,她母亲将有资格享受与当时立法相适应的监狱福利。这些福利将允许她离开监狱,因为12年徒刑将包含在较长的徒刑内。如果短期内不作出这一裁决,有可能发生下列情况:在服满12年徒刑后,她将再次被禁止离开监狱或立即被逮捕并再次受到无休止的审判诉讼。

8.7.  关于导致作出12年监狱徒刑判决的审判,提交人强调实情并非如缔约国所称:在国家一级没有提出申诉、谴责或控告。被告向主管机关提出了取消判刑的上诉,但被驳回。问题的事实是再无可上诉的机构。在这方面,提交人回顾说,这次审判也是根据1992年立法在隐形法官制度下进行的。

8.8.  关于拘留条件,乔里约斯的条件的确没有亚纳马约和查亚帕尔卡的卡亚俄海军基地严厉,但它们仍然构成了一种惩罚制度。在这方面她重申,尽管她每个星期六可以探望她母亲一个小时,但探望是在不可能直接接触的房间里进行的,她们不能自由交谈。当她探望她母亲时,她带一些食品,弥补监狱日常饮食因国家预算拨款少而引起的不足。自从新典狱长任命以来,一名国家警察上校,往监狱带食品再次受到限制,监狱公布了允许带的食品清单。

8.9.  至于缔约国称传染病情况不多的说法,提交人说仅在B翼约100个囚犯中就有15个结核病例。其中3起发生在1999年下半年。提交人列举了健康问题方面现有的困难的事例,她解释说,几个月来她母亲一直在等待典狱长批准她到医院给她的膝盖拍X光照片。这些X光照是矫形医生和国家狱政研究所专家(1999718)要求的。随后两个医疗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同意她母亲到医院看医生,但到1999114日,她还没有到医院去。

8.10.  提交人说,尽管该问题并不直接影响到她母亲,但她不得不反驳缔约国提供的有关患精神病的女囚被关押的条件的资料,因为她们并没有与监狱其他囚犯分开关押。此外,她们没有在监狱院子里得到工作治疗护理。她对委员会在这一点上获得错误信息表示遗憾。

8.11.  囚犯看电视不受限制和她们获准每两个星期看一次电影的说法纯属捏造。她们只允许看监狱当局安排的电影。监狱当局不允许她们看新闻或当地频道的任何其它广播节目。此外,当局也不允许她们听广播或阅读目前的期刊或杂志。往监狱带书籍也继续受到限制。关于出于安全考虑继续奉行防止囚犯阅读有可能载有颠覆主题的材料的说法,提交人想知道官方公报《El Peruano》有何颠覆内容可言,而她的母亲却最近被禁止获得该刊物。

8.12.  最后,关于儿童到B翼探监的问题,这些探监活动在星期天上午进行,但儿童仅偶尔由女看守陪同。总之,他们单独进监狱并被单独搜身。提交人认为,这肯定给儿童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

审查案情

9.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1款规定,根据当事方提出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10.1.  对于缔约国关于Arredondo女士的女儿没有资格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诉讼的说法,委员会指出它拥有Arredondo女士给她女儿的适当书面授权(见上文8.1)并认为这足以能够使她代表她母亲行事。委员会还认为,Teillier女士是在与她母亲充分商讨后行动的。

10.2.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对来文)不予受理的要求,其依据是该来文正由另一国际调查程序或解决机构处理,因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设立的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应Arredondo女士的要求已接受该问题。委员会决定对本事项是否属于《任择议定书》第2条第5款的范围问题不作出决定,因为工作组已通知委员会它意识到该来文的存在,并将此案提交委员会而不发表任何意见。

10.3.  关于对Arredondo女士的逮捕是否按照《公约》第9条第1款和第3款的要求进行的问题,换言之,是否凭逮捕证逮捕她和在被带到警察所在地后她是否被迅速带见法官,令委员会遗憾的是,缔约国没有对指控作具体答复而是笼统地说对Arredondo女士的拘留和审判符合秘鲁法律。委员会认为,鉴于缔约国没有回答这些指控,对这些指控必须予以适当考虑;必须假定事件的发生确系如提交人所述。因此,委员会认为发生了违反《公约》第9条第1款和3款的情况。

10.4.  至于载于上文3.1段并在第8.38.48.8-8.12段重复的提交人对有关她母亲的拘留条件的陈述,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承认对这些条件的描述正确;囚犯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和缔约国面临的严重恐怖主义问题是实行这些条件的理由。委员会还注意到上文提到的第005-97-JUS号最高法令。委员会认为Arredondo女士的拘留条件限制过度,早些年尤其如此,自最高法令生效以来有所缓解。尽管它承认出于安全需要实行限制,但这些限制始终必须有合理。在本案中,缔约国没有对Teillier女士陈述中所述条件提出任何理由。因此委员会认为,拘留条件违反了《公约》第10条第1款。

10.5.  提交人控诉说,她母亲没有受到向她提供《公约》第14条规定的保障的审判,因为她是由隐形法官组成的法庭审判的,对于这一控诉,委员会注意到“TerrorismoTratamiento juridico, Insituto de Defensa legal, Lima, 1995年,pp. 288-290”的著作。提交人对隐形法官法庭的审判进程的描述是以该著作为依据的。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关于对Arredondo女士的三次审判是按照当时生效的国家立法进行的陈述。委员会重申其判例,即在秘鲁由隐形法庭进行的审判有违《公约》第14条第1款,因为被告得不到该条规定的保障。

10.6.  关于法律程序延误从而违反第14条第3(c)项的指控,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承认延误并且尽管据说已下达指示对该案作出裁决,但对重审案件的上诉仍悬而未决。鉴于1995年由检察官提出的对1987年第二次宣布Arredondo女士无罪的判决进行重新审理涉及到令人不能接受的延误,委员会裁定这构成对《公约》第14条第3(c)项的违反。

11.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4款规定行事,认为现有事实显示Arredondo女士的拘留条件构成对《公约》第10条第1款的违反;逮捕她的方式违反了第9条;由“隐形法官”组成的法庭对她的审判违反了第14条第1款;在完成1985年提起的诉讼中的延误违反了第14条第3(c)项。

12.  根据《公约》第2条第3(a)项规定,缔约国有义务给予Arredondo女士有效的补救。委员会认为,Arredondo女士应获释并得到适当赔偿。缔约国有义务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违约情况。

13.  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2条规定,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其境内所有受其管辖的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在违约行为一经确定成立后,即予以有效且可强制执行的补救。鉴此,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90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本报告的一部分。]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审查本来文:Abdelfattah Amor, Mr. Nisuke Ando, Mr. P. N. Bhagwati, Ms. Christine Chanet, Lord Colville, Ms. Elizabeth Evatt, Ms. Pilar Gaitan de Pombo, Mr. Louis Henkin, Mr. Eckart Klein, Mr. David Kretzmer, Mr. Rajsoomer Lallah, Ms. Cecilia Medina Quiroga, Mr. Martin scheinin, Mr. Hipólito Solari Yrigoyen, Mr. Roman Wieruszewski and Mr. Abdallah Zakhia

  提交人在1999年3月21日的信中告知委员会:尽管她母亲在被逮捕时的确是一名人权倡导者,但她当时正编写José Maria Arguedas整个著作的第二部分。

 2000516日通过的第4/2000号意见。

“正如戈德曼委员会指出的,司法行政官匿名使被告失去基本的法律保障:被告不知道谁在审判他或此人是否有资格审判他(例如他们是否受到必要的法律培训和具备必要的法律经验):被告被剥夺了由公正法庭审判的权利,因为他无法拒绝该法官[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关于秘鲁司法的报告。利马法律辩护研究所,1994年,第67]”

1997116日在《Victor Polay Campos诉秘鲁》案件中通过的第577/1994号意见,第8(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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