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versity of Minnesota

 

第661/1995号来文:Paul Triboulet诉法国
(1997年7月29日第六十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提交人: Paul Triboulet
(由法国律师Alain Lestourneaud先生代表)

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法国

来文日期: 1995年5月27日(首次提交)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1997年7月29日举行会议,

通过了下列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1. 来文提交人为Paul Triboulet先生,法国公民,生于1929年。他称他是法国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款和第3款(c)和(e)项的受害人。他由律师(Alain Lestourneaud)代表。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1982年2月8日,成立合股公司欧洲创新技术公司以促进由一所加拿大大学开发的工艺过程的工业应用,将植物废料经生物转化生产动用蛋白食物。公司有10个股东,包括提交人和法律顾问G. Morichon先生。经主要董事同意,提交人于当天被任命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2 1983年期间,公司的合伙人之间的关系恶化,1983年4月15日,在提交人旅差费数目上发生分歧后,提交人辞去了职务。1984年3月8日,作为辞职董事的M.Botton先生由另一名股东取代。在1984年6月28日的全体会议上,一名董事Slobodzian夫人被解除职务并由Morichon先生接任。1984年9月3日,提交人又被解除董事长兼总经理之职务。

2.3 1986年10月13日,贝桑松商事法庭(tribunal de commerce)下令公司——当时负债约130万法郎——事务在法庭监督(redressement judiciare)下管理。1991年3月18日,公司按法院命令进入清理状态。

2.4 关于提交人采取的诉讼,他于1984年9月28日首次起诉Morichon先生进行虚伪的事实陈述。提交人说他使提交人相信公司的偿付能力。1985年2月8日,贝桑松商事法庭报告法官提出关于创新技术公司情况的报告后,隶属于贝桑松法庭(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的公诉人要求第戎犯罪侦缉队(service des renseigne ments de la police judiciare)的分庭专员着手进行调查。6月18日,贝桑松首席检察官注意到有人指称提交人严重滥用公司资产(abus de biens sociaux),因此要求提起刑事诉讼,关于翌日任命了一名预审法官。1986年9月9日,提交人进一步起诉他人进行威胁,虚伪陈述事实和滥用空白签名,争论说股东们向他隐瞒公司债务的确切数额。

2.5 1987年1月13日,有人指控提交人滥用公司资产和信贷,还被指控要求报销不该报的旅差费。1987年9月7日,由于法院内部组织问题,公诉人要求任命另一名预审法官;当日任命了一名新预审法官。1988年2月10日,提交人通知预审法官,他无法出席定于2月11日举行的审理。2月11日和15日,法官听审了作为证人出庭的两名前股东。

2.6 1988年5月26日和6月9日及17日,提交人提交了三份新的起诉书。6月19日,预审法官发布移送令并于翌日命令合并调查滥用公司资产和提交人在其中提起刑事赔偿诉讼的某些起诉书。1990年6月12日,预审法官开始对提交人进行另一项审查。1990年12月26日,提交人写信给司法部长称自判决将创新技术公司事务管理人置于法院监督之下以来,法院任命的管理人还没有提出任何恢复计划,而且长时间拖延审查他的起诉。1991年2月12日,公诉人将提交人的指称通知了预审法官。然而,1991年3月15日,虽然经预审法官传唤,提交人由于工作缠身没有出庭。

2.7 1991年4月26日,预审法官对提交人进行另一项审查,并于1992年1月4日发布了新的移送令。两天后,由于法庭内部组织问题,贝桑松法庭首席法官又任命了一名新的预审法官。1992年5月27日,公诉人提交了审理提交人的最后申请,并按1992年6月30日令将提交人交付刑事法院(tribunal correctionnel)审判。不过,提交人于1984年、1986年和1988年提交的申诉被预审法官驳回,理由是经审查未发现足够的证据说明任何人针对提交人进行任何虚伪事实陈述,威胁,试图以武力或以许诺、弃权或签字相威胁进行勒索,欺诈或滥用空白签字。

2.8 1992年7月8日和9日,提交人上诉不服驳回他申诉的命令和不服将他送交刑事法院审理的命令。贝桑松上诉法院起诉庭(chambre d’accusation)1992年12月9日的裁决否决了提交人的上诉并确认了发布的命令。1992年12月18日,提交人上诉最高上诉法院,经查明提交人已放弃上诉后,最高上诉法院以1993年5月4日的裁决将此事实记录在案。至于提交人对起诉庭1992年12月9日的后一项裁决——有关提交人提起的申诉的驳回令之一——最高上诉法院于1994年2月1日裁定否决提交人的上诉,理由是起诉庭已答复了控诉人的主要陈述,而且提出了它认定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任何人犯了指称的罪行的依据。

2.9 在1993年9月8日刑事法院审理时,提交人要求在他与几名证人之间进行对质并进行一次会计专家评价。刑事法院以1993年9月22日判决判处提交人两个月的监禁(缓期执行)并罚款2万法国法郎,认为各种事实使得有可能可靠断定提交人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挥霍公司资本,而且指控的罪行成立。1993年10月4日,提交人和公诉人上诉不服定罪,但是他的上诉理由只是在1993年12月7日即审理当日才送达法院。贝桑松上诉法院以1993年12月21日的判决判处他10个月监禁(缓期执行)并罚款2.5万法国法郎,理由是提交人毫不顾及公司的信用和财政状况,将公司在银行的帐户,包括他作为合伙人的经常帐户,偿还他的贷款和与他关系密切的那些人的贷款。

2.10 1993年12月22日,提交人因不服此判决上诉最高上诉法院。3月29日,最高上诉法院任命了一名报告法官。1994年8月1日和5日,提交人和报告法官各自提交了补充诉状和报告。1994年8月19日,任命了总律师,而且最高上诉法院以1994年11月28日裁决否定了提交人的上诉。

申诉

3.1 据提交人称,刑事法院甚至未能在其判决中提及他的要求即由专家评价公司帐户和数名证人进行相互对质。他论证,这构成违反《公约》第14条第1款和第3款(e)项。

3.2 提交人断言,他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因为贝桑松上诉法院依据未构成原始指控组成部分而且他无法恰当为自己辩护的事实将刑事法院初审时宣判的刑期增加。提交人称这构成违反第14条第1款。

3.3 Triboulet先生争论说,他是违反第14条第1款的受害人,因为贝桑松上诉法院不是独立和公正的法庭,它必须依据案件的实质进行裁决。他指出,上诉法院的法官之一,在该法院起诉庭于1992年12月9日裁决不服预审法官发布的驳回令的上诉时,也担任该起诉庭的法官。据提交人称,审查和判决职能的分离原则应当禁止该法官裁决案件的实质问题。律师在这方面提及了欧洲人权法院在Piersack案中的裁定。不过,未将此事提请上诉法院或最高上诉法院注意。

3.4 最后,Triboulel先生出于他的案件的法律诉讼时间合理长度方面的理由,指称违反了第14条第3款(c)项。他指出,从1985年2月8日下令开始调查到最高上诉法院裁定之日期,诉讼持续了9年又9个月。从1987年1月13日起诉之日起至最高上诉法院裁定,诉讼持续7年又10个月。根据这两种情况,提交人认为诉讼的期限超过了《公约》所作的规定。

缔约国至于可否受理的看法和提交人的有关意见

4.1 缔约国在1996年4月4日根据议事规则第91条所发表的看法中要求委员会宣布来文可不予受理,主要是因为Triboulet先生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其次是因为他没有资格成为《任择议定出》第1条含义范围内的“受害人”。在第一个方面,缔约国指出,提交人未能利用国内法提供的手段,如果他的指称得到证实,这种手段本有可能补救他向委员会声称的违反《公约》的情况。比如,提交人在其1993年12月21日要求最高上诉法院对贝桑松上诉法院刑事上诉庭(chambre des appels correctionnels)的裁定进行司法审查的申请中,没有提请最高上诉法院注意关于诉讼拖得长、曾参加过上诉法院起诉庭审理的法官的公正性或刑事法院未对他进行专家评价和证人之间对质的要求未作答案等情况。关于后一项断言,缔约国指出,提交人未向贝桑松上诉法院重申与证人对质和进行专家评价的要求。关于质疑上诉法院法官公正性的申诉,政府指出,提交人未能利用有效的补救办法——质疑法官的动议——它本会使上诉法院院长能够考虑申诉的案情。

4.2 缔约国忆及,提交人在1994年6月1日向最高上诉法院提交补充诉状要求撤销上诉法院1993年9月22日裁定时,忽略了提及上述任何断言 。最高上诉法院指出,“仅限于质疑法官对交锋对抗制的诉讼程序中案件事实和情况的是非曲直的主权评价的“提交人提出的论点“是不能接受的”。缔约国援引了委员会的如下判例:当控诉人甚至未大体上向国家当局陈述他们以后提交委员会的申诉时,就不能说国内补救办法已用尽了。[1]

4.3 关于贝桑松上诉法院参加该法院起诉庭审理的法官的公正性问题,缔约国指出,提交人本可依据《刑事诉讼法典》第668条和第669条提出质疑该法官的动议。由于提交人未利用该项补救办法,他难有资格向委员会质疑该法官的公正性。至于刑事法院未响应由会计专家进行评价以及与证人对质的要求,缔约国指出,在1993年12月7日即审理当天送达上诉法院的呈文中,提交人既未要求进行这种评价也未要求与证人对质。据缔约国称,应由提交人向上诉法院提出任何此种要求,特别是按照《刑事诉讼法典》(Code de Procédure Pénale)第509条从实质上评估所有违反公约的情况,第509条规定“问题应在上诉通知和上诉人的地位规定的限度内提交上诉法院……”。

4.4 其次,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没有资格成为指称违反第14条方面的受害人。关于指称有关法官之一不公正和审查与判决职能分离原则方面违反第1款,缔约国在认同两种职能分离原则的同时指出,必须仔细分析提交人案子中的各项事实以便确定同一法官在诉讼不同阶段在多大程度上审理该案的相同要素。缔约国指出,提交人撤销了有关预审法官发出的提交刑事法院审理的命令的对起诉庭的上诉。这样,就必须裁定能否将申请人的担心认定为在客观上具有正当理由,[2]因为参加刑事上诉庭审理的法官以前在起诉庭只是确认了预审官的驳回令。在起诉庭中,有关法官只被要求裁定有关提交人向其前合伙人提起的诉讼的驳回令是否有效:在起诉庭中,从未要求这名法官对向提交人提出的指控作出宣判。缔约国陈述,必须对下述二者作出区分,即在起诉庭中提交法官审理的事实的性质,它只涉及提交人本人提起的诉讼,以及他被提交刑事法院审判的指控:事实互不相同,因为在一个案子中Tribeulet先生是原告,在另一个案子中,他是被告。

4.5 因此缔约国认为,在本案中,一名法官在刑事上诉庭内行使两种职能之间没有矛盾,因此, 提交人在这方面没有资格作为受害人向委员会申诉。缔约国还指出,提交人提及的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没有严格适用,而且已进行了多次修改(特别是Saraiva de Carvalho案的判决)。[3]

4.6 关于就上诉法院据说根据未构成原始指控组成部分的事实加重了刑事法院以前所判刑罚而言缺乏公正审理的问题,缔约国指出,上诉法院在描述提交人行为方式,特别是他没有遵守1966年7月24日《公司法》(loi sur les soliétés)某些规定时,仅仅评价了为当事双方自由讨论而提交的文件的要素之一,没有将它加到原始指控之中。很显然,上诉法院不可能依据刑法中不受惩罚的事实加重初审时对提交人宣判的刑罚:只有对Triboulef先生在刑法中应受惩罚的行动的更为严厉的评价才促成了上诉法院宣判的更重的刑罚。据缔约国称,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提交人无资格当受害人。

4.7 关于指称违反《公约》第14条第3款(c)项,缔约国指出鉴于本案的复杂性和提交人本人的所作所为,诉讼进行了7年又10个月是说得过去的。首先,提交人本人几次起诉他的前合伙人,据缔约国称,这种情况使诉讼复杂化了。其次,由于提交人对他的前合伙人提出了一大堆控告,需要对控告人的所有控告进行长时间彻底的调查。在这方面,由于注意到向提交人提起的诉讼与提交人本人提起的诉讼之间存在着联系,预审法官于1988年6月20日决定将诉讼合并在一起进行:多项正诉和反诉混合在一起使案子变得更为复杂,并加重了交给预审法官的任务。

4.8 缔约国陈述,提交人的行为方式使诉讼大大拖延。有两次,提交人未能到庭参加预审法官举行的审理(1988年2月和1991年3月)。同样,提交人对其提起诉讼的前合伙人也未表现出特别想帮助诉讼向前发展。关于诉讼的持续时间,缔约国说,提交人提起了无数次诉讼,而且以不恰当的方式上诉上级法院,因此认为诉讼拖长完全是他一人的责任。相比之下,国内法院表现出了巨大的敬业精神:例如,上诉法院于1993年10月4日接到提交人的上诉,1993年12月21日就作出了判决;最高上诉法院也抱着完全必要的认真态度处理诉讼事宜。

5.1 律师在他的意见中重申,案子的审理拖延过长,违反了第14条第3款(c)项。他忆及,提交人曾于1990年12月26日写信给司法部长,控告诉讼拖延很长时间,他还补充说,就业前诉讼的持续时间而言,向最高上诉法院——刑事诉的终审法院——声称违反了合理时间观念将是白费口舌。对于律师而言,如向最高上诉法院援引刑事诉讼的期限等于否定受保护的权利的内容。

5.2 律师论证,缔约国提及的贝桑松法庭的内部组织问题并不证明过度拖延审查他委托人的案子是有正当理由的。至于提交人本人的行动,律师陈述,不能将未利用Triboulet先生可加利用的所有国内补救办法保护他的权利和组织对他的辩护的责任都归咎于他。提交人将拘押令上诉刑事法院但最终又放弃上诉一事本身并不构成证明诉讼期间过长有理的有效论点。

5.3 据律师称,不能同意缔约国至于上诉法院所宣判的更重刑罚的不予受理的论点,因为提交人已在提交最高上诉法院的诉状中明确包括了这样的论点:刑事法官不得依控正式指控中所未提出的事实判决。据说这违反了公约第14条第1款保证的公正审理的概念。

5.4 律师论证,没有规定提交人应明确提及《公约》的有关规定——指称的违反与有关文书的保证的权利之一存在“实质性”联系就足够了。据他认为,提交人或他律师本人未以《公约》作为他们指称的依据这一事实“并不因而就有可能认为国内法院并没有利用这样的机会即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规则恰恰就有向各国提供……的目的”。

5.5 关于提交人无资格成为《任择议定书》第1条含义范围内的受害人的断言 ,律师指出,政府有关同一法官先在起诉庭然后又在贝桑松上诉法院刑事上诉庭行使的职能所作的区分是不能允许的,因为这种论点与受害人的地位无关。首先,缔约国强调,预审法官于1988年6月下令将滥用公司资金的调查与提交人向他的前合伙人提起的某些控告结合起来。因此,提交人的案件在法律上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公诉人于1992年5月17日的最后申请进一步说明了这些事实,它导致了对Triboulet先生的定罪。

5.6 对于律师来说,由于提交人提起的控告中裁列的指称与在同一背景下向他提出的指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指称的事实确是有关联的。提到了《刑事诉讼法典》第39条,该条禁止预审法官“参与”判决他作为预审法官获知的刑事案件,否则无效。因此,参与贝桑松上诉法院起诉庭审理的法官,在同一法院刑事上诉庭裁决案件的实质时,没有资格参加该庭的审理。

5.7 此外,律师指出,缔约国没有证明提交人本人未受定罪影响。很显然,上诉法院依据指控中未提到的事实要素,而且在未举行交锋对抗式的审理的情况下,单方面加重了在初审时宣判的刑罚。上诉法院的推理使它能够描述它甚至说成为提交人“恶意”的内容,而且最高上诉法院丝毫未审查这一要点。因此提交人可以恰如其分地称自己是违反第14条第1款的受害人。律师还补充说,决不能混淆这样两种情况,一是作为受害人的地位的缺乏,这个问题应在审议申诉可否受理时确定;二是实质性论点,它们涉及指称的违反本身,而且在采纳任何观点时应该考虑到它们。

委员会审议的问题和过程

6.1 在审议来文载述的任何断言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依照其议事规则第87条决定,根据《公约任择议定书》,来文是否可予受理。

6.2 提交人指称违反了第14条第1款和第3款(c)项,理由是贝桑松刑事法院未同意他的对公司帐目进行专家评价和与案件几名证人对质的要求,而且因为参与贝桑松上诉法院刑事上诉庭审理的一名法官也参加了同一法院起诉庭对预审法官发布的驳回令的审查。缔约国在这方面认为,这项断言可不予受理,因为未用尽所有可加利用的补救办法。委员会指出,提交人未将这些申诉提交上诉法院或最高上诉法院。例如,他未依照《刑事诉讼法典》第668条和第669条动议对参加起诉庭和上诉法院审理的法官进行质疑这项补救办法本将使贝桑松上诉法院长能够评价谈断言的是非曲直。委员会忆及,虽然不要求申诉人具体援引他们认为已遭到违反的《公约》条款,但他们必须向国家法院实质上提出他们以后向委员会提起的指控。由于提交人未向上诉法院或最高上诉法院提出这些申诉,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2款(b)项,来文的这一部分可不予受理。

6.3 提交人争辩说,上诉法院依据未构成原始指控组成部分和他无法恰当为自己辩护的事实加重了刑事法院初审宣判的刑事判决。委员会指出,提交人在他提交最高上诉法院的补充诉状中实际上确已提了这项申诉;因此在这方面不能指责他未用尽可加利用的国内补救办法。不过,从档案来看,贝桑松上诉法院依据的指控与初审法院的完全相同,只是对提交人被指控的某些行为判决得重于初审,其中包括不服从1996年7月24日《公司法》的某些规定。委员会忆及,一般应由《公约》缔约国的上诉法院评价任何特定案件中的有关事实和证据,除非能够查明证据的评价是武断的,或等于拒绝司法。由于在本案中未证明发生了任何此类违规行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3条,来文的这一部分可不予受理,因为它不符合《公约》的规定。

6.4 提交人断言,对他案件的审查和司法程序的用时过长,因此违反了《公约》第14号第3款(c)项,缔约国论证说,提交人在这方面未能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因为他未将该断言 提交最高上诉法院。提交人的律师论证说这种补救办法起不了任何作用。委员会忆及了它的判例,即仅仅对可加利用的补救办法的效力存有怀疑并不免除来文提交人用尽它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2款(b)项的规定,由于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来文的这一部分可不予受理。

7. 人权事务委员会因此决定: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3条和第5条第2款(b)项,来文不予受理;

(b) 本决定应通知缔约国、提交人及其律师。

* 委员会下列成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Nisuke Ando先生、Prafullachandra N. Bhagwati先生、Thomas Buergenthal先生、Colville勋爵、Elizabeth Evatt女士、Pilar Gaitan de Pombo女士、Eckart Klein先生、David Kretzmer先生、Rajsoomer Lallah先生、Cecilia Medina Quiroga女士、Fausto Pocar先生、Julio Prado Vallego先生、Martin Scheinin先生、Danilo Térk先生和Maxwell Yalden先生。
**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85条,Christine Chanet女士未参加审查本案。

[1] 例如,见关于第243/1987号来文(S. R. 诉法国)的决定,1987年11月5日,第3.2段。
[2] 提交了欧洲人权法院判例法—1994年4月22日Saraiva de Carvalho案的判决,第286-B号系列A,第35段,第10页。
[3] 提及了对1989年5月24日Hauschildt诉丹麦案判决及1993年8月24日Nortier诉荷兰案判决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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