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versity of Minnesota

 

第607/1994号来文;Michael Adams诉牙买加
(1996年10月30日第五十八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Michael Adams
(由西蒙斯·缪尔黑德一伯顿律师事务所的Saul Lehrfreund先生代表)

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牙买加

来文日期: 1994年11月1日

决定可否受理日期: 1996年10月30日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1996年10月30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对Michael Adams先生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607/1994号来文的审议,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所涉缔约国向它提供的所有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4款通过下列意见*

1. 来文提交人为Michael Adams,牙买加公民,在提交他的申诉时在牙买加圣凯瑟琳区监狱等待处决。他声称他是牙买加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7条、第10条第1款和第14条第1款、第2款和第3款(b)和(e)项的受害人。提交人的死刑判决已在1994年11月14日减刑。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于1991年3月7日在金斯敦巡回法院被宣告犯有谋杀罪,并被判处死刑。他申请对定罪和判决提出上诉的许可。1992年2月24日,牙买加上诉法院在听取上诉时处理了要求上诉许可的申请,驳回了提交人的上诉。在1993年11月4日,提交人向枢密院司法委员会要求特许上诉的申请被驳回。因此,据提出,所有国内补救办法已用尽。1994年11月14日,提交人被重新定为不判处死刑的罪犯。

2.2 提交人是被根据共同策划罪定罪的。起诉的案件是,1990年5月3日,提交人劝诱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男子(持枪人)向一名名叫Charles Wilson的保安人员开枪,据说,他同这名持枪人协同行动,然而,持枪人却打死了名叫Alvin Scarlett的另一个人。

2.3 1990年5月3日上午,Wilson先生在金斯敦西班牙镇路上一个瓶装厂大院的垃圾堆场的大门口值勤。在上午大约8时,他准许两辆卡车进入大院的垃圾堆场。几名男子爬上第一辆卡车。Charles Wilson在审判时作证说,他看到两名男子坐在垃圾场的围栏边,他在法庭上认出两名男子中的一名是提交人。提交人跟随第二辆卡车走向垃圾堆场。15分钟后,第二辆卡车间Alvin Scarlett、一个名叫Carlton Mckie的人和提交人一起返回。卡车在大门口停下,这三个人卸下一些垫板。在卡车慢慢驶进大院时,Wilson先生开始关大门,他听到一声枪声,并感到他手上一阵疼痛。他看到曾同提交人一起在围栏边的另一个男子拿枪对准他。Wilson先生由于手受伤而无法拔出他自己的枪。他作证说,他看到已在远处的提交人在卡车周围走,对持枪人说:“击中了那个保安人员,让我们去取他的枪”。他于是逃跑了,提交人和持枪人追赶他。他在跑动时又听到三声枪声。这两人于是不再追赶他,在他们朝着垃圾堆场往回跑时,他看到他们的背影。

2.4 Wilson先生声称,他在三年前首次见到提交人,当时他在一家饼干厂担任保安人员,提交人经常向他要饼干。他以前曾在这个垃圾堆场见到他一次,但没有同他说话。

2.5 Carlton Mckie作证说,在卸垫板时,他看到一名男子向保安人员开枪,站在卡车后面的Alvin Scarlett仰天倒下。他然后看到提交人在卡车的另一边,提交人和持枪人追赶了保安人员一段路程,然后跑回垃圾堆场。McKie先生还作证说,他认识提交人大约一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他在这个垃圾堆场经常见到提交人。

2.6 亨茨湾警察局的调查官Blandford Davis作证说,1990年5月4日,他接到逮捕提交人的令状。1990年6月4日,他在警察局见到提交人,并逮捕了他,控告他谋杀Alvin Scarlett。提交人在拘押中声称他是无辜的。

2.7 辩护的理由是根据提交人提供的宣誓证词 。他否认他同另一名男子等候在围栏旁边。他作证说,他同一群男子走向垃圾堆场。在他们到达装瓶厂的场地时,卡车即将通过大门,他和另外六个男子爬上卡车。在从垃圾堆场回来时,他和他已认识四年之久的Scarlett先生卸下了垫板。提交人说,在他在卡车的另一边时,他听到一声枪声,他看不见Wilson先生,他无法说枪声来自哪个方向。他还说,他和其他人跑开了,他没有同任何人讲话,他不知道有什么人在他前面跑。他又听到几声枪声,于是跑回家。后来,他回到装瓶厂的场地以便取回垫板,他得知Alvin Scarlett被打死了。提交人否认曾经说过“击中了那个保安人员,让我们去取他的枪”,也否认他追赶过Charles Wilson。他说,他在1990年5月3日以前在装瓶厂的场地见过Wilson先生,但是他否认在饼干厂曾见到过他。

2.8 审判抄本表明,Wilson先生在给警察局的一份书面陈述中首次提到提交人喊叫“击中了那个保安人员,让我们去取他的枪”。他在Gun法院的初步调查时没有重复这番话,但是在审判时在刑事律师询问本方证人时再次提到这番话。此外,看来提交人的律师(他在初步调查时没有代表他)不知道这份书面陈述,在交叉盘问Wilson先生时对提交人曾经说过这些话这一点提出异议。在再次询问时,刑事律师把向警察局作的书面陈述给提交人的律师看,并要求法官承认它作为证据。关于既定的判例,他争辩说,如果一位证人在询问本方证人时所作的陈述根据它是最近的编造而受到质疑,那么提供一份以前作的书面陈述来证明事实上作过这个陈述要受到起诉了。提交人的律师反对承认这份书面陈述作为证据,理由是它是证人为自己服务的、证明自己的证据。然而,法官允许承认这份陈述作为证据,驳斥最近编造的说法。

申诉

3.1 据称,在审判前没有向被告方透露这份陈述侵犯了《公约》第14条第1款、第2款和第3款(b)项和(e)项规定提交人享有的权利。

3.2 在这方面,律师引用提交人收到的在牙买加的前代表所发来的一封信:“我认为,使形势转为对Michael Adams不利的核心问题是证人Wilson作的陈述:他曾告诉警察局,Adams说:开枪打那个保安人员,让我们夺取他的枪。Wilson在初步调查时并没有这样说。那是一个实质性区别,应当向被告方提供这个陈述以保证公正审判。如果公布了这个陈述,实际上就不会对Charles Wilson进行交叉盘问。鉴于这种情况,Adams受到公正审判吗?”

3.3 律师指出委员会对《公约》第14条的一般性评论:它在被告有权拥有足够的时间和方便为他的辩护作准备方面说:“(……)这些方便必须包括见到被告为他的诉讼案作准备所需要的文件和其他证据。”据提出,虽然提交人在牙买加的律师说,他有足够的时间为诉讼作准备并获准以与起诉方相同的条件交叉盘问证人,但是这对于Wilson先生不可能是这种情况。律师重申,如果向被告方宣布了这份陈述,律师对这位证人的交叉盘问本来会不同,因此,提交人被剥夺了第14条第3款(b)项所保证的为他的辩护作准备提供足够的方便。他又说,不事先知道这份陈述,律师的进一步交叉盘问不像它本来应该的那样有效,并受到法官在其范围方面的限制,这无异于违反第14条第3款(e)项。此外,还认为,被告方因此无法驳斥证人的指控,这是违反第14条第2款,所以提交人被剥夺了公正审判的权利(第14条第1款)。

3.4 为了支持这些主张,律师提到委员会对第283/1988号来文(Aston Little 诉牙买加案)的意见。他还提到Shelagh Anne Simmons女士拿到的宣誓声明,她从1994年8月29日至9月5日到圣凯瑟琳区监狱探访了Adams先生,宣誓声明说:“我告诉我的律师,(……)有一些证人愿意代表我提供证据,但是他说,起诉方控诉我的证据那么少,因此不需要证人。这些证人是在发生犯罪活动时在场的人。(……)他们能证明我从来没有参与我被控告的谋杀。这些证人是Alfred Campbell (……)、我知道名叫‘Willy’的一名男子(……)和名叫‘Reenie’的一个女孩(……)。”律师指出,如果Wilson先生向警察局作的陈述已向提交人的律师透露,他很可能会传唤提交人提到的那些证人代表他作证。因此,提出没有给准备辩护提供足够的时间和方便,也是违反第14条第3款(e)项的,因为提交人无法得到证人代表他作的证词。

3.5 在提交人提到的三位证人于1994年9月10日作的宣誓声明中,似乎他们都在不同的场合试图向警察局、具体地说向调查官作出陈述,这些证人称,他们“被告诫不要作陈述”。在这方面,提到联合王国上诉法院最近的一起判决。45 律师认为,虽然公诉署或提交人的律师没有具体地要求从上述三位证人那里取得陈述,但是调查官有责任进行调查,并从愿意代表提交人作证的证人那里取得陈述。据说,牙买加警察局、特别是调查官没有从不在犯罪现场的证人那里取得陈述无异于违反第14条第1款和第2款。

3.6 律师还声称,初审法官在提交陪审团裁决前对证据概述时在对证据采取适当方法方面给陪审团错误的指示,这等于拒绝司法。他认为,法官允许起诉方提出Charles Wilson向警察局所作的陈述作为证据,不可避免地引导陪审团作出有罪的裁决。法官在指导陪审团如何使用这份陈述时没能充分阐明不应该使用这份陈述来断定“击中了那个保安人员,让我们去取他的枪”那番话是不是真的,而只是说明Wilson先生作为一个证人是可信的。此外,他实际上引导陪审团不去考虑Wilson先生是不是错了。而且,法官实际上指导陪审团,由于接受这个陈述已被作出,因此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认为,在持枪人开枪击中Alvin Scarlett时,提交人一定抱有参与合谋的必然意图。此外,初审法官在概述时屡次使用“开枪打那个保安人员……”这句话,而没有使用Wilson先生在法院和在向警察作的陈述中使用的“击中了那个保安人员……”这句话。律师指出,这样做,法官歪曲了证据,鼓励陪审团把“击中了”这个词理解为“开枪打”。

3.7 律师认为,提交人由于在被捕后遭受警察的虐待而成为违反第7条和第10条第1款行为的受害人。提交人声称,他在被控犯有谋杀罪之前被以开枪的罪名关押了大约6个月。他在被捕后起初被拘留在西班牙镇警察局,然后被转移到亨茨湾警察局。他声称,他“忍受了警察Bobby Williams. R. Scott和下士侦探Davis对我的背部、胸部、颈部和脚底的欧打,他们领头对我进行这些殴打,这致使我在小便中出血,使我的神经遭受损伤。我在两周的时间里遭受殴打,每天挨打两次。警察不让我接待探访的人,不让我接受治疗。(……)每当警察出动搜索他们所说犯了罪的人而没有找到他们时,他们总是由于我一无所知的情况而来毒打我。我把殴打我的事情告诉了我的律师,但是没有对此采取行动。”

3.8 提交人声称遭受警察的虐待的话似乎由他的姨妈Janet Gayle的证词所证实,她在1994年9月10日的一份宣誓声明中说:“有一次去警察局探望Michael,他告诉我,在他受到审问时(……),他说他是无辜的,于是遭到调查官的殴打。他说,他一周至少挨打三四次。在我探访他时,我注意到他有伤口和疤痕。Michael告诉我,他在一次挨打后‘昏了过去’,被送到医生那里,然后又被送回警察局。”她说,她认为辩护律师不知道提交人遭到虐待。她还说:“Michael在被拘留期间遭到殴打之前从来没有患过癫痫。我想他是在谋杀罪审判后大约一年被诊断患癫痫的。Michael告诉我,在他在被拘留在西班牙镇警察局首次挨打后,他首次‘昏了过去’。他还说,他在监狱里发生过昏倒的事件。这些事件通常是在监狱中挨打后发生的。实际上,有一次我去监狱探望Michael,但时间晚了,探监的时间已结束。我于是去拜访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在西班牙镇医院,我感到意外和震惊,我看到Michael在那里,他的头部划破,流着血。(……)Michael目前用药物治疗他的癫痫,如果他停止药物治疗,他的病就发作。他现在依靠这种药物治疗。(……)。我认为,殴打引起癫痫发作。”虽然Janet Gayle提到西班牙镇警察局警察的行动,但是提交人证实,殴打实际上发生在亨茨湾警察局,不是发生在西班牙镇警察局。

3.9 提交人在1994年2月18日写给在伦敦的辩护律师的一封信中解释说:“有几次警察(……)把我提出牢房,把我带到警卫室,在那里(他们)用一块块2×4的木板、铁管和一根鹤嘴锄棍打我。我忍受了我头部的几处伤痛,伤痛肿胀到我的臂部和腿部。内伤症状表现在我的小便带有大量血,每当我咳嗽时,从我的胃中咳出血来。在我的背上有几处伤口。他们还打我的脚底。由于我被关押了一个多月,不能同任何人说话,在我被带到法院去之前,我没有向任何人报告挨打的问题,在法院,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不准我同任何人说话。”

3.10 此外,英格兰的人权工作者Simmons女士在1993年7月19日代表提交人向牙买加人权委员会作了一个报告。她说,1993年6月24日,提交人在圣凯瑟琳区监狱遭到一名看守的恶毒殴打,结果头部受伤,在西班牙镇医院住了三天半。

3.11 1993年7月20日,律师代表提交人向牙买加议会申诉问题调查官提出了申诉,要求调查这些事件。他还要求牙买加人权委员会保证申诉问题调查官确实调查此事。1993年8月4日,申诉问题调查官办公室通知律师说:“这项申诉将尽快受到关注。”1994年2月3日和7月5日,律师要求申诉问题调查官提供调查的结果,如果有结果的话。他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从申诉问题调查官办公室得到答复。牙买加人权委员会在1993年10月1日向世界禁止酷刑组织的主任也发出了采取紧急行动的要求。此外,圣凯瑟琳区监狱的牧师Brian Massie SJ神父在1993年7月23日写信给监狱长,要求调查提交人的指控,并向探访人委员会的会议提供一份简要的报告。1994年3月30日,Massie神父同律师联系,解释说没有采取重大的行动。

3.12 Simmons女士作的宣誓声明提到这样的事实:她每次探访提交人时,总有一名监狱看守在场,提交人对她说,他对公开回答关于监狱看守虐待他的问题感到心神不安,因为害怕受到报复。Simmons女士又说,她自己有一天受到监狱长和他的某些工作人员长达30分钟蒙受耻辱的对待,她与提交人的会见受到限制。牙买加人权委员会试图向监管处专员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提交人宁愿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担心监狱看守进行报复。据提出,在提交人被拘留在亨茨湾警察局和圣凯瑟琳区监狱期间,联合国犯人待遇标准起码规则的要求未得到遵守,他在1993年6月24日受到的待遇、他受到的治疗不足以及不断担心遭到报复无异于违反第7条和第10条第1款。

3.13 律师指出,提交人在重新定级将死刑判决减为无期徒刑之前被在死囚牢中关押了3年零7个月。提到了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在Pratt和Morgan案中的裁决46 ,在这项裁决中特别认为,缔约国应该有可能在大约两年内完成整个国内上诉程序。据提出,在提交人案件受到拖延期间他不得不面临处决的痛苦,这无异于违反第7条和第10条第1款。

3.14 最后,提到大赦国际的一个代表团的调查结果,该代表团在1993年11月视察了圣凯瑟琳区监狱。据特别认为,这座监狱关押的人数为在19世纪建造它时的容纳人数的两倍多,国家提供的设施不足:在牢房里没有床垫,其他寝具或家具;在牢房里没有基本的卫生设备;管道破裂,一堆堆垃圾,下水道露在外面;在牢房里没有人工照明,只有小小的通气孔,自然光线通过通气孔照进去;几乎没有向监犯提供就业的机会;监狱里没有医生,所以医疗问题一般由受过非常有限的培训的监狱看守处理。据提出,这些一般条件对提交人的特殊影响是,他一天被禁闭在他的牢房里长达22个小时。他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在同别人隔离下度过的,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他在强制的黑暗中度过大部分时间。他还诉说他胸部疼痛和无法消化任何食物,但是自从1994年8月29日起没有看过一个医生。据说,提交人被拘留在圣凯瑟琳区监狱时的条件无异于第7条和第10条第1款意义内的残忍、非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资料和意见和提交人的有关意见

4.1 缔约国在1995年6月1日提交的呈文中没有具体谈可否受理问题,而提供对案情的意见。

4.2 关于没有透露Wilson先生向警察局作的陈述一事构成违反第14条第3款(b)项的指控,缔约国认为,律师可以在审判时对被告证人的陈述提出质疑,因此没有使他处于没有任何行动方针用来保护他的当事人利益的境地。它还认为,这些事情关系到证据问题,根据委员会自己的判例,证据问题最好留给上诉法院裁决。

4.3 关于提交人不能以同起诉方一样的条件交叉盘问证人的指控,缔约国提到提交人在牙买加的律师向在伦敦的律师发表的评论,并认为前者的意见对于所发生的事件构成有力的证据,这些事件同第14条第3款(b)项规定的权利不是一码事。

4.4 缔约国否认违反第14条第3款(e)项。它认为,提交人的证人可供他传唤,如果他选择传唤他们的话。

4.5 关于指控初审法官对陪审团作错误指导,缔约国认为,这是一个评估事实和证据的问题,这个问题应由上诉法院而不由委员会裁决。

4.6 关于提交人被拘留在警察局时遭到虐待的指控,缔约国争辩说,重要的是,Adams先生没有引起他的律师注意这一点,提交人的姨妈承认,他被送去看医生。关于提交人声称他在监狱遭受虐待的指控,缔约国通知说,它将调查这件事,一待有了调查结果,就告诉委员会。截至1996年3月1日还没有收到进一步的信息。

4.7 关于“死囚牢现象”的指责,缔约国认为,枢密院在Earl Pratt和Ivan Morgan诉牙买加检察长案中的裁决不是提出在死囚牢里监禁一定时期构成残忍和不人道待遇的一个权威根据。每个案件必须根据其本身事实按照适用的法律原则加以审理。缔约国为了支持其论点而提到委员会在Pratt和Morgan案中的意见,其中认为,司法程序的拖延本身并不构成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5.1 律师在他的评论中重申,他的当事人是违反第14条第1款、第2款和第3款(b)项和(e)项的受害人。他认为,没有向被告方透露那份陈述使提交人没有可能以平等的条件盘问证人,消除了驳斥指控的可能,实际上没有给他公正的审判。关于可以得到被告方的证人,这些证人已被调查官“吓跑了”,因此,与缔约国所说的恰恰相反,他们“不供”提交人传唤。

5.2 律师指出,缔约国不否认提交人在被拘留期间和在圣凯瑟琳区监狱遭受虐待。

审议可否受理和审查案情

6.1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审议一项来文中的任何要求之前必须按照其议事规则第87条裁决它根据《公约任择议定书》是否可以受理。

6.2 委员会认为,由于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在1993年11月4日驳回提交人要求特许上诉的申请,提交人为《公约任择议定书》的目的已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在这方面,它指出,缔约国没有具体谈可否受理这个案件,而对案情实质发表了评论。委员会回顾,《任择议定书》第4条第2款规定,接受国应在向它传送函文供对案情实质发表评论后6个月内提交它对来文案情实质的书面意见。委员会重申,为了司法的利益,这个期限可能缩短,如果缔约国希望这样的话。委员会还指出,提交人的律师不反对在这个阶段根据案情实质审查这个案件。

6.3 关于指控在法院诉讼中的违反规则行为,特别是法官在评估证据时对陪审团所作的不适当指示,例如Wilson先生向警察局作的陈述,委员会回顾,一般由《公约》缔约国的法院评估一个具体案件中的事实和证据;同样,由上诉法院而不由委员会审查法官在陪审团的审判中向陪审团作出的具体指示,除非可以断定,向陪审团作的指示显然是专断的或等于拒绝司法,或者断定,法官违反了他的公正义务。提交人的指控没有表明法官的指示有这种缺点。因此,在这方面,来文是不可受理的,因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3条,同《公约》的条款不一致。

7. 关于提交人的其余指责,委员会裁定,这个案件可予以受理,并将按照《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1款的规定根据各方向它提供的全部资料不再拖延地继续审查他提出的指责的内容。

8.1 关于提交人所说的他被拘留在死囚牢里的时间长度无异于违反《公约》第7条和第10条,委员会提到它以前的判例,即如果没有什么更有说服力的情况,被拘留在死囚牢里本身并不违反《公约》第7条而构成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47 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没有表明他被拘留在死囚牢里的时间长度如何影响他根据《公约》第7条和第10条提出一个争议性问题。虽然在本案的情况下尽快进行上诉程序是可取的,但是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延迟三年零七个月不构成违反第7条和第10条第1款。

8.2 关于提交人指控他受到虐待的问题,委员会认为,存在两个分别的问题,提交人在审前被拘留期间遭受的虐待和后来在圣凯瑟琳区监狱遭受的虐待。关于在审前被拘留期间遭受的虐待,委员会指出,缔约国没有否认虐待,但是只说,提交人受到了医治。关于提交人指控在圣凯瑟琳区监狱遭受虐待的事。委员会指出,提交人提出了非常明确的指控,他在向牙买加议会申诉问题调查官和牙买加人权委员会提出的申诉中证明了这些指控。缔约国已答应调查这些指控,但是在它许诺这样做之后几乎10个月还没有向委员会提供它的调查结果。在此情况下,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关于他在审前被拘留期间和在圣凯瑟琳区监狱期间遭受虐待的指控已得到证实,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这违反了《公约》第7条和第10条第1款。

8.3 提交人指控违反了第14条第1款、第2款和第3款(b)项和(e)项,因为起诉方没有透露Wilson先生向警察局作的陈述,这使他没有可能以同起诉方一样的条件交叉盘问证人,因此使他得不到足够的方便为他的辩护作准备。然而,委员会指出,虽然律师反对承认这份陈述作为证据,但是从记录看,他没有要求延期审判,甚至没有要求获得一份陈述。因此,委员会认为,这个指责没有得到证实,因此在这方面不违反《公约》。

8.4 提交人认为,他无法以与指控他的证人相等的条件使代表他的证人出席并询问他们,因为这些证人被警察“警告不要去”。缔约国没有解释为什么没有向三位潜在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人取得陈述,这三人曾在不同的场合表示他们愿意代表提交人作证,如这三人都签名的宣誓声明所证明的那样。然而,委员会认为,证人可供提交人传唤,而律师的职业选择是不传唤他们。委员会重申其标准判例,在这个判例中认为,不应由委员会对律师的职业判断提出异疑,除非对法官来说显而易见或者本来已经显而易见律师的行为不符合司法的利益。在本案中,没有理由认为律师没有使用他的最佳判断。在此情况下,委员会认为,摆在它面前的事实不表明违反《公约》。

9.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4款行事,认为摆在它面前的事实表明违反了《公约》第7条和第10条第1款。

10. 根据《公约》第2条第3款(a)项,提交人有权获得有效的补救办法,需要得到补偿。

11. 考虑到缔约国成为《任择议定书》缔约国也即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并且按照《公约》第2条,缔约国承诺确保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均享有《公约》所承认的权利,及在确定发生违约的情况下,提供有效和可强制执行的补救办法。委员会希望在90天内从缔约国收到为实施委员会的意见所采取措施的情况。

* 根据议事规则第85条,委员会成员Laurel Francis未参加来文的审查。
45 见委员会1996年3月22日通过的对第588/1994号来文的意见(Errol Johnson 诉牙买加),第8.2段至第8.5段。
46 Earl Pratt和Ivan Morgan诉牙买加检察长;1993年第10号枢密院上诉,1993年11月2日宣布判决。
47 见委员会1996年3月22日通过的对第588/1994号来文的意见(Errol Johnson 诉牙买加),第8.2段至8.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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