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versity of Minnesota

 

第601/1994号来文:E. J. C. M. Drake诉新西兰
(1997年4月3日第五十九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提交人: Evan Drake和Carla Maria Drake

受害人: 提交人和“新西兰退伍军人”

所涉缔约国: 新西兰

来文日期: 1994年2月20日(首次提交)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1997年4月3日举行会议,

通过了下列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1. 来文提交人是Evan Julian和Carla Maria Drake(母家姓Driessen),新西兰公民,他们代表自己并代表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人监禁的新西兰公民和居民或这些人的遗孀和子女(以下简称“新西兰退伍军人”)提交来文。他们称是新西兰侵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3款(a)项及第26条的受害人。他们由新西兰前日战受害者行动委员会主席H. C. Zeeman先生和副主席E. W. Gartrell先生作代表。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Drake女士于1941年9月6日出生于苏门答腊,父母为荷兰人。她于1958年随父母移居新西兰,1964年成为入籍新西兰公民。1942年,当她只有7个月时,她与她的母亲、姐妹和两个兄弟一起被监禁在苏门答腊布拉斯塔吉的俘虏拘留所中。1945年7月,她被转移到在爱克帕明克的拘留所,该地也在苏门答腊。1945年10月拘留所获得解放时,她害有严重营养不良,从未走过步,而且患有严重的传染病,包括痢疾、黄疸、百日咳和白喉,其中没有一种病得到过治疗;她全身伤痕累累,其中有些伤疤至今明晰可见。解放后,发现拘留所的仓库中有许多红十字会的包裹,里面装有食品和药品。提交人陈述,她生命中头4年经历的可怕后果——她后来通过她母亲在拘留所期间所记的日记了解了更多详情——严重摧残了她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身体,其影响至今都未消失。

2.2 第2位提交人是Evan Julian先生,他是皇家空军飓风机232中队的战斗机驾驶员。他参战于新加坡、苏门答腊和瓜哇。他被日本人俘虏后,由货船从巴塔维亚运往新加坡,然后转到西贡、台湾(他在这里呆了18个月)、日本、朝鲜和满洲的沈阳。他指出,拘留所内和乘船转辗各个地方的条件令人毛骨悚然(挤睡在搁板上,没有任何卫生设施,吃的是残羹剩饭,没有新鲜空气,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他指出,后遗症至今仍折磨着他,使他成了半残废人。

2.3 提交人陈述,荷兰东印度群岛投降后,新西兰退伍军人被日本人分为三大组监禁:武装部队成员、10岁以上的男性平民和妇女儿童。提交人陈述,日本拘留所内的条件非常恶劣。经常进行虐待和酷刑。俘虏被迫在艰难的条件下长距离行走,掉队的人中有许多遭到卫兵杀害。他们被迫在热带烈日照射下冒着酷暑从事奴隶般的劳动。食住条件极差,药品奇缺,导致人们得病死亡。在这方面,提交人提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48年11月的判决,它论述了在拘留所内所犯的暴行(第395至448页),而且裁定日军严重虐待、拷打和任意枪杀战俘和平民拘留者是普遍的做法,实际上是日军的政策,公然违反了战争法和人道主义法。

2.4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盟军后,充分揭示出远东战俘的可怖命运。日本人将新西兰退伍军人监禁在难以名状的条件下,他们几乎不给任何食品,不提供或极少提供保护,使人们饱受风吹雨淋日晒之苦,只提供凑合着应付疾病的医疗条件,难以抵挡种种热带疾病和其他疾病的侵袭。日本人迫使大部分人充当奴隶般的苦力,修筑公路和机场。他们将有些人在沈阳用于医疗实验。在残酷无情和极不卫生的条件下通过海上将许多人运往日本,在码头、船厂、煤矿和铜矿从事繁重的劳动。

2.5 由于拘留所内的野蛮行径,获释后的俘虏身体状况很糟,严重营养不良,得了各种缺乏维生素的疾病如脚气病和糙皮病、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结核病、热带溃疡及身体遭受虐待后的后遗症。他们陈述,作为一个直接后果,新西兰退伍军人至今患有严重的残留残疾和能力不全。

2.6 1952年日本与盟军之间的《和平条约》最后使新西兰退伍军人获得了某些微不足道的补偿,但这种补偿不包括对苦役犯及严重侵犯他们人权行为的适当赔偿。

2.7 提交人表示,1987年,新西兰前日战受害者行动委员会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503(XLVIII)号决议确定的程序,在于日本将新西兰军人和平民拘留者作为战俘进行监禁而严重侵犯人权之事,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了索赔。1991年,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同意来文工作组的解释,即“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503(XLVⅢ)号决议规定的程序不能作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人类痛苦或其他损失提出补偿要求的赔偿或救济机制来适用”。

2.8 提交人称,他们已用尽了所有的国内补救办法。他们陈述,多年来他们一直试图通过谈判为新西兰退伍军人获得补偿,但新西兰政府的立场始终不变:应给予新西兰战俘和平民拘留者的任何赔偿在与日本缔结的《和平条约》中作了规定。

2.9 提交人重申,《和平条约》不包括退伍军人在战争期间日本政府施加的监禁条件下遭受的损害,而且更具体地说,《和平条约》未涉及补偿人权遭受严重侵犯和苦役的问题。他们还陈述,作为法律问题,新西兰政府没有法律权力或授权否决他们因权利受到严重侵犯而获得赔偿的权利。为支持这一论点,提交人提及了1907年10月18日《海牙公约》、1949年《日内瓦第三公约》、《日内瓦公约第一号议定书》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的法律评注,以及Theo van Boven先生提交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关于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获得赔偿权利的研究报告。

申诉

3.1 提交人论证说,新西兰退伍军人仍然因被监禁造成的生理、心理和精神残疾和能力丧失而遭受巨大的痛苦。这些残疾和能力丧失残留至今,对新西兰退伍军人的生命造成破坏性的后果,并将成为这些个人及其家人永远忧虑的因素。在这方面,提到了加拿大养老金委员会“1964至1965年期间香港退伍军人残病与健康问题研究报告”,据说其结论适用于日本监禁过的所有前战俘和平民拘留者。还提及了Gustare Gingras教授编写的题为“1941至1945年期间香港部队加拿大支队成员在成为日本政府战俘时所受非人待遇和做苦役的后遗症”的报告,该报告概述了目前香港退伍军人和其他盟军战俘及平民拘留者所遭受的残留残疾和能力丧失的性质和严重程度。

3.2 提交人论证,新西兰政府与日本缔结1952年《和平条约》及免除日本人进一步赔偿义务的行动显然违反了国际法;而且继续对新西兰退伍军人的基本权利造成持续的影响。在这方面,提交人指出,新西兰政府明确依赖《和平条约》,将它作为不支持新西兰退伍军人在国际论坛上提出赔偿要求的依据。他们陈述,新西兰政府在这方面继续这样做已导致剥夺《公约》第2条第3款(a)项载列的“补救权”。

3.3 提交人还称,新西兰政府通过它的行动对新西兰退伍军人实行歧视,违反了《公约》第26条,因为它未能为提交人遭受的残疾和能力丧失提供适当的财政援助和补偿。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和提交人的有关意见

4.1 缔约国通过1995年1月30日提交看法论证说,根据对事的理由和时间上的理由,来文可不予受理。

4.2 关于提交人指称通过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新西兰政府剥夺了他们的补救权从而违反第2条第3款(a)项问题,缔约国指出,人权事务委员会已经裁定,只有涉及指称侵犯《公约》保证的实质权利才能援引本条,而且只在确认了侵犯《公约》权利后才产生补救权问题。[1]虽然提交人也确实断言违反了《公约》第26条,但他们并未称因违反第26条已被剥夺了补救权,而是独立援引了第2条第3款。因此缔约国陈述,这项断言可不予受理,因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3条的规定,断言不符合公约的规定。

4.3 关于提交人称政府未能为提交人在日本监禁他们期间遭受的不公正和为残留的残疾和能力丧失提供补救是对《公约》第26条的侵犯问题,缔约国提及了委员会的歧视定义。[2]缔约国陈述,提交人并未说明他们如何受到了与其他新西兰公民不同的待遇,在获得战争养恤金或享受保健服务方面如何被挑选了出来或如何受到了不同于其他老战士的待遇。在这方面,缔约国解释说,战争养恤金(用于服役期间伤残或死亡)、退伍军人养恤金(用于因服务战争而遭受重大伤残的人员)和特殊津贴发放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作为新西兰居民的全体退伍军人。此外,全体公民享受公费医疗。

4.4 约帝国还指出,委员会裁定,对于可由立法规定的事项,第26条本身不包含任何义务。[3]缔约国指出,提交人指称政府因未提供财政援助和补偿而歧视了他们,但他们未指称已通过了任何歧视性立法,也未证实行政行动以何种方式可能造成歧视。因此,缔约国论证,提交人未能提出有表面证据的案件。缔约国争辩说,由于不符合《公约》的规定和未加证实,提交人根据《公约》第26条所作的断言可不予受理。

4.5 最后,缔约国提及了委员会的判例,即它只有权审议在《任择议定书》对有关国家生效之日或生效之日以后发生的指控的侵犯行为。[4]在这方面,缔约国解释说,它于1951年9月签署了与日本缔结的《和平条约》,于1979年3月28日对新西兰生效,而《任择议定书》于1989年8月26日生效。关于提交人的论点即签署《和平条约》具有继续后果,缔约国论证,提交人未证明后果本身构成侵犯了《公约》。在这方面,缔约国指出,提交人未列举《任择议定书》对新西兰生效后的任何政府行动以证实他们的继续侵犯的指控。因此缔约国陈述,根据时间上的理由,来文不予受理。

5.1 在对缔约国陈述的看法中,提交人陈述,日本帝国军队的平民拘留者受到了歧视,因为战争养恤金只提供给军人及其受扶养人。他们还陈述,对被日本监禁的退伍军人也存在着歧视,因为被德国监禁的军人于1988年得到了新西兰政府支付的惠给金,而未向被日本监禁过的人提供这种款项。

5.2 提交人还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不居住在新西兰的那些退伍军人得不到战争养恤金,而且战争养恤金只提供给定义狭窄的特定残疾形式。

5.3 关于歧视定义,提交人陈述,“其他状况”系指社会中的特定群体或阶层,因此包括他们的情况。在这方面,提交人指出,缔约国负有积极的防止歧视的义务。提交人论证,现行的立法歧视平民拘留者,因为将他们完全排除在领取战争养恤金者之外,而他们遭受的待遇与军人拘留者相同。同样,给予德国监禁的军人以惠给金而不给日本拘留的军人以这种付款也被说成是歧视。在这方面,提交人解释说,发放惠给金的声称的理由是因为未与德国缔结条约或协定,新西兰人不可能向德国政府索赔。提交人指出,由于新西兰于1951年与日本缔结了《和平条约》,他们不能向日本政府索赔,而且论证说,因此他们的情况类似,这样,也应向他们发放惠给金。

5.4 按照提交人的说法,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是歧视性的,因为他们的索偿权被人放弃,而根据国际法,他们有权获得补救。在这方面,他们论证说,维持弃权,就如缔约国通过拒绝协助他们向日本提出索赔所做的那样,是对强制法和国际法原则的侵犯。由于缔约国无权放弃提交人的索赔权,该缔约国继续核可该项条约被说成是构成了歧视,剥夺了提交人获得补救的权利。在这方面,提交人论证说,弃权的条件,即日本经济形势困难,现已不复存在。

5.5 提交人进而声称,由于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他们有着与普通公民不同的需要,缔约国所指的公费医疗系统的应享权利没有考虑到他们所遭受的人权侵犯。

5.6 关于缔约国的论点即根据时间上的理由他们的来文可不予受理,提交人提及在委员会的判例[5]中委员会裁定,所申诉的歧视具有继续后果,因此委员会有权审查申诉。提交人论证说,与日本缔结的《和平条约》有着继续后果,因为它仍然有效,因此歧视仍然存在。在《任择议定书》为新西兰批准后,缔约国继续无所行动本身就说明对提交人权利的侵犯在继续。

5.7 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提交人提及了委员会早先的判例即诉讼不一定始终有效。[6]提交人指出,他们已要求总理处理这个问题,但他已拒绝。他们论证说,政府拒不支持说明国内补救办法不存在和不充分。

缔约国的进一步陈述和提交人的有关意见

6.1 缔约国在1996年5月的进一步陈述中指出,提交人未提供任何有关的信息证实他们原先的断言,即通过与日本缔结一项和平条约,政府侵犯了《公约》第26条所规定的提交人的权利。在这方面,缔约国解释说,前日本战俘依据条约第16条于1962和1963年,[7]后来又于1973年领取了补偿金。缔约国重申,由于断言不符合《公约》的规定和为了可予合理的目的未作出充分证实,该断言可不予受理。

6.2 关于提交人的断言即平民拘留者无资格领取战争养恤金而军人及其受扶养人却有资格领取问题是对第26条的违反,缔约国解释说,根据1954年《战争养恤金法》,战争养恤金发放给前武装部队成员而不管他们在哪个战场服务或服务的性质。有资格享受福利的唯一类型平民是非武装部队成员在海外从事与任何战争或紧急情况有关的服务而且这种服务的报酬由新西兰政府支付的人们。

6.3 缔约国指出,武装部队成员与平民之间的区别同平民可能被日本拘留之事实没有丝毫关系。缔约国论证说,立法所作的区别基于合理和客观的标准。在这方面,缔约国解释,1954年《战争养恤金法》提供养恤金是为了对在海外为新西兰提供战争服务所造成、因此而引起或恶化的死亡或伤残进行补偿。它们不是提供来补偿此种监禁的。缔约国陈述,提交人未提出明显违反第26条的情况,因为没有证明区别如何损害了平民群体的任何权利或自由的承认、享受或行使。

6.4 关于提交人的断言即由于战争养恤金只提供给狭窄的一类残疾而违反了第26条问题,缔约国指出,他们没有断言程序和标准未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因此缔约国论证说根据《任择议定书》第2条提交人没有权利要求并提及了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判例。

6.5 关于提交人称在德国监禁的军人与日本监禁的军人之间实行歧视问题,缔约国确认1987年拨款总额25万美元向拘留在德国集中营中的战俘支付赔偿金。缔约国解释;它采取这一措施是因为它感到,由于未与德国最后媾和,获得任何赔偿的前景渺茫。赔偿金只支付给关押在非普通战俘营的人,以承认他们承受的过度残酷的遭遇。缔约国论证说,现有的赔偿金只发放给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殊群体以承认他们的特殊情况。[8]缔约国指出,前日本的战俘已按照对日《和平条约》第16条领取了赔偿金。缔约国论证说,监禁在德国集中营中的武装部队成员与德国或日本监禁的其他武装部队成员待遇有所区别是合理和客观的,并不等于违反《公约》第26条。所以缔约国争辩说,由于不符合《公约》规定和为了可予受理的目的未作出充分证实,断言可不予受理。

6.6 最后,缔约国指出,向监禁在德国集中营的前战俘的付款是在1988年作出的,而《任择议定书》于1989年8月26日对新西兰生效。缔约国进一步指出,提交人未断言指称的歧视性付款具有继续后果。因此,缔约国在提及委员会的判例时论证,根据时间上的理由,断言可不予受理。

7.1 提交人在其意见中论证,不能凭合理或客观的理由支持德国集中营中前战俘与日本拘留营中前战俘之间的区别,而是这种区别具有明显的歧视性,因为日本拘留营中的情况比德国集中营中的更糟,因而这是特殊情况。而且赔偿不包括所有平民拘留者。对此,提交人指出,鉴于严重侵犯人权并与政府支付给德国集中营中前战俘的惠给金形成鲜明对照,根据对日《和平条约》第16条所作的付款低得令人可笑。[9]

7.2 提交人进而指出,对于德日两国,政府对受害人未能向有关国家直接索赔都应负责。就德国而言,因为它未能成为和约的缔约方,而就日本而言,因为它缔结了一项放弃赔偿要求的和约。所以,他们称只向德国集中营中的战俘而不向日本拘留营中的战俘支付赔偿造成采用不同的方式处理类似的情况,因而构成了歧视。

7.3 由于受害人时至今日仍因日本人粗暴待遇造成的后果而遭受痛苦,提交人称对第26条的违反仍在继续,因为未向他们作出赔偿,而且因为新西兰政府继续拒绝处理他们的问题。

7.4 在这方面,提交人解释,在日本拘留营中,军人和平民全都关在一起,而且不必对战俘营与集中营作任何区分。正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所承认,日本对待战俘的做法违反了有关的国际规范和惯例。提交人论证,必须使用实质标准证明区分各类人员的正当性,缔约国未提出任何此类标准,而是只依赖于拘留地(德国或日本),不依靠拘留的情况(同样侵犯人权)。

委员会审议的问题和过程

8.1 在审议来文载述的任何断言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按照其议事规则第87条决定,根据《公约任择议定书》,来文是否可予受理。

8.2 提交人来文的一部分涉及这样的断言:新西兰在与日本缔结1952年《和平条约》时放弃了条约规定以外的赔偿权。在这方面,委员会忆及了它既定的判例,即当指称的违反发生在《公约》生效前,它不审查来文。在本案中,提交人未证明在《公约》生效后新西兰为肯定《和平条约》而采取的哪项行动具有其本身将构成新西兰在该日期后违反《公约》的后果。而且,委员会指出,根据时间上的理由,不能将指称的新西兰未能保护提交人获取日本赔偿的权利视为侵犯《公约》权利。因此,提交人来文的这个部分可不予受理。

8.3 关于提交人的断言即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监禁在德国集中营中的退伍军人于1988年领取了新西兰政府发放的惠给金而提交人(平民和退伍军人)未领到,因此他们是歧视的受害人,委员会指出,虽然《公约》于1979年对新西兰生效,但《任择议定书》只是到1989年才生效。由于注意到缔约国依据委员会以前的判例从时间上的理由出发反对受理这项断言,委员会认为它是根据案情不审查提交人的断言。因此,来文的这一部分可不予受理。

8.4 提交人称新西兰未能为他们在日本监禁期间遭受的不公和他们残留的残疾和能力丧失进行补救就是违反了《公约》第26条。这项断言有关据说在平民与参战退伍军人及在曾为日本人战俘的军人与曾为德国人战俘的军人之间所作的区分。提交人和他们所代表的群体包括平民和参战退伍军人双方。

8.5 关于断言将平民拘留者排除在《战争养恤金法》规定的应享权利之外就是歧视,委员会从向它提供的信息注意到,该法的目的是为战时在海外新西兰军队中服役的那些人的伤残和死亡提供养恤金,而不是为监禁或为人权受侵犯提供赔偿。换言之,如果残疾因战时服务而引起,无权享受养恤金,而不管该人是否受过俘虏者的监禁或残暴待遇。要记住,按照委员会以前的判例,[10]基于客观和合理标准的区别不构成《公约》第26条含义范围内的歧视,考虑到这项判例,委员会认为,提交人的断言不符合《公约》的规定,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3条可不予以受理。

8.6 提交人还称,由于享爱《战争养恤金法》提供的养恤金的残疾类别范围狭窄,参加战争时服务的那些人是《公约》第26条受侵犯的受害人。委员会指出,提交人未能提供这如何影响他们个人情况的信息。因此提交人未能为应予受理的目的而证实他们的断言,因而根据《任择议定书》第2条的规定,来文的这一部分不予受理。

9. 人权事务委员会因此决定:

(a) 来文不予受理;

(b) 本决定应通知缔约国、提交人及其律师。

* 委员会下列成员参加了来文的审查:Nisuke Ando先生、Prafullachandra N. Bhagwati先生、Colville勋爵、Omran EL Shafei先生、Elizabeth Evatt女士、Pilar Gaitan de Pombo女士、Eckart Klein先生、David Kretzmer先生和Rajsoomer Lallah先生、Cecilia Medina Quiroga女士、Julio Prado Vallejo先生、Martin Scheinin先生和Danilo Turk先生。
[1] 缔约国系指委员会对第268/1987号来文(M. G. B.和S. P. V. 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和第343、344和345/1988号来文(R. A. V. N. 等人诉阿根廷)的决定。
[2] 一般性意见18,第6段。
[3] 委员会对第172/1984号来文(Broeks诉荷兰)的意见,第12.4段。
[4] 缔约国系指委员会关于第343、344和345/1988号来文(R. A. V. N. 等人诉阿根廷)、第117/1984号来文(M. A. 诉意大利)和第174/1984号来文(J. K. 诉加拿大)的决定。
[5] 委员会至于第196/1985号来文(Guege诉法国)和第R.6/24号来文(Lovelace诉加拿大)的决定。
[6] 委员会在第167/1984号来文(Ominayak诉加拿大)中的观点。
[7] 按缔约国的说法,收到2943新西兰镑2便士和531英镑12先令并分别在114名和110名前战俘军人中进行了分配。
[8] 在80多名申请人中,实际上只选出了24人领取赔偿金,而且向其中每人发放5000至1.3万美元不等的金额。
[9] 214人每人各得15英镑,不考虑各人的具体情况。
[10] 尤其见委员会关于第172/1984号来文(Broeks诉荷兰)第13段;第180/1984号来文(Danning诉荷兰)第13段;第182/1984号来文(Zwaan-de Vries诉荷兰)第13段;第415/1990号来文(Pauger诉奥地利)第7.3段;和第425/1990号来文(Neefs诉荷兰)第7.2段的意见。也见委员会一般性意见18(不得歧视),第1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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