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versity of Minnesota

 

第550/1993号来文;Robert Faurisson诉法国
(1996年11月8日第五十八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Robert Faurisson

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法国

来文日期: 1993年1月2日(首次提交)

决定可否受理的日期: 1995年7月19日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1996年11月8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对Robert Faurisson先生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550/1993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到了提交人和缔约国提供的所有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4款通过下述意见* **

1. 日期为1993年1月2日的来文的提交人是Robert Faurisson,他于1929年出生于联合王国,拥有法 国/英国双重公民身份,目前居住在法国维希。他声称他是法国侵犯其人权的受害人。提交人并没有援引《公约》的具体条文。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是文学教授,1973年以前在巴黎大学任教,随后在里昂大学任教,直至1991年他被解除了教授职位。意识到大屠杀的历史重要性,他一直在试法寻找致死的方法,尤其是通过煤气窒息致死的方法的确证。虽然他对使用煤气消毒并无异议,但他对在奥斯威辛和其他纳粹集中营是否存在着用于毁尸灭迹的毒气室( chambres à gaz homicides )表示怀疑。

2.2 提交人指出,虽然他的见解在许多学术刊物上受到抵制并在日报上受到嘲讽,尤其是在法国,但他还是对是否存在灭绝杀人的毒气室提出质疑。他指出,由于公开讨论其见解和伴随着这些辩论的争论,从1978年起,他成为了死亡威胁的目标并八次受到身体上的攻击。他声称在1989年的一次攻击中,他受了重伤,包括下颚破裂,为此他住院治疗。他争辩说,虽然提请主管司法当局注意这些攻击,但他们没有进行严肃的调查,该对这些攻击负责的人没有一个受到逮捕或起诉。1992年11月23日,Riom上诉法院核准了屈塞大审法庭公诉人的请求,并下令结束当局对X提起的诉讼(ordonnance de non-lieu)。

2.3 1990年7月13日,法国立法机构通过了所谓的“盖索法”,它通过增加第24条之二对1881年的《新闻自由法》进行了修正;它规定对1945年8月8日伦敦宪章所规定的危害人类罪类别是否存在提出质疑属犯罪行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正是依据这一宪章从1945至1946年对纳粹领导人进行审判和定罪的。提交人指出,“盖索法”,通过对那些胆敢对纽伦堡审判裁决结果和前提提出质疑的人实行刑事制裁,实质上将纽伦堡的审判和判决推到教条的地位。Faurisson先生争辩说,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确实可以对纽伦堡审判的纪录提出质疑,起诉纳粹领导人使用证据值得怀疑,据他讲,在奥斯威辛被杀害的受害者人数的证据也值得怀疑。

2.4 在证实纽伦堡纪录不能被视为确凿无疑这一说法时,他通过举例引述了指控德国人进行卡廷大屠杀的起诉书,并谈到了苏联公诉人对文件的介绍,这些文件声称证明了德国人曾在卡廷杀害波兰战俘(纽伦堡文件:USSR-054)。他指出,苏联是编织这一罪行的原著者现在已毋庸置疑了。提交人进一步指出,那些提出了据称德国人对卡廷大屠杀负有责任的证据的苏联卡廷委员会(Lyssenko)的成员中包括Burdenko教授和Nicolas教授,他们后来也就德国人在奥斯威辛用毒气室杀害400万人作证(文件:USSR-006)。随后他断言,奥斯威辛受害者估计人数经修订已降至约100万人。

2.5 在“盖索法”颁布后不久,Faurisson先生接受了法国月刊《Le Choc du Mois》的采访,采访记发表在1990年9月第32期上。除了对这一新法律威胁研究和言论自由表示担忧以外,提交人重申其个人信念:在纳粹集中营不存在灭绝犹太人的杀人毒气室。在这一采访记发表之后,11个法国抵抗战士和被放逐德国集中营者协会对Faurisson先生和《Le Choc du Mois》杂志的编辑Patrice Boizeau提起了私人刑事诉讼。巴黎大审法庭第17轻罪审判分庭通过1991年4月18日判决宣判Faurisson先生和Boizeau先生犯有“对危害人类罪质疑罪(contestation de crimes contre lhumanité ),并对他们课以罚金和费用达326,832法郎。

2.6 判定有罪尤其依据了Faurisson以下的供述。

“……没有人会使我承认二加二等于五,地球是平的或纽伦堡法庭是不会犯错误的。我有充分的理由不相信这一灭绝犹太人政策或离奇的毒气室的真实性……”

“我希望100%的全体法国公民意识到毒气室的神话是一种不诚实的编造( est une gredinerie),在“法庭历史学家”赞同之下,它于1945-46年获得纽伦堡的战胜国核可,并于1990年7月14日由现任法国政府正式化。”

2.7 提交人和Boizeau先生就宣判他们有罪向巴黎上诉法院(第11分庭)提出上诉。1992年12月9日,Françoise Simon夫人主持下的第11分庭维持定罪判决并向Faurisson先生和Boizeau先生课以总共达374,045.50法郎的罚金。这笔罚金中包括了对十一个原告协会无形损害的赔偿。上诉法院,除别的以外,确实根据《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6条和第10条审查了事实,并得出结论:一审法院对它们的评审正确。提交人补充说,除了这一罚金之外,他承受了相当大的其他费用,包括他的辩护律师费和他在审判第一天因受到Bétar和Tagar成员的攻击而受伤住院治疗的费用。

2.8 提交人评述说,“盖索法”甚至在法国国民议会中受到抨击。因而,保卫共和国联盟的国会议员和现任法国司法部长Jacques Toubon先生于1991年6月要求取消这一法律。Faurisson先生还提到本身就是奥斯威辛幸存者的Simone Veil夫人和犹太人协会的主要法律代表之一对盖索法的批评。在这点上,提交人同意Philippe Costa先生提出的建议,Philippe Costa先生是另一位根据第24条之二受到审判的人并由巴黎上诉法院于1993年2月18日宣告无罪的人,其建议的大致意思是用专门保护所有因煽动种族仇恨,尤其是煽动反犹太人而有可能受害的人的法律来取代《盖索法》,并且不妨碍历史研究和探讨。

2.9 Faurisson先生承认,他仍有可能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不过他没有这种上诉所需的20,000法郎律师费,而且不管怎么样,考虑到一审和上诉审理所面临的气氛,向最高法院作进一步的上诉仍将是徒劳的。他假定,即使最高法院撤销了较低审级的判决,它无疑会命令重审,而重审将产生与1991年初审相同的结果。

申诉

3.1 提交人争辩说,“盖索法”剥夺了他的一般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权利,并认为该法将他个人作为目标(“lex Faurissonia”)。他抱怨说,这一受到控告的规定构成了难以接受的审查制度,妨碍和惩罚历史研究。

3.2 关于法律诉讼,Faurisson先生尤其对上诉法院(第11分庭)的公正性提出质疑。因而,他争辩说,法庭庭长在他作证期间不正面注视他,不允许他在法庭上读任何文件,甚至不允许他读他已提交的、对他的辩护至关重要的纽伦堡审判的摘录。

3.3 提交人指出,根据不同的组织提起的单独的私人刑事诉讼,他和Boizeau先生正因1990年9月的同一次采访在其他两个司法审级受到起诉,在提交本来文时,这两个司法审级预定在1993年6月审理。他认为这显然违反了一罪不二审原则。

3.4 最后,提交人指出,他仍受到威胁和人身侵犯,以致于他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因而,他声称自己于1993年5月22日在斯德哥尔摩,1993年5月30日在巴黎受到了法国公民的攻击。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问题的呈文和提交人对此的评论

4.1 缔约国在其根据第91条提出的呈文中按年代顺序概述了该案件的事实,并解释了1990年7月13日的该法律的立法理由。在后一方面,缔约国指出:上述法律,通过对那些就种族灭绝犹太人和是否存在着毒气室提出质疑的人的行为进行定罪,填补了刑事制裁体系中的一个缺口。在后一方面,它补充说,所谓的“修正主义”言论原来不受任何刑事处罚的限定条件,因为不能将它们归入禁止(种族)歧视和煽动种族仇恨或美化战争罪或危害人类罪之下。

4.2 缔约国进一步指出,为了避免使发表意见(“délit dopinion”)成为犯罪,立法机关选择了准确确定该罪行的实质要素,所采取的办法为仅对以1881年《新闻自由法》第23条所列举的手段之一否定《国际军事法庭法》第6条意义上的一项和若干项危害人类罪的情况进行定罪。负责审理有可能归入新法律下的事实的指称的法官,其职责不是干预学术或历史的辩论,而是查明有争议的出版物言辞是否对国际法庭审级所公认的危害人类罪的存在予以否认。缔约国指出,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1994年3月赞赏地注意到1990年7月13日的法律。

4.3 缔约国授出,就指称的侵犯Faurisson先生的言论自由而言,根据国内补救办法尚未用尽这一情况,来文是不可受理的,因为他没有就他的案子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它忆及委员会的裁决,仅仅怀疑现有补救办法的有效性并不能免除他利用这些补救办法的责任。此外,它争辩说,提交人没有理由怀疑上诉最高法院他仍得不到司法纠正。

4.4 在这一点上,缔约国指出,虽然最高法院确实不审查一个案件中的事实和证据,但它确实会查明对该事实法律是否适用得当,并能确定是否违法,而《公约》则是这一法律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958年6月4日《法国宪法》第55条)。第55条规定,国际条约优先于国内法,根据最高法院1975年5月24日的一项判决,违反国际条约的国内法应不予以适用,即使国内法是在国际条约缔结之后通过的也是如此。因而,提交人仍能够不受限制地在最高法院援引《公约》,因为《公约》优先于1990年7月13日的法律。

4.5 至于向最高法院上诉的费用,缔约国指出根据《刑事诉讼法典》第584条和第585条,已决犯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并不一定非由律师代理不可。此外,它指出,根据1991年7月10日的《91-647号法》的规定(尤其是该法律的第10段),经全力请求,提交人将能得到法律援助。提交人并没有提出这种请求,而且在不了解其财力的情况下,缔约国争辩说,并没有证据可以使人们得出即使申请,也得不到法律援助的结论。

4.6 关于所指称的违反第14条第7款,缔约国强调说,“一罪不二审”的原则已在法国法律中牢牢地确立,最高法院已在多次判决中对其予以确认(尤其见《刑事诉讼法典》第6条)。

4.7 因而,如果一些法院就已在1992年12月9日巴黎上诉法院作出过判决的事实受理对提交人提出的新控告和刑事诉讼,那么缔约国确认:公诉人和法院将会依职权援引一罪不二审原则,从而撤消新的诉讼。

4.8 缔约国驳回了提交人关于他已经成为依据同样是明显诽谤的事实的其他刑事诉讼的目标的指控,因为仅1992年12月9日判决的存在就足以排除进一步的起诉。不管怎么说,缔约国争辩说,Faurisson先生并没有提供这种起诉的任何确证。

5.1 提交人在其对缔约国呈文的评论中争辩说,曾在1990年9月发表了这一有争议采访记的杂志《Le Choc》的主编确实向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但最高法院刑事分庭于1994年12月20日驳回了这一上诉。提交人是从来自巴黎上诉法院书记处的1995年2月21日挂号信中得知这一决定的。

5.2 Faurisson先生重申,在最高法院的诉讼过程中,法律顾问的援助,虽然法律没有硬性的要求,但在实际中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法院仅确定对于一个案件的事实法律是否适用得当,被告本人必须有专门的法律知识才能跟得上庭审。关于法律援助问题,提交人直截了当地指出,这种援助通常并不提供给领取大学教授薪水的个人,即使这一薪水,从他本人的情况看,已经因纷至沓来的罚金、惩罚性的损失赔偿金和其他法律费用而大为减少了。

5.3 提交人指出,他提出的与其说是侵犯确实可能有一定限制的言论自由权,不如说是侵犯他发表意见和提出疑问的自由权,以及学术研究自由权。他争辩说,后者根据其本身的性质,也许并不受限制。不过,1990年7月13日的法律,与德国、比利时、瑞士或奥地利的类似法律不同,严格地说确实限制了提出疑问和进行历史研究的自由。因而,它将在纽伦堡开审的国际军事法庭的诉讼和判决抬高到了绝不会有错的教条层次。提交人提出,该法庭的诉讼、其收集和评审证据的方式和法官本人的人格多年来一直受到尖锐的批评,以至于有人将那次诉讼称之为“大屠杀”( K la sinistre et déshonorante mascarade judiciaire de Nuremberg)。

5.4 提交人反驳了缔约国举出的立法理由,将其称之为荒谬和不合逻辑的,因为它甚至于不允许历史学家对纳粹浩劫或在毒气室中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情况存在与否进行验证,更不用说否定其存在了。他争辩说,从该法律起草和适用的情况看,该法律一劳永逸地核可了正统犹太教版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

5.5 至于所指控的违反第14条第7款,提交人重申在同一份出版物上发表的同一次采访引出了在巴黎大审法庭第17审判分庭审理的三个(截然不同的)的诉讼案。这些诉讼案是按下列登记号登记的:(1)P. 90 302 0325/0;(2)P. 90 302 0324/1;和(3)P.90 271 0780/1。1992年4月10日,大审法庭决定:既然提交人牵涉后两个诉讼案,在关于提交人对第一个诉讼案判决的上诉的判决作出之前,暂停诉讼。这一诉讼在上诉法院作出判决后仍然暂停着,直至最高法院1994年12月20日驳回《Le Choc du Mois》杂志提出的上诉。自那时起,后两个诉讼案的程序恢复,1995年1月27日和5月19日进行了庭审。另一次庭审预定在1995年10月17日举行。

委员会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6.1 委员会在第五十四届会议中对来文可否受理进行了审议。它指出,在1993年1月2日提交来文时,提交人仍没有就巴黎上诉法院(第十一分庭)1992年12月9日的判决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提交人争辩说,他无钱为此聘请法律代理,而且这种上诉无论如何也是徒劳一场。关于第一个理由,委员会指出,提交人仍可以寻求法律援助,但他却没有这么做。关于后一个论点,委员会提及了其时常作出的裁决,仅怀疑补救办法的有效性不能使提交人不去求助补救办法。因此在提交来文时,来文并没有达到《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2款(b)项所规定的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要求。但与此同时,提交人的同案被告,即1990年9月发表了有争议的采访记的《Le Choc》杂志的主编,向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而最高法院于1994年12月20日驳回了这一上诉。最高法院刑事分庭作出的判决表明,法院得出结论为:对这些事实法律适用得当,该法律符合宪法,其适用与法兰西共和国在国际人权条约下承担的义务并无矛盾之处,并具体提及了《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的规定,这些规定保护发表意见和言论自由的权利,所采用的措辞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中为相同目的使用的措辞相类似。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认为要求提交人就相同的事件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未免不合理。这一补救办法将不再被视为《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2款(b)项含义中的有效补救办法,即将向提交人提供有合理司法补救前景的补救办法。因此,来文不再受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这一初始限制规定的影响,只要来文似乎提出《公约》第19条下的问题。

6.2 委员会认为,就可否受理而言,提交人已充分证实了他指称的侵犯其言论、发表意见和学术研究自由权的申诉。因此,这些指控应根据它们的案情进行审议。

6.3 另一方面,委员会认为,就可否受理而言,提交人未证实他指称的内容,即他的一罪不二审的权利受到了侵犯。案件的事实并没有表明他在针对他的未决诉讼案中提出了该项权利。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在呈文中谈到,如果援引了“一罪不二审”原则的话,公诉人和法院有义务适用这一原则,并撤消新的诉讼,只要它们涉及的事实与巴黎上诉法院1992年12月9日审理过的事实相同。因此,提交人未在这一方面根据《任择议定书》第2条提出要求。

6.4 与此相类似,委员会发现,就可否受理而言,提交人未证实他指称的内容,即指称的巴黎上诉法院第十一分庭的法官不公正和指称的司法当局不愿意调查他声称已受到侵犯。在这一方面,提交人也没有根据《任择议定书》第2条提出要求。

6.5 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于1995年7月19日宣布,就来文似乎提出了《公约》第19条下的问题,在此范围内,来文可予受理。

缔约国对案情的意见和提交人对此的评论

7.1 缔约国在其根据《任择议定书》第4条第2款提交的呈文中认为,提交人的指称,就事而言,不符合《公约》的规定,何况它显然站不住脚,因此应该予以驳回。

7.2 缔约国再次解释了“盖索法”的立法史。它在这一方面指出,人们认为法国在1980年代通过的反种族主义立法不足以起诉和惩罚特别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犯下的纳粹罪行进行淡化的行为。1990年7月13日通过的该法律是对法国立法者对这些年来“修正主义”演变情况的全神贯注的一种回应,这一演变主要通过一些个人来实现,他们凭借着他们(公认的)历史学家的地位,证明他们的作品正确,并对纳粹浩劫是否存在提出质疑。对政府来说,这些修正主义的论文已构成了形式诡秘的当代反犹太主义(“K constituent une forme subtile de lantisémitisme contemporain”),在1990年7月13日之前,根据的法国刑事立法的现有条款并不能对它们进行起诉。

7.3 立法者于是寻求填补这一法律空白,试图尽可能精确地阐释针对修正主义的新条款。前司法部长Arpaillange先生恰当地总结了当时政府所处的形势,他指出,与种族主义作斗争必须全力以赴,他补充说,种族主义并不是一种意见,而是一种侵略,每当允许种族主义作公开自我表白,公共秩序就马上受到严重威胁。恰恰是因为Faurisson先生通过在刊物和杂志上公开散布其修正主义的言论的方式来表示其反犹太主义的观点,从而磨灭了纳粹主义受害者的往事,才适用1990年7月13日法律,将他定罪。

7.4 缔约国忆及《公约》第5条第1款允许缔约国否认任何团体或个人有权利从事于任何旨在破坏本公约所承认的任何权利和自由的活动;同样的措辞见诸《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17条。缔约国提及了欧洲人权委员会审查的一个案件,15在它看来,这一案件与本案件有许多类似之处,其裁决的理由可用于确定Faurisson先生的案件。在这一案件中,欧洲人权委员会指出《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17条所担心的实质上是这样一些权利,它们使那些援引它们的人得以从事实际上旨在破坏本公约承认的权利的活动。( K vise essentiellement les droits qui permenttraient, si on les invoquait, dessayer den tirer le droit de se livrer effectivement à des activités visant à la destruction des droits ou libertés reconnus dans la convention)。它认为,因持有含有煽动种族仇恨内容的小册子而受到起诉,并援引了言论自由权的提交人,不能援引《欧洲人权公约》第17条(相当于本公约第19条),因为他们声称拥有这一权利是为了从事与《欧洲人权公约》的文字和精神相对立的活动。

7.5 缔约国将这些理由适用于Faurisson先生的案件,并指出,巴黎上诉法院正确地判定1990年9月发表在《Le Choc》上的对提交人的采访的主要内容属于经1990年7月13日的法律修改的1881年7月29日法第24条之二的适用范围。提交人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遭受灭绝的现实提出质疑,煽动其读者从事有违于本公约及法国所批准的其他公约的反犹太主义行为( K conduit ses lecteurs sur la voie de comportements antisémites )。

7.6 对缔约国来说,正如提交人1995年6月14日提交委员会的呈文所载的那样,提交人对1990年7月13日的法律的立法理由所作的判断,即该法律用混凝土浇铸了正统犹太教版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这清楚地显示出提交人所采用的行动方针:他试图在历史研究的幌子下指责犹太人伪造并篡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因而创造了灭绝犹太人的神话。Faurisson先生指称犹太教原首席拉比(Grand rabbin)是1990年7月13日的法律的作者,而实际上该法最初是由法国议会提出的,这是提交人煽动反犹太主义宣传的另一例证。

7.7 缔约国根据上述情况得出结论:提交人所从事的符合《公约》第5条含义中的“活动”,显然含有《公约》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所禁止的种族歧视成分。缔约国援引了《公约》第26条,尤其是《公约》第20条第2款,它规定:“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加以禁止。”此外,缔约国忆及它是《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缔约国;根据该公约第4条,缔约国“应宣告凡传播以种族优越或仇恨为根据之思想……概为犯罪行为,依法惩处”(第4(a)条)。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审查法国1994年定期报告过程中对通过1990年7月13日的法律明确表示欢迎。考虑到上述情况,缔约国得出结论:它只不过是通过将(公开)否认危害人类罪确定为一种刑事罪行的方式遵守了其国际义务。

7.8 缔约国进一步忆及人权事务委员会就第104/1981号来文作出的决定,16委员会在决定中认为,“T.先生试图通过电话系统传播的看法显然构成了鼓吹种族或宗教仇恨,加拿大根据《公约》第20(2)条有义务对此加以禁止”,而且提交人根据第19条提出的指称是不可受理的,因为它不符合《公约》的规定。缔约国提出,这种推理应适用于Faurisson先生的案子。

7.9 缔约国补充争辩说,提交人根据第19条提出的指称显然不符合案情的真实情况。它指出,在《公约》第19条中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参见第19条第3款),而且对行使这一权利实行管理的法国立法与第19条中规定的原则完全一致,这已经由法国宪法法院1984年10月10日和11日的一项决定确认。17 在本诉讼案中,对Faurisson先生的言论自由权利的限制来自1990年7月13日的法律。

7.10 缔约国强调说,1990年7月13日的法律的全文显示,对提交人所定的罪行是以精确的措辞加以界定,并基于客观的标准,从而避免形成一类仅与表示意见(“délit dopinion”)有关的罪行。这一罪名成立的先决条件是(a)否认经国际界定和公认的危害人类罪;和(b)这些危害人类罪已由司法审级宣判裁定。换言之,1990年7月13日的法律并没有对发表意见进行惩罚,而是对否认已普遍公认的历史现实的行为进行惩罚。缔约国认为,通过这一规定,不仅对保护其他人的权利和名誉,而且对保护公共秩序和道德来说,均是必要的。

7.11 在这一点上,缔约国再次回忆起提交人在其1995年6月14日提交委员会的呈文中攻击纽伦堡国际法庭的判决所使用的恶毒言辞,他诬蔑这一判决为阴险和不光彩的司法虚伪( K la sinistre et déshonorante mascarade judiciaire de Nuremberg)。在这么做的过程中,他不仅对纽伦堡法庭判决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而且还非法诋毁纳粹受害者的声誉和往事。

7.12 为证明其论点,缔约国提到了欧洲人权委员会针对《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相当于本公约第19条)的解释问题作出的决定。欧洲人权委员会在1982年7月16日判定的一个诉讼案 中18 ——该案涉及通过司法裁决禁止陈列和出售那些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数百万犹太人遭到暗杀仅仅是犹太复国主义编造的小册子——坚持认为,“将申请人陈列的小册子视为对犹太人社会和本社会的每个个人的诽谤攻击既不是随意专断,也不是不讲道理。上述小册子通过将暗杀数百万犹太人的历史事实——一个甚至为申请人本人所承认的事实——称之为谎言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欺骗,不仅歪曲了有关的历史事实,而且还毁坏了所有……被称之为谎言家和欺骗家的那些人的声誉……”。欧洲人权委员会进一步证明限制该申请人的言论自由是合理的,它认为,“限制不仅是为了达到《欧洲人权公约》所公认的合法目的(即保护他人的声誉),而且在一个民主社会中被认为是必要的。这种社会所依据的原则是上述小册子显然没有注意到的宽容和大度。保护这些原则尤其是出于那些在历史上遭受歧视之苦的群体的需要……”。

7.13 缔约国指出,从1992年12月9日的巴黎上诉法院的判决中可以得知同样的考虑,这一判决通过特别提及《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确认了对Faurisson先生的有罪宣判。它得出结论:宣判提交人有罪是完全合理的,这不仅仅是确保尊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和通过它确保尊重纳粹迫害幸存者或受害者后代的往事的需要,而且还是维持社会凝聚力和公共秩序的需要。

8.1 提交人在评论中坚持认为缔约国的意见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之上的:他承认发表意见和言论自由是要受到一定限制的。但他所祈求的与其说是这些自由,倒不如说是怀疑的自由和研究的自由,对他来说,这些自由是不允许有任何限制的。但后两种自由受到了1990年7月13日的法律的侵犯,它将一批个人、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预先判定为真实可信的东西抬到唯一和不能质疑的高度。Faurisson先生指出,西班牙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近来承认法国模式的反修正主义立法是法律和历史的倒退。

8.2 提交人重申,打击反犹太主义的愿望不能成为对一个显然为犹太组织颇为关切的课题进行研究的自由施加任何限制的理由:提交人将法国犹太社团代表从中受益的“审查制度特权”称之为“过分”。他评论说,他所知的其他任何课题都从没有,在另一个政治或宗教社团的要求下,变成了研究的实际禁区。对他来说,不应该允许任何法律以没有什么可研究为借口禁止出版关于任何课题的学术著作。

8.3 Faurisson先生声称缔约国没有提供丝毫证据证明他自己的作品和论文构成了“形式诡秘的当代反犹太主义”(见上文第7.2段)或煽动公众的反犹太人行为(见上文第7.5段),他指控缔约国妄称他的研究和作品为“伪科学”( prétendument scientifique),并补充说:他并没有否定任何东西,只不过是对缔约国称之为“普遍公认的现实”(“une réalité universellement reconnue”)的东西提出了质疑。提交人进一步评论说,修正主义学派在过去二十年里得以消除了“普遍公认的现实”中如此多的可疑或错误成分,以致于这一受到指责的法律变得更加无法证明其正确。

8.4 提交人否认有任何有效的立法将能阻止他对纽伦堡国际法庭的裁决和判决提出质疑。他对缔约国的论点,即禁止这么做的依据是1990年7月13日的法律,提出质疑,认为它纯粹是老调重弹和以争点为论据。他进一步指出,甚至于法国的司法管辖权也承认,国际法庭审理的诉讼和决定可以无可非议地受到批评。19

8.5 提交人评论说,在近来发生的修正主义事件中(Roger Garaudy案),绝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以及法国人权联盟的代表公开发表讲话,反对维持1990年7月13日的法律。

8.6 关于侵犯他的言论自由和发表意见自由的权利问题,提交人指出这一自由仍受到严重的限制:因而剥夺他在主要传媒的答辩权,他的案件的法律诉讼往往成为封闭式的诉讼程序(“K mes procés tendent à devenir des procés à huis-clos”)。恰恰是因为适用了1990年7月13日的法律,向提交人提供篇幅空间或在他的案件审理过程中报道他的辩护论点的实质才成为一项罪行。Faurisson先生指出,他起诉《自由报》是因为它拒不给予他辩护的权利;他在一审和在上诉被判有罪并向该报的主管支付罚金。Faurisson先生得出结论:他在自己的国家已被“活埋”。

8.7 Faurisson先生争辩说,如果仅根据法律概念来审查他的案子和他所处的情况话,那就错了。他认为应该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审查他的案子:例如,他援引了伽里略案,伽里略发现的情况是属实的,任何法律如果判定他有罪,从其性质上看都是错误或荒谬的。Faurisson先生争辩说,1990年7月13日的法律起草得很仓促,是由三个人汇集起来的,而且该法律草案,在1990年5月初提出时,在国民议会中并没有被接受。他指出,只是在1990年5月10日亵渎卡庞特拉(沃克卢斯)犹太公墓的事件发生之后,并在当时的内政部长P. Joxet和国民议会议长L. Fabius遭人指称的那样“无耻地利用”这一事件之后,这一法律才得以通过。提交人得出结论说: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的话,它也逃脱不了有一天会消失的命运,就像奥斯威辛毒气室的“神话”那样。

8.8 缔约国在日期为1996年7月3日的进一步呈文中解释了1990年7月13日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它指出,出台这一法律实际上是为了推动与反犹太主义的斗争。在这一点上,缔约国提到了当时的司法部长Arpaillange先生在参议院的一次发言,他认为,否认存在大屠杀是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当代表现。

8.9 提交人在1996年7月11日对缔约国的呈文进行了评论,他重申自己早些时候的论点,其中除别的以外,他以缺乏证据为理由再次对“已被人们所接受的”灭绝犹太人说法提出了质疑。 在这一点上,例如,他谈到了这样的事实:从没有发现过下达灭绝犹太人的命令,从来都没有人证明用煤气窒息杀害那么多的人从技术的角度讲是可行的。他进一步回忆说,有人使到奥斯威辛访问的人相信他们所见的毒气室是真的,而当局知道它是重建的,而且重建的位置与据说原来所处的位置并不在一个地点。他作为一个对事实感兴趣的历史学家得出结论:他并不愿意接受这些事件的传统说法,而且别无选择只得对其进行反驳。

审查案情

9.1 人权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1款的要求,参照缔约国提交给它的所有资料对本来文进行了审查。

9.2 委员会注意到了法国的公开辩论,包括法国议会议员对《盖索法》的否定评论,以及在其他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为支持和反对采用类似立法所提出的论点。

9.3 虽然委员会并不否认适用《盖索法》的规定——它实际上已使对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所得出的结论和裁决提出质疑成为一项刑事罪行——在与本诉讼案的事实不同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与《公约》不符的决定或措施,但并没有要求委员会批评缔约国颁布的抽象法律。《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委员会的任务是查明就言论自由权利施加的限制条件在提请它审议的来文中是否达到。

9.4 对言论自由权利施加任何限制累积起来必须达到以下的条件:它必须是依法规定的,它必须是为了达到第19条第3 款(a)项和(b)项规定的目标,而且是达到正当目的所必须的。

9.5 对提交人的言论自由施加限制确实是依法,即1990年7月13日的法律规定的。委员会总是作出这样的裁决;限制性的法律本身必须符合《公约》的规定。根据阅读巴黎大审法庭第17轻罪审判分庭的判决,委员会在这一方面得出的结论认为提交人有罪的结论是根据其以下两段言论:“……我有充分的理由不相信这一灭绝犹太人政策或离奇的毒气室的真实性……我希望100%的全体法国公民意识到毒气室的神话是一种不诚实的编造”。因此,对他定罪并没有侵犯其一般持有和发表意见的权利,而是该法庭判定他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和声誉。出于这一原因,委员会确信,按法国法院理解、解释和适用于提交人的案子的《盖索法》,是符合《公约》规定的。

9.6 为评价宣判提交人有罪而对其言论自由施加限制是否符合《公约》规定的目的,委员会正如在其一般性评论10中所做的那样,首先指出:第19条第3款允许对言论自由施加限制的这一保护权利可能涉及他人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既然提交人的言论,从全文看,具有煽动和加强反犹太情绪的性质,施加限制是为了尊重犹太社区在没有反犹太主义的恐怖气氛下生活。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限制提交人的言论自由根据《公约》第19条第3款是允许的。

9.7 最后,委员会需要考虑限制提交人的言论自由是否是必需的。委员会指出,缔约国的论点认为,实行《盖索法》是为了推动与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斗争。委员会注意到法国政府的一名成员,当时的司法部长的讲话,它认为否认存在着大屠杀已成为反犹太主义的主要手段。由于在委员会收到的材料中没有任何论点指出缔约国在限制的必要性上采取的立场有什么不当,因此委员会确信:从《公约》第19条第3款的含义上讲,限制Faurisson先生的言论自由是必要的。

10.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4款行事,认为:委员会掌握的事实并不表明法国违反了《公约》第19条第3款。

附 录

A. Thomas Buergenthal先生的个人意见

[原件:英文]

我作为奥斯威辛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幸存者──我的父亲、外祖父母和许多家人在纳粹大屠杀中被杀害──别无选择只得不参加这一案件的决定。

B. Nisuke Ando的个人意见(同意意见)

[原件:英文]

虽然我并不反对通过委员会在本案上表示的意见,但我想对上述法国立法,即《盖索法》可能会引起的危险表示担忧。正如我所了解的那样,该法对以《1881年新闻自由法》第23条列举的手段之一否定(法文使用“contestation”一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的一项或多项危害人类罪的情况进行定罪(见第4.2段)。我认为,“否定”(“contestation”)一词如泛泛地加以解释,会包括各种形式的表达意见,因而有可能危及和侵犯言论自由权,而后者是一个民主社会正常运行的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为了消除这种可能性,不妨代之以一项具体的立法,它禁止明确界定的反犹太主义行为并载有普遍保护他人的权利或声誉的刑法规定。

C. Elizabeth Evatt和David Ktetzmer的个人
意见,由Eckart Klein共同签署(同意意见)

[原件:英文]

1. 虽然我们同意委员会的意见,即在这一案件的特殊情况下,提交人的言论自由权并没有受到侵犯,但考虑到所涉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决定附上我们单独的同意意见。

2. 对言论自由的权利进行限制必须累积起来符合以下条件:它必须是依法规定的,它必须是为了达到第19条第3款(a)项和(b)项规定的目标之一,而且是达到这一目标所必须的。在这一案件中,我们所担忧的是,对提交人的言论自由的限制产生于因在《Le choc du Mois》杂志发表的一份采访记中他的言论而被定罪。由于这一定罪所依据的是《盖索法》中规定的禁令,因此的确是依法规定的限制。主要问题是,缔约国实行的限制,根据第19条第3款(a)项,从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声誉来讲是否必要。

3. 缔约国争辩说,对提交人定罪证明是“确保尊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和通过它确保尊重纳粹迫害幸存或受害者后代的往事的需要。”虽然我们丝毫不怀疑提交人的言论严重冒犯了大屠杀的幸存者和大屠杀受害者的后代(以及许多其他的人),但根据《公约》提出的问题是,为实现这一目的对言论自由所施加的限制是否会被视为是尊重他人的权利所必须的限制。

4. 人人应有这样的权利:不仅不受以种族、宗教和民族血统为由的歧视,而且不受这种歧视的煽动。《世界人权宣言》第7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根据《公约》第20条第2款,缔约国也隐含有义务依法禁止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的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根据《盖索法》宣判提交人犯有的罪行,并没有明确包括煽动的成分,作为宣判有罪依据的这些言论显然也不属于缔约国根据第20条第2款应该加以禁止的煽动范围。不过,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一个人不受以种族、宗教和民族血统为由的歧视煽动的权利,并不能由一项恰好属于第20条第2款范围内的关于煽动的狭义、明确的法律给予完全保护。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在某种特定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并没有达到严格的煽动法律标准的言论,可被证明为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某种形式的反对某个种族、宗教或民族群体的煽动,或那些热衷于传播敌视和仇恨的人会采用根据禁止煽动种族仇恨的法律不会受到惩处的形式诡秘的言辞,即使它们的影响,不如明确煽动所产生的危害那么大的话,也与它不相上下。

5. 在法国参议院讨论《盖索法》的过程中,当时的司法部长Arpaillange先生解释说,上述法律特别禁止否认大屠杀,之所以需要这部法律是因为否认大屠杀在是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当代表现。此外,巴黎上诉法庭也考虑到了提交人的言论对种族或宗教仇恨的影响,它认为:从这种言论宣传旨在使纳粹学说和种族歧视政策死灰复燃的思想这一事实看,它们往往会破坏法国的不同群体的和谐共存。

6. 在当代法国的条件下,否认大屠杀有可能构成某种形式的反犹太主义煽动,这种观点不能不予考虑。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不仅仅是因为有人对由不同学派和背景的历史学家以及国际和国内法庭充分证实、记录在大量文献之中的历史事实提出了质疑,还因为存在着这样的背景:有人在公正的学术研究的幌子下暗示:纳粹主义受害者犯下了不诚实的编造罪;他们受到迫害的故事是一个神话;杀害这么多人的毒气室是“不可思议的”。

7. 正如委员会在其一般性评论10中所做的那样,它正确指出:第19条第3款允许对言论自由加以限制的这一保护权利可能涉及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受保护的权利是免受种族、民族或宗教煽动之害的权利时,就更是如此了。法国法院审查了提交人的言论,并得出结论:他的言论具有煽动或加强反犹太主义倾向的性质。因此情况似乎是这样的,限制提交人的言论自由有助于保护法国犹太社团在没有反犹太主义煽动这一恐惧下的生活权。这使我们得出结论,缔约国已证明对提交人的言论自由进行限制的目的是尊重第19条第3款中所提及的他人的权利。但更为难办的问题是,强行规定发表这种言论应负的责任对保护那一权利来说是否是必须的。

8. 根据第19条第3款赋于缔约国的对言论自由施加限制的权力,不得解释为禁止不受欢迎的言论或人口的某些部分感到厌恶的言论的许可证。大多数令人厌恶的言论可被视为是违反第19条第3款(a)项或(b)项所提及价值观念之一的言论(他人的名誉权、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因此《公约》规定:保护这些价值观念之一的目的本身不足以成为限制言论自由的充足理由。限制必须为保护某一价值观念所必须的。这种必须的要求意味着一种比例性的成分。对言论自由施加限制的范围必须与限制旨在保护的价值观念成一定的比例。它不得超过保护这一价值观念所需的程度。正如委员会在其一般性评论10中所指出的那样,限制不得使权利本身陷入危险境地。

9. 《盖索法》是用最广义的言辞拟就的,似乎会禁止出版与纽伦堡法庭决定的事项有关的善意研究作品。即使这种禁止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免受反犹太煽动的权利,但施加的限制经不起比例性检验。它们并没有将责任与提交人的意图联系起来,也没有将它与出版物煽动反犹太主义的倾向联系起来。此外,这一法律的正当目的可以通过一项不太激烈的条款来实现,这一条款不会意味着缔约国试图将历史事实和经验转变成不容置疑的立法信条,不管质疑背后的目的为何,也不管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不过,在本案中,虽然我们并不担忧抽象的《盖索法》,但却关心提交人因在《Le Choc du Mois》杂志刊载的采访中的言论被定罪对其言论自由所施加的限制。这一限制经得起比例性检验吗?

10. 法国法院详细地审查了提交人的言论。他们的裁决和采访本身均否认了提交人关于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对历史研究感兴趣的说法。在采访中,提交人要求起诉那些同意纽伦堡法庭部分裁决是错误的历史学家,“尤其是犹太历史学家”。提交人提及了“离奇的毒气室”和“毒气室的神话” ,认为那是由纽伦堡胜利者认可的“肮脏骗局”( une gredinerie )。提交人在这些言论中将犹太历史学家从其他人中单挑出来,明确地暗示犹太人,作为纳粹受害人,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编造了毒气室的故事。虽然有充分的理由保护善意的历史研究不受限制,即使它对公认的历史事实提出了质疑和由此得罪了人,但提交人发出的那一类以所述方式破坏他人权利的反犹太主义的指称,就是不得同样地要求保护免受限制。对提交人施加的限制并没有约束其言论自由权利的核心,也绝没有影响到他的研究自由;它们是与它们旨在保护的价值观念免受种族主义或反犹太主义煽动的权利密切关联的;在这种情况下,保护那一价值观念以一种不太激烈的手段就无法实现。正是出于这些理由,我们同意委员会的结论:在本案件的特殊情况下,对提交人的言论自由实行限制经得起比例性检验,并且是保护他人权利所必须的。

D. Cecilia Medina Quiroga的个人意见(同意意见)

[原件:西班牙文]

1. 我同意委员会在这一案件上的意见,并对Evatt女士和Kretzmer先生系统阐述的个人意见表示赞同,因为它最清楚地表达了我自己的想法。

2. 我想补充一点:使我采取这一立场的一个决定因素是,虽然《盖索法》的措辞在适用过程中有可能构成明确违反《公约》第19条,但审理Faurisson先生案的法国法院根据《公约》的规定解释并适用该法,从而使该法适应了法国在言论自由方面承担的国际义务。

E. Rajsoomer Lallah的个人意见(同意意见)

[原件:英文]

1. 我对委员会得出其结论的方法有保留。我根据不同的理由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2. 或许有必要首先确定缔约国依法可以合法地对《公约》第19条第3款或第20条第2款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实行什么样的限制或禁止;其次,在当不遵守这种限制或禁止被依法定罪的情况下,这一犯罪的要素又是什么?法律必须通过系统阐述对此作出规定,从而使个人可以知道这些要素是什么,从而使他能够凭借法院依据《公约》第14条赋于他的、受到公平审判的基本权利,在这些要素方面为他自己辩护。

3. 委员会及当然还有我的同事Evatt和Kretzmer——我有幸拜读他们单独的个人意见——正确地分析了根据《公约》第19条第3款可以合理施加限制的目的。他们还正确地强调了限制必须是达到这些目的所必须的这一条件。我无需就该问题的这一特殊方面补充任何内容。

4. 就第20条第2款规定的限制或禁止而言,必须性的要素与可以依法合理地加以禁止的表达的性质合并,这就是说,表达必须是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的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

5. 法律必须通过系统阐述作出规定的第二个问题是个更为困难的问题。我注意到系统阐述一项以第20条第2款的措辞禁止鼓吹会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的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法律并没有太大的困难。但就第19条第3款的目的而言,系统阐述就变得更成问题了。因为这里涉及的并不是像第20条第2款下的情况那样的可加以限制的特殊表达,而是这种表达必然会对第3款(a)项和(b)项旨在保护的具体对象和利益产生的负面影响。它是对这些对象或利益的侵害,这种损害已成为限制或禁止,从而成为该项犯罪的实质要素。

6. 正如我的同事Evatt和Kretzmer已指出的那样,《盖索法》是以最广泛的措辞制定的,似将禁止出版与纽伦堡法庭已决定的原则和事项有关的善意研究作品。它造成了一种似乎不容抗辩的绝对责任。它既没有将这种责任与提交人的意图联系起来,又没有将这种责任与它对第19条第3款(a)项要求的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造成的侵害,或对第19条第3款(b)项要求的对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的保护联系起来。

7. 《盖索法》的意义在于它似乎从本质上判定对纽伦堡法庭的结论和裁决的任何质疑均属犯罪。该法在其实施过程中将仅仅否认历史事实判定为有罪。否认就必然是反犹太主义或煽动反犹太主义的,该法条款中的这一假定是一项国会或立法机构的判断,而不是一项留给法院宣判或判决的事项。出于这一原因,该法似乎原则上使被控违反该法的任何人受一个独立法院审判的权利陷入危险境地。

8. 不过,我意识到,不能抽象地看这一法律,而是必须从其适用于提交人情况来看这一法律。在这一方面,要审查的另一个问题是该法中的任何缺陷在其适用于提交人的过程中是否由法院作了补救。

9. 情况似乎是这样的,正如我的同事Evatt和Kretzmer也已经指出的那样,法国法院审议了提交人关于种族或宗教仇恨的言论。这些法院得出结论:这种言论宣传旨在使纳粹学说和种族歧视政策死灰复燃的思想。还发现这些言论具有煽动或强化反犹太主义倾向的性质。毫无疑问,根据法国法院的调查结果,提交人的言论等于鼓吹构成煽动至少是歧视和敌视犹太教信徒的种族或宗教仇恨,根据《公约》第20条第2款法国有权对此加以禁止。在这一方面,在考虑该问题的这一方面和得出结论的过程中,法国法院似乎已很恰当地僭取了立法机构声称已由一项立法判决决定了的问题的决定权。

10. 因此,不管这一法律存在着什么样的缺陷,在提交人的案子的审理过程中,这些缺陷都由法院作了补救。在根据《任择议定书》审议一项来文时,必须考虑是缔约国的行动本身,而不管缔约国是根据其立法手段,还是通过其司法手段,或是通过这两者行事的。

11. 因此,我得出结论:设定一项在《盖索法》中规定的罪名,正如法院在提交人的案子上所适用的情况那样,依我看,属于《公约》第20条第2款规定的法国权力范围较适当。结论是,由于这一理由,法国并没有违反《公约》。

12. 我知道,提交人的来文仅在第19条方面被宣布可予受理。不过,我注意到提交人在提交其来文时并没有具体提到特定的条文。而且在提交人和缔约国交换意见的过程中,与第20条第2款有关的问题要点也进行了讨论或辩论。我认为在援引第20条第2款方面不存在实质性或程序性的困难。

13. 根据第19条第3款求助限制原则上是允许的,但困难重重,往往会破坏试图加以限制的权利的本身存在。发表意见和言论自由的权利是一项最宝贵的权利,面对过分频繁地声称有必要在第19条第3款(a)项和(b)项规定的广泛领域中对其加以限制,对于这项权利的继续存在而言,结果可能是太脆弱了。

F. Prafullachandra Bhagwat的个人意见(同意意见)

[原件:英文]

引起这一来文的事实已在委员会的大多数意见中详细列出,我再重复一遍同样的事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因此,我将直截了当地触及提交人所提出的法律问题。问题是根据《盖索法》宣判提交人有罪是否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2款。

第19条第2款宣布,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通过任何传媒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但根据第19条第3款可以对这种自由施加限制,只要这种限制累积起来符合下列条件:(a)它们必须是由法律规定的;(b)它们必须是为了实现第19条第3款(a)项和(b)项所列举的目标之一;和(c)它们必须是实现合法的目的所必须的;最后一项要求提出了比例原则。

法国立法机构1990年7月13日通过的《盖索法》通过增加第24条之二对《新闻自由法》进行修正。 该法规定对1945年8月8日伦敦宪章所界定危害人类罪类别是否存在提出质疑乃是犯罪,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正是依据这一宪章在1945年和1946年对纳粹领导人进行审判和定罪的。因而《盖索法》通过对口头或书面否认存在着大屠杀或纳粹在毒气室中用煤气窒息杀害犹太人的人定罪的方式对言论自由施加了限制。提交人因违反《盖索法》条款而被定罪,因此它是违反了这一记录他有罪的裁决所依据的限制。宣判提交人有罪所依据的令人厌恶的言论如下:

“……没有人会使我承认二加二等于五,地球是平的或纽伦堡审判是不会犯错误的。我有充分的理由不相信这一灭绝犹太人政策或离奇的毒气室的真实性……”

“我希望100%的全体法国公民意识到毒气室的神话是一种不诚实的编造( est une gredindrie),在“法庭历史学家”赞同之下,它于1945-46年获得纽伦堡的战胜国核可,并于1990年7月14日由现任法国政府正式化。”

这些言论显然违反了《盖索法》施加的限制,因此显然属于《盖索法》的禁止范围。但问题是,《盖索法》所强制施行的、构成对提交人定罪基础的限制,为了通过可允许程度的限制的检验,是否能满足了第19条第3款中的其他两个要素。

第19条第3款中的第二个要素要求《盖索法》强制施行的限制必须是针对第19条第3款(a)项和(b)项列举的目标之一。它必须是(a)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或(b)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所必须的。使限制符合第3款(b)项将是困难的,因为不能说就第3款(b)项所规定的任一目的来说是必须的。必须着手解决的唯一问题是,能否说就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声誉来说限制是必须的,以便根据第3款(a)项可证明是正当的。

如果一项法律仅仅以违者惩处来禁止否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工作,或禁止完全否认历史事实,这种法律根据第19条第3款(a)项不能被证明是正当而且显然不符合第19条第2款的规定。但从缔约国的呈文,尤其是1996年7月3日呈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根据《盖索法》实施对言论自由的限制的目的和目标是为禁止或防止反犹太主义的阴险言论。据缔约国说:

“那些自我标榜为修正主义者的提交人否认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堪称种族主义的喉舌和反犹太主义的主要工具。”

“否认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种族灭绝助长了带有反犹太主义深刻性的辩论,因为它指责犹太人本身编造了灭绝他们的神话。”

因而,据缔约国讲,否认在在毒气室中用煤气窒息灭绝犹太人的必然结果是助长反犹太主义情绪,因为它再清楚不过地暗示毒气室的神话是犹太人不诚实的编造,事实上提交人已在其令人厌恶的言论中清楚地说出了这一点。

因此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盖索法》对言论自由施加限制是为了保护犹太社团免受那些诬陷他们伪造了在毒气室中用煤气窒息灭绝犹太人这一神话的言论所挑起的敌对、对抗和恶意之害。人们可以注意到,正如委员会在其一般性评论10中所指出的那样,第19条第3款(a)项允许对言论自由施加限制的这一保护权利,可能涉及他人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由于提交人发表的言论,从其必然造成的后果看,蓄意挑动或强化反种族主义情绪并制造或加深仇恨、敌对或蔑视被视为谎言编造者的犹太社团或至少具有这种性质,《盖索法》对这种言论施加限制是为了服务于尊重犹太社会在没有反犹太主义、敌对或蔑视的恐怖气氛中生活的权利和利益这一目的。因此,适用第19条第3款所需的第二个要素是符合的。

这使我考虑这样的问题,是否可以说在本案中第三个要素也是符合的。根据《盖索法》对提交人言论自由施加的限制是否是尊重犹太社团的权利和利益所必须的?回答显然是肯定的。如果《盖索法》规定的那种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没有施加,否认存在着大屠杀和在毒气室用毒气窒息灭绝犹太人的言论未被定罪,那么提交人和与他相类似的修正主义者就会继续发表招致提交人被定罪的类似言论,这种言论的必然结果和附带结果,从欧洲现有形势看,难免会促进和强化反犹太主义的情绪,这一点缔约国在其呈文中已着重指出。因此,根据《盖索法》施加限制是确保尊重犹太社团体以充分的人的尊严和在没有反犹太主义的气氛下生活的权利和利益所必须的。

因此,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根据《盖索法》对言论自由施加的限制符合适用第19条第3款所需的所有三个要素,而且并没有不符合第19条第2款,因此根据《盖索法》对提交人定罪并没有侵犯第19条第2款所保障的其言论自由权。我很不情愿地得出这一结论,因为我坚信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中,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项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捍卫和坚持的最宝贵自由,在伏尔泰生活的土地上就更是这样了。的确很不幸,在当今的世界上,当科学技术拓展着知识的新领域和人类正在开始意识到人的幸福只有通过相互依存和合作才能实现时候,容忍的临界点竟在下降。人类应实现其精神方面,并且用友受、同情、容忍和宽恕取代痛苦和仇恨,现在该是时候了。

虽然我同意绝大多数委员作出的没有违反《公约》的结论,但我还是写了这份单独的意见,因为我得出这一结论的推理方法与获得绝大多数赞同的方法略有不同。

*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85条,委员会成员Christine Chanet和Thomas Buergenthal没有参加对本案的审议工作。Buergenthal先生的一份发言列为本文件的附录。
** 由七名委员会成员签署的五份个人意见的全文列为本文件的附录。
15 第8348/78号来文和第8406/78号来文(Glimmerveen和Hagenbeek诉荷兰),1979年10月11日宣布不可受理。
16 第104/1981号来文(J.R.T.和W.G. Party诉加拿大),1983年4月6日宣布不予受理,第8(b)段。
17 1984年10月10日和11日的第84-181 D.C.号记录,第78页。
18 第9235/81号来文(X.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82年7月16日宣布不予受理。
19 参见第17刑事分庭,Tribunal correctionnel de Paris,1991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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