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versity of Minnesota

 

第538/1993号来文;Charles E. Stewart诉加拿大
(1996年11月1日第五十八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Charles E. Stewart (由律师代理)

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加拿大

来文日期: 1993年2月18日(首次提交)

决定可否受理的日期: 1994年3月18日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1996年11月1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代表Charles E. Stewart先生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交的第538/1993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到了来文提交人、其律师及所涉缔约国向本委员会提供的所有书面材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4款通过以下意见*

1.来文提交人Charles Edward Stewart是英国公民,生于1960年。自七岁起,他在加拿大安大略居住,现在面临着被加拿大递解出境。他声称加拿大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7、第9、第12、第13、第17和第23条,使他成为受害者。他由律师代理。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于1960年12月出生在苏格兰。七岁时,他随母亲移居加拿大;当时其父和哥哥已居住在加拿大。此后提交人父母分居,提交人与其母及其弟一起生活。其母身体不好,其弟有精神残疾,患有慢性癫痫病。1992年其兄由于以前的犯罪记录,被递解出境到联合王国。除此兄以外,提交人的所有亲戚都居住在加拿大;提交人本人有两名年幼的双胞胎子女,他们与其母在一起生活,1989年其母与提交人离婚。

2.2 提交人声称,在其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他认为自己是加拿大公民。他声称,只有由于刑事定罪移民,官员与他联系时他才意识到从法律上讲他只是定居居民,因为其父母在其年幼时从未为他申请过加拿大国籍。提交人陈述,在1978年9月至1991年5月间,提交人42次被定罪,大多数情况是因为轻微罪行和违反交通条例罪。有两次定罪是因为持有大麻籽和违禁武术武器。一次定罪是因为1984年9月打伤提交人的前女友。律师指出,其委托人的大多数定罪是由于其委托人的药物滥用问题,特别是酗酒造成的。自1990年9月强制监管释放以来,提交人参与了几项戒毒和戒酒康复方案。他还进一步接受了控制其酗酒的医疗建议,除一次重犯外,他一直滴酒不沾。

2.3 律师陈述,尽管提交人不能为其家庭生计在经济上出多大力,但只要可能的话他便给一些钱,并在家中帮助其疾病缠身的母亲和智力迟钝的弟弟。

2.4 1990年,依据《移民法》第27条第1款对提交人进行移民调查。依据本规定,如果移民调查的裁决者认为加拿大定居居民被证明犯有《移民法》具体规定的某些罪行,该被告必须奉命被递解出加拿大。1990年8月20日,提交人由于其刑事定罪被命令递解出境。他向移民上诉分庭提出上诉。上诉分庭委员会于1992年5月15日审理该上诉,用1992年9月21日的判决驳回上诉,并于1992年9月1日将判决书下达给提交人。

2.5 1992年10月30日,提交人向联邦上诉法院申诉,要求延长期限以便申请上诉许可。上诉法院先批准该请求但随后驳回上诉许可申请。从联邦上诉法院到加拿大最高法院或任何其他国内法庭,提交人都不能再提出进一步上诉或申请上诉许可。这样,据称没有任何可加利用的进一步的国内有效补救办法。

2.6 如果提交人被递解出境,依据《移民法》第19(1)(i)和第55条的条款,未经加拿大就业和移民部长明确同意,他就无法再返回加拿大。他如果再申请移居加拿大,不仅要求部长同意而且提交人还要符合所有其他法定的移民可接纳标准。此外,依据该法第19(2)(a)条,提交人由于被定罪,将不得再进入加拿大。

2.7 由于提交人的递解出境令现在随时可以强制执行,所以律师要求委员会依照《议事规则》第86条,要求缔约国采取临时保护措施。

申诉

3.1 提交人声称,上述事实显示了违反《公约》第7、第9、第12、第13、第17和第23条。他声称,有关第23条,缔约国未规定对保护其家庭给予明确的法律承认。他声称,在缺乏这种确保家庭利益将在行政诉讼,如移民和难民委员会诉讼中,给予适当重视的法律的情况下,显然存在着加拿大法律是否符合保护家庭要求的问题。

3.2 提交人还谈到委员会关于第17条的一般性意见,根据该意见,“干涉(住宅和私生活)只能依本身必须符合《公约》的规定、目标和宗旨的法律进行”。他断言,在决定其从加拿大递解出境时,没有一项法律确保其合法家庭的利益或其家庭成员的利益将得到考虑;只有赋予移民上诉分庭的含糊而笼统的自由裁量权来审议本案的所有情节,据称这不足以确保其家庭利益和其他正当的国家目标保持平衡。移民上诉分庭在其裁决中据称未对提交人的母亲和弟弟的残疾情况给予任何考虑;相反,它裁定“考虑到上诉人无人需要他供养,他也不实际依附任何人且没有任何人的实际支助,上诉分庭认为要证明上诉人在该国存在是正当的情节不充足”。

3.3 据提交人讲,“住宅”一词应从广义上解释,包含个人是其一分子的(整个)社区。在这种意义上,他的“住宅”可以说是加拿大。律师进一步陈述,提交人的私生活必须包括能够在该社区生活而不受到任何无端或非法干涉的事实。要是加拿大法律不保护外侨免受这种干涉,提交人声称违反了第17条。

3.4 提交人陈述,第12条第4款适用于他的情况,因为实际上,加拿大是其本国。将他递解出加拿大将导致依法绝对禁止再进入加拿大。在这方面提交人指出到,第12(4)条未指出人人有权进入其国籍国或出生国家而是“其本国”。律师提出,联合王国不再是提交人的“本国”,因为他七岁离开该国,现在其全部生活以其在加拿大的家庭为中心——因此,尽管他不是正式意义上的加拿大人,但必须将其视为事实上的加拿大公民。

3.5 提交人确认,对其依据第17和第23条提出的事实陈述也应依照其他规定,特别是第9和第12条进行审查。尽管第9条是涉及剥夺自由的,但没有迹象表明唯一的自由概念是人身自由的概念。第12条承认了较广义的自由:提交人认为,将他从加拿大递解出境将侵犯“其在加拿大境内和在其社区内的迁徙自由”,这对于第12条第5款列举的其合法目标之一来说是不必要的。

3.6 提交人争论说,递解出境令的强制执行无异于《公约》第7条含义中的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他承认,委员会尚未确定个人与其家庭和/或近亲属永久分离及有效驱逐一个人离开他一直知道和他长大的唯一国家是否也等于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他陈述,这是应根据案情决定的问题。

3.7 在这方面,提交人回忆说:(a)他自七岁起在加拿大居住;(b)发布递解出境令时其所有直系亲属成员都在加拿大居住;(c)尽管他的犯罪记录不少,但这决不能说明他对公共安全构成危险;(d)他已采取自愿步骤控制其药物滥用问题;(e)从加拿大递解出境将有效且永久地切断其在加拿大的所有联系;及(f)为各种定罪在监狱中所服刑期已构成足够的惩罚,移民上诉分庭的论证强调其犯罪记录,这等于实施额外惩罚。

特别报告员有关临时保护措施的请求和缔约国的反应

4.1 1993年4月26日,新来文特别报告员将来文转达缔约国,要求缔约国依据《议事规则》第91条,提供有关来文可否受理的资料和意见。依据《议事规则》第86条,要求在提交人来文由委员会审议时,缔约国不要将其递解到联合王国。

4.2 在1993年7月9日答复临时保护措施请求的呈文中,缔约国指出,尽管提交人如果被递解到联合王国无疑将遇到个人不便,但本案没有任何特殊或紧迫的情节似乎会引起不可挽回的伤害。在这方面,缔约国指出,提交人返回的不是会危及其安全或生活的国家;此外,他不会永远被禁止重新进入加拿大。第二,该缔约国注意到,尽管提交人与其家庭的社会联系会受影响,但其申诉明确表示,他在经济或其他实际方面不供养其家庭:提交人不供养其弟,七、八年未与其父有联系,在1989年与其妻离婚后,显然未与其妻或子女保持任何联系。

4.3 缔约国陈述,适用规则第86条不应将一项通则强加于缔约国身上以暂停其国内一级的措施或裁决,除非出现了此种措施或裁决可能与提交人的申诉权的有效行使发生冲突的特殊情况。向委员会提出申诉这一事实不应自动意味着,缔约国在执行递解出境决定方面的权力受到限制。缔约国提出,在对缔约国执行合法作出的决定实行限制之前必须考虑国家安全和公共政策等因素。因此要求委员会根据特别报告员要求采取临时保护措施的决定澄清其标准,并考虑撤回依据规则第86条提出的临时保护请求。

4.4 律师在其1993年9月15日的意见中,质疑缔约国有关规则第86条适用性的论点。她坚持说,递解出境确实将永远禁止提交人重新进入加拿大。此外,检验什么行为构成了对申诉人“不可挽回的伤害”不应根据加拿大法院制订的标准——据陈述,其有关家庭方面不可挽回的伤害的检验已变成对差不多唯一经济依赖的检验——而是要根据委员会自己的标准。

4.5 律师陈述,正是因为加拿大法院,包括移民上诉分庭,不承认除家庭成员经济依赖之外的家庭利益,才提交来文。她补充说,移民上诉分庭和联邦法院适用的检验标准正是人权事务委员会目前审议的有争议的检验标准:如果现在要取消规则第86条的请求,将取消委员会将来可能发生有利于提交人的任何命令的有效性。最后,律师坚持说,在确定是否援引规则第86条时适用“方便权衡”检验标准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对基本人权有争执时这一检验标准是不合适的。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和律师的评论

5.1 缔约国在1993年12月14日依据规则第91条提交的呈文中坚称,提交人对关于违反《公约》第7、第9、第12和第13条的事实陈述没有拿出事实根据。它还记得,国际和国内人权法明确表明,留在一国而不被从该国驱逐出境的权利只限于该国国民。这些法律承认,非国民拥有的任何这种权利只有在某些情形下才可使用,比国民拥有的权利受限制更大。《公约》第13条“规定了该文书在外侨处在缔约国领土内的权利方面的适用范围。……第13条直接管的只是驱逐的程序性而不是实质性理由。其目的显然是防止任意驱逐出境。(该规定的)目的是确保驱逐这种人的过程符合该国国内法律的规定,而且不受恶意和滥用权力的影响”。可参考委员会关于第58/1979号来文,Maroufidou诉瑞典的意见。

5.2 缔约国陈述,在眼下的案件中适用《移民法》满足了第13条的要求。特别是,在移民裁决者调查期间提交人由律师代理,并且为之提供了就他是否应准许仍留在加拿大提出证据并盘问证人的机会。裁决者根据调查期间举出的证据,对提交人发出递解出境令。缔约国解释说,提交人向其提出申诉的移民上诉委员会是独立、公正的法庭,其管辖权是审议涉及法律或事实问题或法律和事实混合问题的任何上诉理由。它还有管辖权审议根据人道主义理由提出的某个个人不应被逐出加拿大的上诉。据称该委员会已认真审议且权衡了向它提出的所有证据以及提交人案件的具体情节。

5.3 尽管缔约国承认,在特殊情况下留在一国的权利可能属《公约》的适用范围,但又陈述,本案没有这种情形:据称,“本案的事实和加拿大强制执行公共利益法规和保护社会的义务”证明,递解Stewart先生出境的决定是合理的。加拿大法院认为,政府的最重要目标是保护其国民的安全。这与加拿大最高法院表示的意见一致:政府的行政权力在涉及其公民安全的问题上是突出的,……移民法的最根本原则是非公民不拥有进入或留在该国的无限制权利”。

5.4 缔约国提出,递解Stewart先生出境和维护递解令的决定符合《移民法》的要求,这些决定也符合国际标准;没有任何特别情况将“启动适用《公约》以证明申诉人在加拿大居留是正当的”。此外,没有加拿大当局滥用权力的证据,而且在没有此种滥用的情况下,“委员会评价这些当局对加拿大法律的解释和适用是不合适的”。

5.5 至于指称违反《公约》第17和第23条,缔约国提出,其移民法律、条例和政策符合这些规定的要求。特别是,《移民法》第114(2)条允许个人免于执行依据该法制订的任何条例或如果存在值得同情或人道主义的考虑因素允许个人进入加拿大。这种考虑因素包括在加拿大有家庭和如果家庭成员被从加拿大驱逐有可能造成伤害。

5.6 加拿大移民方案和政策的一般原则是,进入加拿大的移民的受抚养人有权与主申请人同时被给予永久居留权。此外,如果家庭成员仍在加拿大境外,《移民法》和附属条例凭家庭类担保和受助亲属担保方便了团圆:“由于几乎所有案件都有此种担保,所以事实上总是能团圆的”。

5.7 鉴于上述情况,缔约国陈述,递解出境对提交人在加拿大的家庭可能产生的任何影响将在符合《公约》规定、目的和宗旨的法律适用中进一步得到考虑:“在眼下的案件中,移民当局诉讼的过程中考虑到了人道主义和值得同情的理由,包括家庭因素,并与加拿大保护社会和适当执行公共利益法规的义务和责任相平衡”。

5.8 总之,缔约国肯定,Stewart先生对侵犯《公约》规定保护的权利拿不出根据,事实上他要求的却是留在加拿大的权利。据称,他实际上是在依据《公约》谋求确立一种途径以要求不被递解出加拿大的权利:这种要求就事实而言不符合《公约》的规定,而且依据《任择议定书》第3条也是不可受理的。

6.1 律师在其评论中指出,缔约国错误地给人造成了这一印象:提交人出席了移民当局的两次完整的审讯,这两次审讯考虑到了其案件的所有具体因素。她注意到,进行调查的移民裁决者“不拥有衡平法上的管辖权”。一旦他确信该人即是初始报告中所述的人、该人是加拿大的定居居民及他被证明犯有刑事罪,迁居令则是强制的。律师坚称,裁决者“可能不考虑任何其他因素,没有任何法定的自由裁量权来消除发布迁居令所引起的任何困苦”。

6.2 至于依据《移民法》第114(2)条对人免于执行规章要求并以人道主义为由方便进入的酌处权,律师注意到,使用此项权力不是为了消除加拿大定居居民迁居引起的个人及其家庭的困苦:“移民上诉分庭在一次完整的审讯之后履行了准司法法定自由裁量权,而部长或其官员事实上‘推翻’本机构……的否定决定被认为是不适合的”。

6.3 律师确认,《移民条例》授与部长的人道主义和值得同情的自由裁量权,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提供有效机制来确保家庭利益与其他利益得到平衡。近几年来,据称在事关幼儿利益的得失时,加拿大一般都拆散家庭或企图拆散家庭:因此,“这一行政诉讼程序未考虑到儿童的最高利益”。

6.4 律师陈述,加拿大含糊地给人造成了这一印象:家庭移民类担保和受助亲属担保几乎总是成功的。据她讲,对于家庭类担保来说,这可能是如此,但对受助亲属担保来说,显然不是这样,因为受助亲属申请人必须符合独立申请人的所有甄选标准。缔约国说法院申请对递解出境令进行司法审查后,会对迁居引起的困苦与公共利益进行平衡,律师驳回了这一论点,认为它是“明显错误的”。正如法院多次明确表明的那样,它不能平衡这些利益,它仅限于严格的司法审查,不能用其自己的决定代替决策者的决定,即使它对事实本来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法院仅限于由于管辖权有误、违反天然公正或公平、法律错误或以邪恶或反复无常的方式对事实得出错误的调查结论,撤销决定(《联邦法院法》第18(1)条)。

6.5 至于提交人指称是否符合《公约》的问题,律师指出,Stewart先生要求的不是留在加拿大的绝对权利。她承认,《公约》本身没有承认非国民进入或留在一国的权利。然而,律师陈述,不能孤立地而是要联系起来理解《公约》的规定:这样,应参照其他规定理解第13条。

6.6 律师承认,委员会认为,第13条规定了程序性保护而不是实质性保护;然而,对程序性保护的解释不能孤立于依据《公约》其他规定提供的保护。因此,有关驱逐的法律不能对第26条列举的任一理由区别对待;也不能任意或非法地干涉家庭、私生活和住宅(第17条)。

6.7 至于依据第17条提出的要求,律师注意到,缔约国只阐述了《移民法》中规定家庭团圆的规定——她认为是对提交人案件不适用的规定。她补充说,第17条对缔约国施加了积极义务,加拿大没有一项法律承认提交人案件中提出的家庭、私生活或住宅利益。此外,尽管她承认有一个依法规定的过程,它给予移民上诉分庭一般自由裁量权以审议受递解出境令的定居居民的个人情况,但这一自由裁量权却不承认或不包含审议根本利益,如家庭的完整性。律师将Sutherland案件称为未认识到家庭的完整性是重要的受保护利益的另一个实例。对于律师来说,“如果为了平衡目的……家庭……利益不被承认为根本利益,则没有利益平衡可言。加拿大法律和法理学的首要利益是保护公众……”。

6.8 有关缔约国提出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留下的权利”才属于《公约》的适用范围内的论点,律师声称,在进行据以决定和确认提交人递解出境的过程时没有承认或认定第7、第9、第12、第13、第17或第23条规定的提交人的权利。的确加拿大有义务确保社会得到保护,但这一正当利益必须与其他受保护的个人权利平衡。

6.9 律师承认,向Steward先生提供了向移民上诉分庭陈述其案件所有情节的机会。不过她得出结论,国家法律和法理学认为如果其委托人被递解出境其根本权利将不会受侵犯。这是因为移民法起草的方式对这些权利不予考虑、也不需要予以考虑。住宅、私生活、家庭或在其本国居住,依据《公约》受到保护,但从移民角度看这些概念对于加拿大法律来说是不相干的。在驱逐定居居民方面压倒一切的关注是国家安全,而不区分长期居民与最近才抵达的移民。

委员会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7.1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审议来文中所载的任何指称之前,必须根据《议事规则》第87条决定依据《公约任择议定书》来文可否受理。

7.2 委员会注意到,进一步的国内补救办法提交人均已用尽无遗,并已经符合《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2(b)项的要求,这是无异议的。

7.3 就提交人依据《公约》第7和第9条提出的指称而言,委员会审查是否达到《任择议定书》第2和第3条的条件。有关第7和第9条,提交人指称将其递解回联合王国并与其家庭分离将构成第7条含义中的残忍或不人道待遇,或者称这将侵犯其第9条第1款含义中的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权利。委员会根据它收到的材料,认为提交人为了受理目的没有为这一指称拿出事实根据来。因此,在这方面,委员会决定,在《任择议定书》第2条含义范围内,提交人未依据《公约》提出要求。

7.4 至于第13条,委员会指出,命令将提交人递解出境是遵照依法通过的一项决定,而且缔约国援引了保护社会和国家安全的论点。显而易见,这一评价不是随便得出的。在这方面,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未能为受理目的提供指称事实,依据《任择议定书》第2条,来文的这一部分不予受理。

7.5 有关根据第12条提出的指称,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关于没有提供证明这一指称的事实的论点和律师关于第12条第4款适用于Stewart先生案件的论点。委员会指出,确定第12条第4款是否适用于提交人的情况要求认真分析加拿大是否可被视为第12条含义中的提交人国家,如果是,提交人被递解回联合王国他是否就不得再进入“其本国”,如果是肯定的,这是否是任意作出的决定。委员会认为,没有任何推断的迹象表明,不能把提交人的情况列入第12条第4款,因此得出结论,应根据案情审议这一问题。

7.6 至于根据《公约》第17和第23条提出的指称,委员会指出 ,一国参照第17和第23条是否不能行使将外侨递解出境的权利以符合《公约》第13条这一问题,应审查案情。

7.7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要求澄清构成特别报告员依据《议事规则》第86条提出的临时保护请求的基础的标准以及缔约国要求委员会撤回依据第86条规则提出的要求。委员会指出,不能笼统地确定什么行为可能构成第86条规则含义中对受害者“不可挽回的伤害”。如果后来案情的调查结论是违反《公约》,从提交人无力确保其权利的意义上说,根本标准实际上是后果的不可逆转性。如果委员会认为该补偿是适当的补救办法,在任何特定案件中,委员会都可决定不根据第86条规则提出要求。将这些标准适用于递解出境案件,同时委员会要求知道如果根据案情得出对提交人有利的调查结论,提交人则能够返回。

8. 委员会于1994年3月18日宣布来文提出了《公约》第12条第4款、第17和第23条下的问题。在此范围内,来文可予受理。

缔约国的意见和提交人的评论

9.1 在1995年2月24日提交的呈文中,缔约国提出,Stewart先生从未获得过将加拿大作为“其国家”而居留的无条件权利。此外,其递解出境将不是按禁止他再进入加拿大的绝对禁令操作的。就作为移民将来申请再进入加拿大而言,人道主义审查是一项可行的行政程序,无需重新审议移民上诉委员会的司法裁决。

9.2 不能将《公约》第17和第23条解释为与缔约国递解外侨出境的权利不一致,只要遵守《公约》第13条的条件。依据加拿大法律,每个人都得到保护,第17条要求的私生活、家庭和住宅不受任意或非法干涉。缔约国陈述,如果一项递解外侨的决定是按照法律和政策在充分和公正的程序之后做出的,这种决定本身没有不符合《公约》,而且平衡了国家重要的实际利益与个人的《公约》权利,这是可以证明的,因此不能认为这样一项决定是任意的。在这方面,缔约国陈述,依法就非公民继续在加拿大居住确定的条件是合理而客观的,加拿大当局适用该法律符合整体上解释的《公约》的规定。

9.3 缔约国指出,提议把Stewart先生递解出境不是加拿大当局经简易程序作出的决定的结果,而是依据符合《公约》第13条的充分和公正程序认真审议所有有关因素的结果,在此过程中,Stewart先生由律师代理并陈述了详细论据支持其声称的递解出境将对其私生活和家庭生活造成不应有的干涉。加拿大主管法庭考虑了Stewart先生的利益并与国家保护公众的利益进行了平衡。在这方面,缔约国提及《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该公约对保护公众免受罪犯和可能危及安全的人的伤害给予明确承认;缔约国陈述,解释《公约》时这些考虑因素同等重要。此外,加拿大提及委员会关于“《公约》所规定的外侨地位”的《一般性意见》15,该意见规定,“缔约国主管当局有义务依照善意原则行使其权力,以适用并解释国内法,但须遵守《公约》所规定的诸如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之类的规定”。缔约国还提及委员会关于第58/1979号来文,Maroufidou诉瑞典的意见,其中委员会认为,递解Maroufidou女士出境未违反《公约》,因为驱逐她是根据国内法规定的程序进行的,而且没有证据证明有任何恶意或滥用权力。委员会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重新评价证据或审查该国主管当局是否正确解释和适用其法律不属其权限范围,除非它们采取行动时明显有恶意或滥用了其权力。来文没有暗示恶意或滥用权力。因此缔约国陈述,如果没有某种客观原因认为实况调查结论和加拿大决策者的可信性因偏见、恶意或可以证明委员会干预本属国内法庭范围之内的事务是正当的的其他因素而受到损害,委员会不应替换其自己的调查结论。

9.4 至于加拿大依据《公约》第23条保护家庭的义务,缔约国提及相关法律和惯例,包括《加拿大宪法》和《加拿大人权宪章》。加拿大法律向符合第23条要求的家庭提供保护。不过,第23条第1款要求的保护不是绝对的。加拿大主管法院在审议其迁居时对递解出境对其家庭的影响给予了适当掂量,对这些利益与国家保护社会和管制移民的合法利益作了权衡处理。在这方面,缔约国陈述,其案件特有的具体事实,包括其年龄和没有受抚养人,表明通过写信、打电话和到加拿大探亲,可充分维持其家庭关系的性质和质量,依据加拿大移民法,他可自由地采取上述行动。

9.5 缔约国得出结论,递解出境不涉及加拿大侵犯Stewart先生《公约》规定的任何权利。

10.1 Stewart先生的律师在1995年6月16日的呈文中提出,凭借其长期居住在加拿大,Stewart先生有权认为就《公约》第12条第4款来说加拿大是“其本国”。她提出,这一规定不应受到任何限制,在Stewart先生案件中拒绝一个人入境相当于被放逐。律师审查并批评了相关的加拿大判例法,包括1992年对Chiarelli诉M.E.I.的判决,其中将永久居住权的丧失比做违反合同;一旦违反合同,便可实施迁居。律师坚持说,在一国的永久居住权及家庭纽带不应从商业法角度加以处理。

10.2 至于Stewart先生在递解出境后返回加拿大的能力,提交人律师指出,由于其犯罪记录,并考虑到其职业技能、教育程度和经验,在作为定居居民获得重新进入加拿大的过程中他将遇到重重障碍,而且他必须作为独立移民符合入境的甄选标准。至于移民条例,他要求赦免其以前的刑事定罪,否则他将被禁止作为定居居民重新入境。

10.3 有关在加拿大寻求定居居民身份的人,律师提及加拿大移民当局的决定据称对情有可原的情节不给予充分考虑。律师进一步抱怨说,法官行使的自由裁量权不受上诉审查的制约。

10.4 至于违反《公约》第17和第23条的问题,提交人律师指出,家庭、私生活和住宅不是纳入《移民法》规定中的概念。因此,尽管移民当局考虑到家庭和其他因素,但依据法律他们无义务这样做。此外,如同Langner诉M.E.I.、Toth诉M.E.I. 和Robinson诉M.E.I.等案件中的裁决说明的,扶养的考虑只限于经济扶养一个方面。

10.5 律师提出,加拿大当局的裁决没有充分考虑到Stewart先生的家庭情况。特别是,律师反对加拿大法院得出的Stewart先生的家庭纽带脆弱这一评价,并提及递解出境审讯的非正式的记录副本,其中Stewart先生着重指出他与其母和其弟形成的感情互依关系。Stewart先生的母亲证实,他帮助她照顾其最小的儿子。律师进一步批评移民上诉分庭在Stewart案裁决中的推理,据称该裁决过分强调经济供养关系:“上诉人与其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她曾写信支持他。但上诉人的母亲生活一直不依靠他,从不由他供养。上诉人的弟弟正在参加一残疾人方案,因此由社会服务机构照管。事实上,没有人依赖上诉人供养和赡养……”。律师提出,强调关系中的经济方面没有考虑到家庭的情感纽带,并为支持其论点提交了心理学家Irwin Silverman博士总结人类关系复杂性的报告。此外,律师引述了Johathan Bloom-Fesbach《分离与失落的心理》一书的内容,阐述破坏家庭纽带产生的长期影响。

10.6 律师驳斥了缔约国有关已对国家利益和个人人权进行适当平衡的论点。

委员会审议的问题和过程

11.1 由于来文提出《公约》第12条第4款和第17及第23条下的问题,本来文被宣布可予受理。

11.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1款的规定,委员会依据当事方向其提供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来文。

12.1 本案有待确定的问题是,驱逐Stewart先生是否违反加拿大依据《公约》第12条第4款和第17及第23条承担的义务。

12.2 《公约》第12条第4款规定:“任何人进入其本国的权利, 不得任意加以剥夺”。这条没有直接提及一个人被驱逐出境或递解出境。当然可以提出,缔约国避免递解人员出境的义务是本规定的直接职能,承担义务允许某人入境的缔约国,也被禁止递解该人出境。鉴于委员会就第12条第4款得出结论(将在下文说明),委员会不必在本案中就该论点作出决定。委员会只假设,如果第12条第4款要适用于提交人,缔约国将不能将他递解出境。

12.3 现在必须问一下,加拿大是否可看作“Stewart先生的国家”。在解释第12条第4款时,重要的是要指出,“其本国”这一短语的范围比“其国籍国”这一概念更广,前者包含了后者而且一些区域性人权条约在保证进入一国的权利时也使用。此外,试图理解第12条第4款含义时,还必须对《公约》第13条的语言给予考虑。该规定在限制国家驱逐被划为“外侨”的个人的权利时谈到“合法处在缔约国领土内的外侨”。因此,这似乎表明, “其本国” 作为一种概念适用于作为国民的个人和某类即使不是正式意义上的国民也不是第13条含义中的“外侨”的个人,尽管为别的目的可将他们视为外侨。

12.4 不太清楚的是,除国民之外,谁还得到第12条第4款规定的保护。由于“其本国”这一概念不限于正式意义上的国籍,即出生或通过授与获得的国籍,所以该概念至少包括由于其与特定国家的特殊纽带或声称与该国的关系因此不能被视为单单是外侨的个人。例如,违反国际法被剥夺其国籍的国家的国民和其国籍国并入或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实体又拒不给予他们其国籍的个人属于这种情况。简言之,尽管这些个人不是正式意义上的国民,但他们也不是第13条含义中的外侨。此外,第12条第4款的语言允许作更广义的解释,可包含其他各类长期居民,特别是被任意剥夺获得该居住国国籍的权利的无国籍人。

12.5 本案的问题是依据特定国家移民法且接受其法律条件进入该国的某人在未获得其国籍并继续保留其原籍国的国籍时能否视该国为其本国。如果移入国对新移民获得国籍设置不合理的障碍,答案可能是肯定的。但是如本案那样,当移入国方便获得其国籍而且该移民或者由于选择或者其行为使其失去获得该国籍的资格得不到其国籍时,移入国便不是《公约》第12条第4款含义中的“其本国”。在这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在起草《公约》第12条第4款时,“国籍国”一词被拒绝,因此,暗示指一个人永久住宅所在的国家。

12.6 Stewart先生按出生和凭借其父母国籍是英国公民。尽管其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在加拿大生活,但他从未申请过加拿大国籍。的确,即使他已一把年纪想独立申请时,其犯罪记录也使他无法获得加拿大国籍。不过事实是,他从未试图获得加拿大国籍。此外,即使他果真申请了并由于其犯罪记录被拒绝给予国籍,这种无资格是他自己造成的。拒绝给予有犯罪记录的个人加拿大国籍,不能说加拿大移民法任意或不合理。

12.7 要是事实是Stewart先生早就被递解出境,本案也就不会提出他从加拿大被递解出境提出的显而易见的人性问题。如果委员会凭借这一本论点阻止加拿大目前将他递解出境,委员会将会确立一项可能对全世界移民产生不利影响的原则:移民的初次轻微犯法即会导致将其递解出境,惟恐他们继续在该国居住将使他们成为有权获得第12条第4款保护的个人。

12.8 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在移民居住一定时间后能使之成为国民,这些国家有权期望这些移民到适当时候获得有了国籍的所有权利和承担所有义务。未利用这一机会并因此逃避国籍施加的义务的个人可被视为宁愿继续成为加拿大外侨。他们有权这样做,但也必须承担后果。Stewart先生的犯罪记录使之无资格成为加拿大国民这一事实不能给予他比出于任何原因宁愿不成为加拿大国民的任何其他外侨所享有的更大的权利。必须将处于这种状况的个人与上文第12.4段中描述的各类人区分开来。

12.9 委员会得出结论,由于加拿大不能被视为从《公约》第12条第4款看来是Stewart先生的“国家”,所以缔约国没有违反该条。

12.10 Stewart先生被递解出境无疑将干涉其在加拿大的家庭关系。不过,问题是,上述干涉能否被视为非法或任意。加拿大《移民法》明确规定,如果他或她被证明犯严重罪行,非国民的定居居住地位可以被撤销,而且该人接着可被驱逐出境令。在上诉过程中,“在考虑到本案所有情节”的情况下移民上诉分庭有权撤销递解出境。在本案的递解出境诉讼中,Stewart先生有充分机会向移民上诉分庭提供其家庭联系证据。移民上诉分庭在其有理的裁决中考虑了提出的证据,但最终得出的结论是,Stewart先生在加拿大的家庭联系不能成为撤销递解出境令的正当理由。委员会认为,干涉Stewart先生的家庭关系将是其递解出境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递解出境是依法作出的,为的是促进正当的国家利益且在递解出境诉讼中对被递解出境人的家庭联系给予了应有的考虑,所以递解出境不应视为非法或任意。因此没有违反《公约》第17和第23条。

13.人权事务委员会依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4款采取行动,认为委员会审议的事实没有表明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任何规定。

附 录

A.Eckart Klein的个人意见(同意意见)

[原件:英文]

由于意见中提出的原因,我完全同意委员会的调查结论:本案的事实没有表明违反《公约》第12条第4款或第17及第23条,但我不能接受确定第12条第4款与第13条之间的关系的方式。尽管这个问题对于本案结果不具有决定性,但审议其他来文时可能有关,因此我认为必须澄清这一点。

意见表明,有一类人不是“正式意义上的国民”,但也不是“第13条含义中的外侨”(第12.4段)。尽管我明确同意第12条第4款的范围不完全只限于国民但可能包括意见中指出的其他人,但我认为这类人——不是国民,但第12条第4款仍包括的人——可被视为第13条含义上的“外侨”。我认为第13条不只涉及某些外侨。该条的措词明确且未规定例外,外侨指所有非国民。第12条第4款与第13条之间的关系不是排他性的。两项规定可一起发挥作用。

因此我认为,第13条适用于外侨将被驱逐的所有案件。第13条涉及驱逐外侨的程序,而第12条第4款和在某些情形下《公约》的其他规定可能出于实质性原因阻止递解出境。因此,即使驱逐涉及的是作为“外侨”的人,第12条第4款也适用。

B.Laurel B. Francis的个人意见(同意意见)

[原件:英文]

本意见是在本届会议初期中委员会对本案进行初步审议时在我的记录意见背景下提出的,当时我特别指出:(a)依据《公约》第12条Stewart先生是“本国”居民和(b)依据第13条驱逐他不违反第12条第4款。

对于委员会于11月1日就Stewart先生被从加拿大驱逐(依据《公约》第13条)是否违反《公约》第12条第4款和第17及第23条规定的缔约国义务这一问题通过的裁决,我将尽量避免采取离题的方式。

我愿提出如下意见:

1.首先,我赞同委员会在第12.10段中提出的原因和作出的没有违反《公约》第17和第23条的决定。

2.第二,但我不同意委员会在提及的委员会决定的第12.3段第四句中限制适用其“本国”概念的做法(该规定在限制国家驱逐被分类为“外侨”的个人的权利时谈到“合法处在缔约国领土内的外侨”)。这是否妨碍驱逐不法外侨?当然不是——他们是属于另一种法律制度处理的。我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表明《公约》第13条第一行中的“合法处在缔约国领土内的外侨”的法律意义与第12条第一行有关:“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包括外侨,但需要铭记的是,对于Stewart先生的持探亲签证合法在加拿大的同胞(不是加拿大定居居民),与Stewart先生相同,他通常未获得“本国”身份,他与适用第12条第4款无关紧要。但是Stewart先生肯定与之有关,因为实际上他已是定居居民。

3.第三,如果它打算限制第13条的适用以排除已获得“本国”身份、合法处在缔约国领土内的外侨,那么,这些排除将具体规定在第13条中作明确规定,不会留给对第12条第4款范围的解释,因为第12条第4款无可争辩地适用于委员会意见文本中设想的国民和其他人。

4.有关在其1995年2月24日呈文中的“本国”身份,缔约国提出,“Stewart先生从未获得留在作为其本国的加拿大内的无条件9权利。此外,其递解出境将不是按禁止他再进入加拿大的绝对禁令操作的。就作为移民将来申请再进入加拿大而言、人道主义审查是一项可行的行政程序,无需重新审议移民上诉委员会的司法裁决”(见节9.1段)。10

上述内容暗示承认缔约国确认Stewart先生的身份是作为其“本国”的加拿大的定居居民。促成驱逐Stewart先生的裁决的正是适用于该身份的有限制的权利。

但对于缔约国的上述声明,我们本可得出结论,采取驱逐Stewart先生的决定终止他对加拿大的“本国”身份,但根据这样一项声明,“本国”身份仍然保持,只是被缔约国随便中止了。

根据上述分析,我无法支持委员会关于Stewart先生从未在加拿大获得过“本国”身份的决定。

C.Elizabeth Evatt和Cecilia Medina Quiroga的个人意见,
Francisco Jose Aquilar Urbina共同签署(不同意见)

[原件:英文]

1.我们无法同意委员会得出的提交人不能要求第12条第4款的保护的结论。

2.一个初步问题是,任意将一个人从他或她的本国递解出境,在迄今尚未试图进入或重新进入该国的情况下,是否应等同于任意剥夺进入该国的权利。委员会就这一问题未得出结论;只是假设如果第12条第4款适用于提交人,该国就不能将他递解出境(第12.2段)。加拿大采取各种诉讼及发布命令的后果是,提交人的居住权已经被剥夺并且被下令递解出境。从此依权利他再也不能进入加拿大,他能获准不仅短期进入加拿大的前景如果不是根本没有,也似乎是遥远了。我们认为进入一国的权利既是一种可望的权利也是一种现时权利,如同本案情形一样,无论实际上是否被拒绝入境,剥夺此种权利的情况已发生。如果一个缔约国承担义务允许一个人入境,那么也就不得将他递解出境。我们认为,无论提交人是否留在加拿大等待递解出境还是已被递解出境,他都被剥夺了进入加拿大的权利。

3.提交人依据第13条提交的来文被认为不可受理,没有产生依据该规定进行审议的问题。不过,委员会的观点是,第12条第4款只适用于成为国民的人,或虽然不是正式意义上的国民也不是第13条含义中的外侨(第12.3段)的人。两种后果似乎都从这一观点出发。第一种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可能不只是国民或外侨关系(包括无国籍者),也可能属于另一种没有界定的类别。我们认为这得不到《公约》第12条或一般国际法的支持。由于委员会的意见,似乎可认为,一个人不能要求第13条和第12条第4款的保护。我们不同意。我们认为,对于驱逐合法处在一国的任何外侨,即任何非国民而言,第13条提供了最低限度的保护。另外,第13条的语言根本没有暗示该条打算成为外侨权利的唯一来源,或者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外侨如果能够证实该国是其本国,他或她也不能要求第12条第4款的保护。应领会对每项规定的全部意思。

4.委员会试图确定可以利用第12条第4款的另一类个人,指出一个人不能声称一国是其本国,符合在第12条第4款的含义,除非该人是该国的国民,或已被剥夺了其国籍,或在上述情形中(第12.4段)被该国拒绝给予国籍。委员会还认为,除非在移民获得国籍的方面设置了不合理的障碍,否则依据某一国家移民法进入该国和有机会获得其国籍的人,在未获得其国籍时,不能将该国视为其本国(第12.5段)。

5.我们认为,委员会对第12条第4款采取了过于狭隘的观点,没有考虑到其提法存在的理由。个人不能被剥夺进入“其本国” 的权利,因为剥夺任何人与其家庭或朋友或广义上讲形成其社会环境的关系网的密切联系,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这就是第12条中阐明的这一权利的原因,这一条谈到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个人而不是与该国拥有正式联系的个人。就第12条阐明的权利而言,与该国存在的正式联系不相关;《公约》在这里涉及的是个人与他生活所在的领土和在其中获得社会环境的所拥有的强烈的个人和感情联系。这是第12条第4款保护的对象。

6.第12条第4款阐述的权利的目的和宗旨用其措词加以确认。该款或第12条都没有一般暗示应以委员会建议的方式对其适用给予限制。尽管一个人的“本国”必定包括国籍国,但国籍之外的一些因素可能为一个人与国家确立了密切而持久的联系,这些联系可能比国籍更牢固。毕竟,一个人可以有几个国籍,但是与其中一个或几个国家只有最轻微的或没有实际的住宅和家庭联系。“其本国”一词表面上要求审议长期居住权、密切的个人和家庭纽带及居留打算(以及在其他地方缺乏这种纽带)等这些问题。尽管一个人不是该国公民,但这些联系需要牢固以证明这是其“本国”的调查结论。尽管如此,我们仍认为,应一位外侨可证明他或她与其有权要求得到第12条第4款保护的国家拥有此种久已存在的联系。

7.提交人为确立加拿大是其本国所依据的情节是他在加拿大住了30多年,他从七岁起在加拿大长大成人,在那里结婚并离婚。其子女、母亲、残疾弟弟仍在那里居住。除了他是联合王国公民之外,他与任何其他国家没有联系;其兄几年前已被递解出境回联合王国。其犯罪情节已在第2.2段中阐述;由于这些罪行,尚不清楚提交人是否曾经有权申请公民身份。作为上述联系的基础是,提交人及其家人在他还是孩子时被加拿大作为移民接受,以及他在实际意义上成为加拿大社会的一员这一事实。他不了解任何其他国家。我们认为,无论如何提交人都已确认加拿大是其本国。

8.剥夺提交人进入加拿大的权利是否属任意?从另一角度讲,委员会认为,在特定情形下“任意”指的是无理,或与《公约》的目的和目标相悖(关于第17条的一般性意见)。该办法从第12条第4款的角度看似乎也合适。至于公民,如果递解出境不被视为所述意义上的任意,这种情况即使有也多半很少。就像提交人这样的外侨而言,在考虑使该国成为其“本国”的情形时,如果剥夺其进入和留在该国所依据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合理的,那么,递解出境可视为任意。

9.缔约国为证明驱逐提交人是正当的所凭借的理由是其犯罪活动。如果该国不能表明有一些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紧迫的原因需要采取这一行动,就必须怀疑仅仅犯有刑事罪可否成为从一个人的本国驱逐他的正当理由。《提交人犯下的罪行的性质不能轻易得出这一结论。无论如何加拿大不能说,在提交人案件中这些理由是紧迫的,可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加拿大完全可能给提交人短期入境签证以使之能够探亲。此外,尽管递解出境诉讼从程序方面看不谓不公正,但是这些诉讼中产生的要确定的问题却是,提交人是否可以说明反对递解他的原因,而不是是否有理由剥夺其进入“其本国”的权利。责任在提交人身上而不是该国。在这种情形中,我们得出结论,提交人递解出境的决定是任意的,因而侵犯了第12条第4款规定的提交人的权利。

10.我们同意委员会的意见,驱逐提交人无疑将干涉其在加拿大的家庭关系(第12.10段),但我们不同意说这种干涉不是任意的,因为我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提交人递解出境的决定——这是干涉该家庭的起因——是任意的。因此我们只能得出结论,加拿大也侵犯了第17和第23条规定的提交人的权利。

D.Christine Chanet的个人意见
Julio Prado Vallejo共同签署(不同意见)

[原件:法文]

我不同意委员会在第12.9段中对Stewart案件的立场,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加拿大不能被视为Stewart先生的‘本国”,所以加拿大没有违反《公约》第12条第4款。

我的批评意见涉及就这一点对本案所采用的办法:

—— 假定不法行为使提交人无资格获得国籍,因此加拿大可能认为这不是其本国,那么,这一结论本会导致委员会在受理阶段中就拒绝来文,因为它知道该障碍排除了《公约》第12条第4款的任何适用。

—— 《公约》本身或准备工作文件中都没有有关“本国”概念的内容;因此委员会必须要么逐案决定问题要么确定标准并让国家和提交人了解这一情况,从而避免与受理决定产生任何抵触;如果一个人由于法律障碍不能获得一国的国籍,那么,无论任何其他标准或事实情节,依据《公约》第12条第4款都不应宣布来文可受理。

我同意Evatt女士和Medina Quiroga女士所提个人意见的实质内容。

E.Prafullachandra Bhaqwati的个人意见(不同意见)

[原件:英文]

我完全同意Elizabeth Evatt夫人和Cecilia Medina Quiroga夫人提出的单独意见,但考虑到本案所涉问题的重要性,我提出一份单独意见。此份单独意见可作为Evatt夫人和Medina Quiroga夫人的意见补充来阅读,我完全赞同她们的意见。

这不是单独一个人的案件。其决定将对成千上万移民和难民的生活产生影响。因此本案令我焦虑万分。如果委员会大多数成员采取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与不仅通过长期居住而且由于各种其他原因与一国形成密切联系、将一国视为其本国、最终将一国视为其母国的人将听任得不到任何保护。问题是:我们是宽宏而有目的地理解人权,还是狭隘而偏狭地理解人权呢?我们不要忘记该国际公约中的人权基本上是个人对国家的权利;它们是针对国家的保护,因此必须作广义的理解,不能拘泥于字面。我们解释第12条第4款时必须牢记这一背景。

首先我要谈及有关第13条的论点。委员会宣布依据第13条提呈的来文不予受理,因此它不要求审议。至于第12条第4款,它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第12条第4款是否适用递解出境案件或该款是否仅限于入境权;第二个问题是“其本国”这些词的含义和内涵是什么及加拿大能否被称为提交人的本国;第三个问题是确定据称违反第12条第4款一项行动是否任意的标准是什么以及加拿大驱逐提交人的行动是否属任意。我一开始便指出,如果加拿大的行动是实事求是的,不是任意的,那么,即使另外两个要素都已满足,即第12条第4款适用递解出境及加拿大是符合第12条第4款含义中的提交人的本国,其行动也没有违反第12条第4款,这样的话,审议这两个要素是否得到满足是不必要的。但是,由于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的意见根据的是对“其本国”这些词的解释并认为(我认为是不对的)加拿大不能称为提交人的本国,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审议第12条第4款的所有三个要素。

我认为,按正确的解释,第12条第4款保护每个人免被从其本国任意递解出境。有两个理由证明这一观点。首先,除非将第12条第4款理解为适用于递解出境案件,否则一国国民依《公约》得不到免受驱逐或递解出境的保护。假定一国国内法授权该国根据某些可能完全不相干、空想或荒诞的具体理由驱逐或递解出境国民,能否马上表明《公约》不对国民提供免受这种国内法规定的驱逐或递解出境的保护?《公约》中载有这种保护的唯一条款是第12条第4款。依据国际法,多半不能将国民从其国籍国驱逐。我不熟悉国际法的所有方面,因此我不能肯定或否定这一论点。但是,虽然如此,一国制定的法律可以规定驱逐国民。这可能与国际法原则有抵触,但这不会使国内法无效。国际法的这一原则不会向有关个人提供免受国内法影响的保护。这样一个人会获得的唯一保护是依据第12条第4款。我们理解第12条第4款的方式不应听任国民得不到保护,而受到根据国内法的驱逐。事实上,有一些国家其国内法规定即使是国民也驱逐,而第12条第4款如得到正确理解,则提供国民免受任意驱逐的保护。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涉及非国民的案件。因此必须将第12条第4款理解为适用驱逐或递解出境。

此外,显而易见,如果一个人有权进入其本国而且他或她不能被任意阻止进入其本国,但他或她又能被任意驱逐,那么第12条第4款就没有意义了。假定一个人由于得不到第12条第4款规定的保护而被从其本国任意驱逐,而他或她在被驱逐后不久就寻求进入该国。很明显由于第12条第4款保护其入境,他或她不能被阻止入境。那么驱逐他的意义何在?因此我们必须将第12条第4款理解为通过必要的推断包括免受从其本国任意驱逐的保护。

现在我转谈第二个问题。“其本国”的范围和界限是什么?人们普遍认为,“其本国”不能等同于“国籍国”,因此我不会对此花费时间。很明显,“其本国”这一用语的范围比“国籍国”广,这为绝大多数意见所接见。“其本国”包括“国籍国和之外的一些东西”。“之外的一些东西”是什么?大多数意见认为,“其本国”这一概念至少包括“因其与特定国家的特殊纽带或声称与该国有关系的个人在该国不能被视为仅仅是外侨”。我完全同意这种意见。但是随后,大多数成员进而将这一概念仅限于以下三种说明性情况而划定其界限:

(1) 一国国民被剥夺其国籍违反国际法;

(2) 个人国籍国被已合并或转到拒绝向其提供国籍的另一个国家实体;和

(3) 被任意剥夺其获得其居住国国籍的权利的无国籍人。

大多数成员的意见是,“尽管这些个人不是正式意义上的国民,他们也不是第13条含义中的外侨”,但他们属于第12条第4款的范围之内。

有关大多数成员的这一观点我将提出两条意见。大多数成员的意见提出,第12条第4款和第13条是相互排他的。在委员会的意见中大多数成员指出,“‘其本国’这一概念适用于成为国民的个人和某些种类的个人,后者尽管不是正式意义上的国民,也不是符合第13条含义的外侨,但为了其他目的他们可被视为外侨”。因此,依照大多数成员的意见,属于第12条第4款范围内的个人不是符合第13条含义的个人。我也赞同该意见。但我与大多数成员意见一致的地方则到此为止。问题是:谁得到第12条第4款的保护?谁在其保护羽翼之下?我再次重申,我同意大多数成员的意见:第12条第4款最起码包括由于其与特定国家的特殊纽带或声称与该国有关系在该国不能被视为外侨的个人。这是正确的检验标准,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其适用仅限于大多数成员提及的三类情况。这三类情况肯定为这一检验标准所涵盖,但可能还有更多的情况也符合这一检验标准。除了大多数成员提出不应认为它们符合这一检验标准这一先入为主的意见之外,我看不出有任何合理的理由为什么将它们排除在外。因为这样一来将影响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例如,有大量的非洲人或拉丁美洲人或印度人在联合王国定居,但他们没有获得英国国籍。他们在联合王国出生和长大的子女甚至未回过其国籍国。如果你问他们:“你的本国是哪个国家?”他们毫不犹豫地回答:“联合王国”。你能说他们从未回过而且他们与其根本没有联系的印度或非洲或拉丁美洲的某国才是他们可称为其本国的唯一国家吗?我认为,仅仅凭居住时间的长短不能成为决定性检验标准,但居住时间的长短可以是与其他因素并存的一种因素。为了确定有关国家是否是有关个人接受为其本国的国家或者是他与其拥有特殊纽带或其亲密的联系或关系的国家,必须考虑到全部因素,以便将该国视为符合第12条第4款含义的“其本国”。

在我结束讨论这一点之前,我必须提及大多数成员似乎已陷入的另一种不合乎逻辑的误区。大多数成员似乎建议,在移入国对新移民获得国籍设置了不合理的障碍的情况下,也可以说,对于未获得移入国国籍而且继续保留其原籍国国籍的新移民,可将移入国视为其“本国”。对于这一意见的有效性至少可提出两条反对意见。首先,确定根据什么条件给予非国民国籍是国家的主权权利,而不是由委员会对其条件是否合理及其条件是否对新移民获得国籍设置了不合理障碍作出判决,委员会也无权询问该国拒绝新移民的国籍申请的行动是否合理。第二,我看不出以下两种情况有何区别:一种是,提出了国籍申请但被无理拒绝,另一种是,根本没有提出国籍申请。在两种情况中,新移民都仍将继续是非国民,在一种情况中,如果与移入国的特殊纽带或亲密关系或联系使该国成为“其本国”,这在另一种情况中为什么没有产生同样后果或效果,则没有合乎逻辑或贴切的理由。

我不明白大多数成员认为加拿大这种国家有权期望移民在适当时候获得所有权利并承担国籍包含的所有义务的根据是什么。我认为,没有利用申请国籍的机会的个人必须承担未成为国民的后果。但是问题是:这些后果是什么?它们是否意味着得不到第12条第4款的好处?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而且如同大多数成员似乎已回答的那样,不能假定后果是得不到第12条第4款的好处。贯穿委员会的决定,我认为,大多数成员一开始即先入为主,认为在提交人案件中,不能将加拿大视为“其本国”,即使他与加拿大拥有特殊纽带和最亲密的关系和联系并一直视加拿大为其本国,然后设法证明这一结论是合理的,认为在提交人获得加拿大国籍方面不存在不合理障碍,但提交人没有利用申请加拿大国籍的机会,因此必须承担未将加拿大视为其本国,因此被剥夺第12条第4款的好处的后果。如果我重复的话,在申请加拿大国籍不存在不合理障碍的情况下提交人没有申请,这一事实对能否将加拿大视为其“本国”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影响。正是因为提交人不是加拿大国民问题产生了,说因为他没有或不能获得加拿大国籍,所以不能将加拿大视为“其本国”,这是在回避问题。

根据这种意见,联合王国和加拿大都是提交人的“本国”,这无疑是正确的。其中一个是国籍国,而另一个,我称之为收养国。一个人拥有两个他可称为本国的国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个国家可能是其国籍国,另一个国家是他接受为其本国的国家。因此根据来文阐述的事实,我倾向于提出这种意见,加拿大是符合第12条第4款含义的提交人的本国,加拿大政府不能将他任意从加拿大驱逐或递解出境。

这样,还留下一个问题:提交人被驱逐或递解出境是否可说是任意的。关于这一问题,我还记得委员会的裁决:任意的概念决不能仅仅限于程序上的任意性,还必须包括实质上的任意性,决不能等同于“违法”而是必须从广义上进行解释以包括不适当或过分或不相称等诸因素。如果缔约国对一个人采取的行动过分或与力图防止的伤害不相称,那将是不合理和任意。这样,在本案中,由于提交人的惯犯倾向力图将其驱逐。他犯有40起罪行,包括盗窃和抢劫,为此他受到惩罚。问题是考虑到本案的所有情节,将他驱逐或递解出境以便保护社会免受其犯罪习性之害是否必要,或者采取不如驱逐或递解出境严厉的行动是否也可实现这一目的。必须考虑到恰如其份的因素。我认为,如果适用这一检验标准,加拿大寻求将提交人驱逐或递解出境的行动似乎是任意的,根据提交人已成功控制酗酒且自1991年5月以来他似乎未犯罪的事实来看,尤其如此。如果提交人再犯其他罪行,他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并被监禁,如果考虑到他过去的犯罪记录,对他判处监禁重刑,这对其本人任何进一步的犯罪活动将产生遏制作用,无论如何,他在监禁期间会停止采取行动。这是为了保护社会对国民采取的行动,对于国民来说,我认为这已足够。我不明白为什么这对作为不是加拿大国民而将加拿大接受为其本国或最终视加拿大为其本国的个人不适当。我认为,将提交人从加拿大驱逐或递解出境使他完全脱离其住宅、家庭和依托,这是过分的而且与力图预防的伤害不相称的,因此必须视之为任意。

因此我认为,本案有违反《公约》第12条第4款的情况。对于这一意见,已没有必要审议是否还违反《公约》第17和第23条。

* 委员会八位成员签署的五份个人意见文本附在本文件之后。
9 着重点是自加的(见第9.1段)。
10 另见第4.2段属于缔约国的声明,包括下列内容:“……此外,他不会永远被禁止重新进入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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