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versity of Minnesota

 

第514/1992号来文;Sandra Fei诉哥伦比亚
(1994年4月4日第五十三届会议通过的意见)22

提交人: Sandra Fei女士(由律师代表)
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哥伦比亚
来文日期: 1992年7月22日(首次提交)
决定受理的日期: 1994年3月18日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2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1995年4月4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Sandra Fei女士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514/1992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其律师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4款通过了其意见。
1. 来文的提交人Sandra Fei为意大利和哥伦比亚公民,1957年生于波哥大SantaFe区,现住意大利米兰市。她声称哥伦比亚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2条第2款和第3款、第14条第1款和第3款(c)项、第17条、第23条第4款和第24条,使她深受其害。她由律师代理。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1976年,Fei女士与Jaime Ospina Sardi结婚。1977年,夫妇开始有分歧。1981年,Fei女士离家出走。婚后所生的两个孩子归丈夫。提交人原想在波哥大定居,但由于在该地只能找到临时工,后来赴巴黎工作,担任《24小时日报》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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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85条,通过委员会的意见时,Fausto Pocar先生没有参加。
2.2 1982年5月19日哥伦比亚法院的一项指令确定了分居和孩子照管安排。后来,经前夫同意,提交人在巴黎的一家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2.3 根据1982年5月的哥伦比亚法院指令,孩子暂由父亲照管,如果父亲再婚或与另一妇女同居,孩子则转归母亲照管。它还确定了父母共同照管和宽厚的探视权。共和国参议员、Ospina Sardi先生的姐妹夫和家庭密友Rodolfo Segovia Salas先生被指定为该协议的保证人。
2.4 据说,在1985年9月26日,当提交人走出其巴黎的寓所时,孩子的父亲在据称为哥伦比亚驻巴黎使馆工作的三名男子的协助下,绑架走了正在探亲的孩子。在1985年9月至1988年9月期间,由于Segovia Salas先生据说拒绝合作,提交人与其孩子无任何联系,也不知其下落。法国当局和密特朗总统夫人曾为提交人居中调停,但未获成功。Fei女士后来请求意大利外交部予以协助,意大利外交部则请求哥伦比亚当局提供情况和司法协助。提交人称,哥伦比亚当局要么答复模糊,要么干脆否认侵犯了提交人的权利。1988年夏天,意大利外交部的一位官员设法在波哥大找到了这两名儿童。1988年9月,在意大利驻哥伦比亚大使的陪同下,提交人终于在波哥大
美国学校三楼见到了两个孩子,见面历时五分钟。
2.5 与此同时,Ospina Sardi先生本人在波哥大提起离婚诉讼,请求暂停提交人的照管孩子权,并请法院下令禁止孩子离开哥伦比亚。1989年3月13日,波哥大第一巡回法院作出了裁决。提交人称,该项裁决基本上重复了几年前分居协议的条件。Fei女士还申辩说,哥伦比亚法院在此离婚诉讼中故意忽视巴黎法院仍在审理的诉讼案及其孩子的双重国籍。
2.6 Fei女士称,自1986年9月以来,她曾经遭受并继续遭受恐吓。据她称,结果,她不能独自或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前往哥伦比亚。1989年3月,意大利外交部安排她赴波哥大。经过谈判,“作为特别恩惠”,她见到了两个孩子,为时两小时。见面地点是Segovia Salas家的一个小房间,当时有一名心理医生在场,据说该名医生直到最后一刻一直试图阻挠这次会面。此后,提交人只能通过电话或信件与其孩子联系,据她称,其信件往往遭到篡改,而且她几乎不可能与两个女儿通话。
2.7 1989年5月,Ospina Sardi先生在未作任何解释的情况下中断了与提交人的谈判。意大利当局曾提出请求,但直到1989年11月才获悉1989年3月13日的“离婚终审裁决”。Ospina Sardi先生拒绝遵守裁决书的规定。1991年6月21日,Ospina Sardi先生请求修改离婚裁决和提交人的探视权,理由是情况已有变化,1985年时商定的条件宽厚的探视权已不再合乎时宜。提交人称,她只到1992年初才得知这些诉讼。Ospina Sardi先生还请求不准提交人来哥伦比亚看望孩子,也不准孩子赴意大利探望母亲。
2.8 意大利外交部得知,这一问题已送交哥伦比亚总检察署。根据《宪法》第277条,总检察署的任务是,除其他工作外,负责审查哥伦比亚各法院所作裁决的执行情况。总检察长最初对此案不闻不问,未作任何调查,也未就Ospina Sardi先生蔑视法庭和拒不遵守裁决提起刑事诉讼。几个月后,他以本人与OspinaS ardi先生有着“深厚友情”为由,要求取消他审理此案的资格。该案转由另一法官审理。此后,意大利当局曾数次向哥伦比亚总统以及哥伦比亚外交部和国际贸易部申诉,哥伦比亚外交部和国际贸易部曾答应早日设法解决这一难题,但未定日期。哥伦比亚当局未作出任何满意的答复。
2.9 提交人指出,在1992年5月和6月旅哥期间,她只能在据称难以接受的条件下见到孩子,且见面时间极短,每次见面从未超过一小时。在她1993年3月最后一次访哥期间,探视条件据称越来越糟,当局还曾试图阻止Fei女士离开哥伦比亚。Fei女士本人现已对Ospina Sardi先生提起刑事诉讼,诉因是被告拒不执行离婚判决。
2.10 1992年和1993年,哥伦比亚法院采取了进一步行动,审理了Ospina Sardi先生提出的关于修改照管子女权和探视权的请求和律师代表提交人向哥伦比亚最高法院提出的申诉。1992年11月24日,波哥大高级法院家庭法律庭修改了探视权,暂停了提交人与其孩子在哥伦比亚以外的任何联系。同时,波哥大第19家庭法院正在审理整个探视权安排。
2.11 Fei女士的律师以提交人的宪法权利遭到侵犯为由向哥伦比亚最高法院对波哥大第19家庭法院、总检察署以及1992年11月24日的裁决提起诉讼。1993年2月9日,最高法院民事庭撤销了1992年11月24日裁决书执行部分第一段关于暂停提交人与其孩子在哥伦比亚以外联系的规定,但保留了裁决书的其他规定。与此同时,最高法院向第19家庭法院送达了此项裁决,请求该法院在审理Ospina Sardi先生诉讼案中考虑这些意见。最高法院还向宪法法院送交了此项决定。
2.12 1993年4月14日,波哥大第19家庭法院就修改探视权的请求作出了裁决,对提交人探视孩子、尤其在国外探视孩子的方式规定了某些条件,因为哥伦比亚政府必须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所涉儿童的出境和再入境。
2.13 最后,宪法法院于1993年7月28日一部分肯定、一部分修改了最高法院1993年2月9日的裁决。宪法法院在裁决中批评了提交人在1985年至1989年期间对其孩子的态度,认为提交人在此期间故意忽视与其孩子的联系。它否认向提交人转让照管权的任何可能性,并似乎认为第19家庭法院的裁决为终审裁决(“1993年4月14日的法院裁决是不可动摇的”)。律师认为,这意味着,如果提交人想获得照管孩子权,就必须从头开始。最后,该项裁决告诫提交人以后应以更为负责的态度履行职责(“提醒原告必须以更负责的态度对孩子履行母亲的职责”)。
2.14 1993年12月,提交人的孩子据称在父亲的压力下,根据《哥伦比亚宪法》第86条(监管条例;见下文4.5段),向波哥大高级法院(波哥大Santa Fe区高级法院)控告其母亲。Fei女士称,从未有人就此行动正式通知她。似乎法院定于1994年1月14日宣判,并要她在1月10日前为自己辩护。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听审提前到1993年12月16日上午,当天下午法院就作出了裁决。该项裁决命令Fei女士停止在哥伦比亚出版她写的关于她本人和其孩子遭遇的书(Perdute,Perdidas)。
2.15 提交人指出,其律师受阻,未能出席1993年12月16日的听审会和到场为其委托人辩护。该律师因被告的基本权利遭到侵犯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1994年2月24日,最高法院刑事庭以程序理由宣布它无权受理此项申诉。
2.16 Fei女士指出,除离婚和照管诉讼外,其前夫还对她提起诽谤和伪誓/蓄意伪证诉讼。她说,她在各级法院的诽谤诉讼中胜诉,此外,她还在伪誓诉讼初审中胜诉,此案正待上诉。提交人称,这些诉讼用意歹毒,旨在使当局可借机在她下次探视孩子时阻止她离开哥伦比亚。
申诉

3.1 提交人称,她被剥夺了在哥伦比亚法院中的平等待遇权,这违反了《盟约》第14条第1款。她进一步争辩说,各法院在审理该案时有失公正。在此方面,据称在宪法法院宣判前不久,报刊上刊登了一份裁决书摘录和宪法法院一法官的讲话,隐示宪法法院将作出对她有利的裁决。但不知什么原因,不久后的裁决至少一部分内容是对她不利的。
3.2 提交人进一步称,哥伦比亚当局和法院故意拖延诉讼案,从而剥夺了她援用正当法律程序的权利。她怀疑它们已达成默契,一味拖延诉讼,直到其孩子成年为止。
3.3 提交人称,上述事实违反了第17条,因为它们任意和非法干扰了她的私生活或干扰了她与其孩子的通信联系。
3.4 提交人控告哥伦比亚违反了《盟约》第23条第4款的规定,侵犯了她及其孩子的权利。尤其是,未能根据第23条第4款末尾处的规定保护其孩子。在此方面,提交人承认,由于哥伦比亚和意大利新闻界大量报道此案,其孩子受到伤害,结果性格内向。在第19家庭法院审理期间曾援用一位心理医生的报告和证词,该份报告和证词的结论是,由于父亲成为“新闻攻势”的目标,孩子们与母亲的关系急剧恶化。提交人指出,这位心理医生是她前夫在其孩子于1985年返回哥伦比亚后聘雇的,她得到指示,知道如何适当治疗其孩子,所以已对她们进行了“洗脑”。
3.5 提交人称,其孩子获得意大利国籍的权利和平等与父母联系的权利受阻,这违反了第24条。
3.6 最后,律师争辩说,哥伦比亚还违反了《儿童权利公约》第9和第10条中关于父母与子女联系的规定,委员会应考虑到这一点。在此方面,他指出,根据1991年第12号法令,《儿童权利公约》已被纳入哥伦比亚法律。他认为各法院、尤其是第19家庭法院没有适用《公约》第9和第10条的规定。
3.7 提交人称,虽然仍可求助于某种形式的国内补救办法,但根据第5条第2款(b)项的规定,尤其是考虑到关于未成年子女的争执、监护和联系的性质,寻求国内补救已受到不合理的拖延。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

4.1 缔约国争辩说,由于尚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来文不应予以受理。它解释说,在它发表意见时,第19家庭法院仍在审理此案。
4.2 缔约国进一步指出,如果提交人想就1982年5月19日分居协议来获遵守而提出申诉的话,她原可根据当时的《民事诉讼法》第335条提起诉讼。它指出,在1986年至1989年3月13日期间,提交人并未利用这项程序。
4.3 关于提交人在1989年3月13日至1991年6月21日期间的态度,缔约国似乎认可Ospina Sardi先生的说法,称提交人未赴哥伦比亚探视子女,只维持了电话或通信联系。此外,Fei女士并未利用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36条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即请求强制执行波哥大第一巡回法院的决定。所以,缔约国认为,从两方面来看,尚未用尽当地补救办法:(a)一家庭法院仍在审理此诉讼案;和(b)Fei女士未利用《民事诉讼法》的现有程序。
4.4 此外,缔约国称,不能说在此案中司法不公,使提交人受到伤害,理由是:
(a) 司法部门勤勤恳恳,公正无私,1982年5月19日的分居协议、1989年3月13日的离婚判决和第19家庭法院所审理的诉讼都证明了这一点;
(b) 在1991年6月21日之前,缔约国司法部门并不知道1982年5月和1989年3月的裁决未获执行的事实,因为在民事方面,法院并非依职权自动提起诉讼,而只在有关方面请求下才予以审理;
(c) 尽管提交人的代理人控告总检察署和其他部门,但在此案中,哥伦比亚司法部门并无任何懈怠或未能采取行动的问题。
4.5 缔约国指出,每个人都可利用1991年《哥伦比亚宪法》第86条所规定的一项特别程序(即监护条例),请求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利。23
4.6 最后,缔约国重申,没有任何因素阻碍Fei女士为伸张其权利进入哥伦比亚和提起有关法律诉讼。
委员会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5.1 1994年3月,委员会审议了可否受理来文问题。它注意到双方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问题的看法,它尤其注意到,此诉讼案始于1982年,而且提交人已采取并结束了缔约国称提交人仍可采取的两项行动,结果并未获得所要求的补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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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宪法》第86条规定:
“每个人都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自己或通过其代理人在法官前援用监护条例,通过优先速决程序,立即维护其基本的宪法权利……”
引致宪法法院1993年7月28日裁决的诉讼即是根据《宪法》第86条提起的。
还指出,诉讼历经11年多,至今关于提交人孩子的监护和联系问题的法律争端依然存在,它认为,这些拖延是很过份的。它指出,在解除婚约后出现的监护权争端和与子女联系的争端中,应迅速采取法律补救措施。
5.2 关于根据第24条提出的指控,委员会指出,必须以提交人孩子的名义提出指控,但来文并非是以提交人孩子的名义提出的。委员会认为,就可否受理的目的而言,这项指控并没有实际依据。
5.3 关于根据第14条第3款(c)项提出的指控,委员会指出,在无不当拖延的情况下获得审判的权利指的是刑事指控问题。由于在提交人的案子中,除上文第2.16段提到、但却并未指控有拖延的情况外,这些并不是问题,因此,委员会认为,就事而言,此项指控不能受理,因为它不符合《盟约》的规定。
5.4 委员会认为,就可否受理的目的而言,根据第14条第1款、第17条和第23条第4款提出的其他指控论据充足。1993年3月18日,委员会宣布,由于来文似乎涉及与《盟约》第14条第1款、第17条、第23条第4款有关的问题,所以,来文可予受理。
缔约国关于案情真相的意见和提交人的评论

6.1 缔约国于1994年9月28日根据《任择议定书》第4条第2款提交的材料中,否认侵犯了提交人根据《盟约》享有的权利。关于根据第14条第1款提出的指控,它指出,《哥伦比亚宪法》第113、第116、第228和第229条保障哥伦比亚司法部门的独立性。第230条保障法官的公正性,其中规定法官只须遵守本国的法律。
6.2 关于委员会在其可否受理的决定中提到的诉讼“过分拖延”问题,缔约国认为,仅仅根据诉讼持续了12年以上这一事实并不能得出诉讼拖得过长这一结论。它提到波哥大各法院1982年、1989年、1992年和1993年的裁决以及提交人的女儿和提交人前夫于1993年12月和1994年6月提起的诉讼,它争辩说,在所有这些诉讼中,都遵循了双方平等的准则,因为双方都可起诉和反诉,并可为自己辩护(“……在提起诉讼和反诉方面机会均等……)。简言之,据说提交人获得了《宪法》规定的所有现行保障、尤其是《宪法》第29条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保障。
6.3 缔约国指出,根据法律,如果一方不遵守关于家庭争端的裁决或法院指令,即可要求依照法定程序强制实施裁决或指令,并对不履行义务加以惩罚。在此方面,可援用《宪法》第86条所规定的程序,根据该项程序,人人都能寻求有关方面立即依法保护其基本权利。提交人根据第86条向哥伦比亚最高法院提起诉讼,最高法院于1993年2月9日作出裁决,恢复了提交人与两个女儿联系的权利。
6.4 缔约国认国,上述事实表明,哥伦比亚法院以平等和必要公正的态度处理了此案,它们在审理中未作不必要的拖延,因而履行了《盟约》第14条第1款所规定的义务。
6.5 提交人称,哥伦比亚当局任意和非法干扰了提交人的隐私权,为她与孩子的联系制造了不必要的困难。缔约国认为这一指控毫无根据。缔约国认为,这项指控证据不足。在此方面,缔约国争辩说,它一直给予提交人以意大利使馆中间人所要求的保障和保证,以便利她赴哥伦比亚。据说,如果提出看法,还可获得保护。缔约国回顾说,目前没有、从前也没有任何因素阻碍提交人进入哥伦比亚领土探视她的孩子或提起她本人认为有助于捍卫自己权利的诉讼。
6.6 关于提交人根据第23条第4款提出的指控,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未能具体说明在此案中如何违反了该项规定。缔约国回顾说,父母双方于1982年商定应由Ospina Sardi先生监护和照管孩子,但后来提交人却在国内法院多次对此协议表示异议。
6.7 提交人称缔约国未遵循第23条第4款的规定,在保护“儿童权益”方面未采取任何行动或做得不够。缔约国认为这项指控毫无根据,因此予以否认。在此方面,缔约国提到《未成年人法》关于保护儿童的第30和第31条。尤其是,第31条规定,如果父母或法定监护人不履行职责,国家将发挥辅助作用,保障儿童的权益。鉴于哥伦比亚有关当局并未注意到出现需要应用第30条和第31条的情势,缔约国推论,提交人女儿的情况不需要国家进行干预。
6.8 就第23条第4款而言,缔约国还指出,根据哥伦比亚的法律,儿童的权利高于其他人的权利。《宪法》第44条规定了儿童应享有的若干基本权利。为保障这些权利,还确定了未成年人特别管辖权。
6.9 缔约国回顾说,提交人的女儿们自己根据《宪法》第86条对其母亲提起诉讼,以便她们行使《宪法》第15、第16、第21、第42和第44条规定的各项权利,其诉由是,母亲对与她们重新建立联系大肆声张和出版一本关于其遭遇的书干预了她们的隐私权,使她们的精神受到严重伤害。波哥大一法院(波哥大Santa Fe区高级法院刑事庭)命令提交人不得在哥伦比亚出版她的书(Perdute,Perdidas),也不得从事损害其女儿的任何其他活动。宪法法院(宪法法院第五修正庭)于1994年6月27日确认了这项裁决。
7.1 提交人在评论中重申,她在哥伦比亚法院中并未获得平等待遇,所以,在审理和解决她提起的诉讼过程中耗时过久,而她前夫直接或间接提起的诉讼却立即得到审理,有时在最初通知提交人的听审日期之前就已结案。
7.2 例如,提交人提到她的两个女儿在1993年底提起的诉讼。她坚持说,虽然将她辩护的期限定为1994年1月10日,出庭的期限定为1994年1月14日,但她直到1994年1月底才接到通知。此外,这些日期也并不正确,因为事实上是于1993年12月16日上午举行听审的,当天下午就作了裁决。
7.3 提交人还提到法院于1992年和1993年裁定的新的监护和探视安排,上文2.10段和2.13段已详述了这一新的安排。其中一些裁决对她的丈夫不利,但据提交人称,司法部门并未针对其拒绝执行/接受上述裁决而采取任何行动。为此,提交人请哥伦比亚当局保障实施哥伦比亚法院的各项裁决,一位法官受命调查这一问题。好几个月后,该位法官以他与Ospina Sardi先生的友谊为由请求解职,后来另一位法官受命进行调查。提交人指出,自1992年年中以来,一直在调查这项问题,但并无作出决定的任何迹象。
7.4 关于第17条的规定遭到侵犯的问题,提交人指出,虽然她可以自由前往哥伦比亚,但她必须亲自安排自己的安全事宜。哥伦比亚当局从未协助她行使探视权。意大利驻波哥大使馆为此采取了若干措施,但当局要么毫无回音,要么草草作答了事。提交人称,缔约国的这一做法或其消极态度,消极干扰了她的隐私权。
7.5 关于第17条,提交人还称,缔约国两次任意干涉了她的隐私权。第一次发生在1992年她访问哥伦比亚期间。提交人称,她本人并未获得关于她前夫提起的诉讼的通知,只在意大利大使亲自干预后,负责审理诉讼案的法官才在她离开哥伦比亚前往意大利几个小时之前接受她的证词。第二次发生在1993年,当时,哥伦比亚警察据称想阻止她离开哥伦比亚,也是在意大利大使的干预下,提交人搭乘的飞机才得以起飞。
7.6 最后,提交人争辩说,在此案中,第23条第4款的规定遭到公然违反。她描述了她是在何种艰难的情况下探访其女儿的:探访是在女儿家以外的地方进行的,会面时间极短,且有Ospina Sardi先生聘雇的一位心理医生在场。陪同提交人探视的Susanna Agnelli女士的证词据说明确表明该款的规定遭到了违反。
7.7 提交人进一步称,由于她的两个女儿被迫几次在Ospina Sardi先生提起的诉讼中作证反对她,据说严重影响了女儿们的精神平衡,这违反了第23条第4款。此外,她的孩子根据《宪法》第86条对提交人提起的诉讼据说是Ospina Sardi先生的压力所致。据提交人称,最初的证词便表明了这一点,证词是律师写的,非孩子所为。
7.8 提交人的前律师在1994年10月5日的一封信中,提请注意宪法法院于1994年6月27日作出的关于禁止在哥伦比亚出版和发行提交人书籍的裁决。他争辩说,这项裁决明显违反载有禁止书刊审查制度规定的《哥伦比亚宪法》,并指出,法院无权审查在审理时并未在哥伦比亚出版或发行的书籍的内容。
审查案情真相

8.1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各方提供的所有情况、材料和法院文件审理了来文。它基于下述考虑得出调查结论。
8.2 委员会注意到,据缔约国称,哥伦比亚司法当局在此案中独立、公正行事,未受外部压力影响,遵循了平等手段原则,在关于提交人的女儿和探视权的诉讼中没有任何不当拖延。提交人驳斥了这些说法。
8.3 根据所收到的材料,委员会没有理由认为哥伦比亚司法当局未履行独立和公正行事的义务。没有证据表明,审理此案的各法院受到行政压力,事实上负责调查提交人所提指控的一位法官因与提交人的前夫过往甚密而请求解职。
8.4 但第14条第1款所指的“公正审讯”概念还包括其他内容,其中包括委员会曾指出的一些内容,24如遵循平等手段、敌对诉讼和快速诉讼等原则。在本案中,委员会并不认为已达到平等手段和快速诉讼要求。值得注意的是,提交人提起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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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关于第203/1986号来文(Munoz诉秘鲁)的意见第11.3段和关于第207/1986号来文(Morael诉法国)的意见第9.3段。
项诉讼都要花几年时间才能结案,即使与不在缔约国境内定居的提交人联系有困难,也不应如此拖延,因为她在哥伦比亚有法律代理人。缔约国未能解释这些拖延现象。而另一方面,由提交人的前夫和她的孩子或以孩子名义提起的诉讼的审理和结案却快得多。正如委员会在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中指出的那样,鉴于离婚父母就与子女的联系提起的监护程序或诉讼的性质,所申诉问题应迅速结案。委员会认为,由于在提交人所提起的诉讼结案方面的拖延,实际上并未做到这一点。
8.5 委员会进一步指出,缔约国当局未能确保提交人的前夫执行法院关于准许提交人与孩子联系的指令,例如1982年5月的法院指令或1989年3月13日波哥大第一巡回法院的裁决。提交人曾就这类指令未获执行提出申诉,但在30个月后,有关方面仍在进行调查或搁置不理。这表明未做到平等手段和快速程序要求。
8.6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在1993年12月代表提交人女儿根据《哥伦比亚宪法》第86条提起的诉讼中,在提交人提出辩护词的期限之前,就于1993年12月16日进行了听审并作出了裁决。缔约国未解释这一点,也就是说,对提交人的说法没有异议。委员会认为,Fei女士无法在裁决前陈词自辩这一事实违背了敌对诉讼原则,因而违背了《盟约》第14条第1款的规定。
8.7 缔约国称,在离婚夫妇的子女提起的诉讼中,应优先考虑子女的利益和福利,委员会注意到并接受这一点。委员会不愿自诩比国内法院更能评估这些利益。但委员会指出,在当地法院受理和评估这些事项时,法院必须遵循关于公正审讯的所有保障。
8.8 提交人称,其隐私权遭到任意和非法干扰。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关于她在哥伦比亚旅行期间遭到骚扰和威胁的指控仍属笼统,委员会收到的法院诉讼记录表明,并未向法院提出这一问题。关于同孩子的通信常遭篡改的指控也无进一步的证明材料。关于提交人难以跟得上各级法院的诉讼程序,委员会指出,即使来文提交人为一方的法律诉讼造成严重不便,也不能说是“任意”或“非法”干预其个人隐私。最后,没有证据表明,法律诉讼本身并不构成非法诋毁提交人的荣誉。委员会的结论是,这些情况并未构成违反第17条。
8.9 关于据称违反第23条第4款的问题,委员会指出,该款规定,除例外情况之外,在解除婚约后,父母双方有权与子女保持经常联系。父亲或母亲单方反对一般并不构成例外情况。25
8.10 在本案中,提交人的前夫不顾准许提交人与其女儿保持经常联系的法院裁决,试图阻止提交人保持这类联系。据委员会收到的材料,父亲显然以孩子的“最高利益”为由拒绝提交人的联系。委员会不能同意这一评估。并无任何特殊情况证明为何要限制提交人与其孩子的联系。相反,似乎提交人的前夫竭力想阻止提交人与两个女儿联系或疏离母女感情。Fei女士前夫对Fei女士与其女儿难得的相聚所施加的严厉限制即说明了这一点。Fei女士曾因其前夫拒不执行给予她探视权的法院指令而对其前夫提起刑事诉讼,但由于总检察署拖延不审和置之不理而受挫。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理由期望她寻求《民事诉讼法》下尚有的任何补救。委员会认为,在几乎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特殊情况的本案中,不让父母一方接近其子女并不能认为是符合子女“最高利益”的。委员会认为,不能以Fei女士自1992–1993年以来不再频频要求行使联系权为由,说她有错。考虑到本案的各方面情况,委员会认为第23条第4款遭到了违反。此外,总检察署未能确保提交人与其女儿的永久联系权,也违反了《盟约》第17条第1款。
9.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4款,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委员会所收到的事实表明,哥伦比亚违反了《盟约》第14条第1款、第23条第4款和第17条第1款。
10. 根据《盟约》第2条第3款(a)项,缔约国有义务向提交人提供有效补救。委员会认为,这意味着保障提交人与其女儿的经常联系,并意味着缔约国须确保有利于提交人的裁决得到执行。缔约国有义务确保今后不再发生类似违约行为。
11. 考虑到缔约国一旦加入《任择议定书》,便确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有违反《盟约》的行为,并且考虑到缔约国根据《盟约》第2条已承诺确保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享有《盟约》所承认的权利并承担在确定有违约的情况下提供有效和可执行的补救,委员会希望在九十天内收到缔约国关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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