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versity of Minnesota

 

第386/1989号来文;Famara Koné诉塞内加尔1
(1994年10月21日第五十二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Famara Koné
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塞内加尔
来文日期: 1989年12月5日(首次提交)
决定可否受理的日期: 1991年11月5日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2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1994年10月21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对Famara Koné先生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386/1989号来文的审议,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所涉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4款通过了其意见。

1. 来文提交人Famara Koné,塞内加尔公民,生于1952年,是达喀尔的注册居民,现居布基纳法索的瓦加杜古。他声称是塞内加尔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但未具体援引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他所具有的权利。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称,他于1978年加入“争取非洲正义运动”。该组织的目标是帮助非洲的受压迫者。1982年1月15日,他在冈比亚被塞内加尔士兵逮捕,据称是因为他在冈比亚1981年7月30日的未遂政变之后,抗议塞内加尔军队干涉冈比亚。他被移交塞内加尔,被拘留四年多,等待审判,直到1986年5月9日才被临时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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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人权事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85条,Birame Ndiaye未参加委员会对本意见的通过。

2.2 Koné先生声称,在一个星期的审问中,他遭到调查官员的毒打,但却没有提供细节;他指出,由于遭打,他获释后一直需要医护。他进一步指出,尽管他多次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区域代表提出要求,但他在冈比亚和贝宁(1988年)、在过去的象牙海岸(1989年)和现在的布基纳法索(1992年)均被拒绝给予难民地位。

2.3 提交人指出,1988年2月28日塞内加尔总统大选之后,他在未被指控的情况下再次被捕,被拘数星期之久。1988年4月18日,经达喀尔地区法院裁决,他被释放。他指出,他在几内亚比绍参加了反对塞内加尔的政治运动,此后,当他于1990年7月6日试图进入塞内加尔时,再次被捕。他被拘留六天,他声称,在此期间,安全警察再次对他施以酷刑,企图强迫他签署一份声明,承认攻击国家安全部队并与它国情报机构合作。

2.4 提交人称,他在达喀尔的家人遭到塞内加尔当局的迫害。1990年6月6日,达喀尔区域法院批准了达喀尔省法院1990年2月12日作出的逐出居所的命令。结果,提交人及其家人不得不离开居住四十年的房屋。该决定是根据新房主的要求作出的,后者于1986年从提交人祖父的继承人那里购买了这一产业。提交人及其父亲对这一出售行为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并重申他们对该产业的权利。但是,达喀尔市政府以出售行为为据,批准了新业主的租用合同,从而确认了新业主对这一产业的权利。提交人认为,这是没有合法依据的。

2.5 关于国内补救办法用尽的要求,提交人认为,作为反政府人士,他不可能提出针对缔约国当局的申诉,但他没有详细说明。在此方面,他声称多次受到安全警察的威胁。
申诉

3. 尽管提交人没有具体援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的任何规定,但从来文看,他声称第7、9和19条遭到违反。
缔约国提供的资料和意见

4.1 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根本没有受到政治迫害,也没有被禁止表达意见,他只是反叛任何政府而已。

4.2 关于提交人声称受到酷刑和虐待一事,缔约国指出,根据塞内加尔刑法,施行酷刑是可予惩罚的罪行。对施行酷刑和进行虐待的行为,刑法规定了不同的惩罚。酷刑造成的伤害越严重,惩罚越严厉。刑法其他条款还规定,如果官员或公务人员在履行职责时犯罪,将加重惩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6条,提交人本可并应当向主管司法当局提出申诉,控告对虐待负有责任的警官。缔约国进一步提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6条第2款,在其被捕48小时之后,Koné先生或其家人可要求医生进行检查。

4.3 关于提交人声称1982年遭到任意拘留一事,缔约国指出,当时预审法官下令将Koné先生还押。这一命令是法律授权的官员为行使司法权力而下达的,因此,不能说对他的临时拘留是非法或任意拘留。此外,刑法第334和337条将任意逮捕和拘留定为罪行。Koné先生于1986年5月9日被临时释放之后,本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6条向主管司法当局起诉。

4.4 关于逐出居所令的指控,缔约国指出,根据1960年9月3日关于最高法院议事规则的第60–17号法令第3条和刑事诉讼法第324条,本可对批准逐出居所令的判决(即区域法庭的判决)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此外,由于塞内加尔法官尚未就问题的实质即财产的权利作出判决,提交人本可要求民事法院就实质作出判决。
委员会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5.1 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审议了来文可否受理问题。委员会指出,提交人关于被逐出居所的声称主要涉及所称的财产权利遭到侵犯,而这不在盟约保护之列。由于只有在声称盟约所保护权利遭到侵犯时,委员会才有权进行审议,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3条,提交人关于这一问题的声称被认为不能受理。

5.2 关于提交人遭到安全警察毒打和虐待的声称,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未能采取步骤,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因为他声称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人士,他不能提出针对塞内加尔当局的申诉。但委员会认为,不能武断地认为针对施行酷刑行为的国内补救措施无效,提交人必须作出合理努力,用尽这些措施。因此,根据议定书第5条第2款第(b)项,宣布来文的这一部分不可受理。

5.3 关于涉及第9和19条的指控,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提供指控Koné先生的资料;没有提供资料以说明据何种适用的法律在1982年到1986年期间,1988年2月至4月期间和在1990年7月间将其拘留;也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料,说明他可得到的有效补救措施。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缔约国解释说,仅仅由于拘留令是司法当局出具的,就不能认为1982年至1986年期间的拘留是任意的,但这没有回答该拘留是否违背第9条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委员会不能断定提交人拥有有效的补救措施,因此认为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2款第(b)项的要求在此方面业已满足。

5.4 因此,委员会于1991年11月5日宣布,就其似乎提出盟约第9和19条下的问题而言,来文可以受理。委员会特别要求缔约国解释从1982年至1986年以及在1988年和1990年期间提交人是在何种情形下被拘留的,说明对他提出的指控和适用的法律,向委员会提交预审法官出具的拘留令的复制件以及区域法庭1988年4月18日裁决的复制件。
缔约国就来文内容提交的资料

6.1 缔约国就来文内容提交的文件提供了委员会要求的资料。关于1982年至1986年的拘留期,缔约国指出,提交人是在正式被控犯有威胁国家安全的行为之后,根据达喀尔资深预审法官出具的拘留令而被拘留的。这一情况正式记录在达喀尔检察官办公室第406/82号申诉登记册上和预审法官办公室的第7/82号登记册上。对提交人的指责是犯有塞内加尔刑法第80节(第1章)下的罪行。

6.2 有关临时拘押的程序依据于刑事诉讼法第139条,该条规定要根据检察部门的要求出具拘留令。该条第2款规定,如果检察官办公室对保释要求提出书面反对意见,就必须拒绝保释要求。但是,被告或其代表可在任何时候提出保释要求。预审法官有责任在收到请求的五天之内以合理决定作出裁决。如果预审法官未在期限内作出裁决,被告可直接向轻罪法庭的主管庭提出上诉(第129条,第5款);如果保释请求被拒绝,被告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0条的规定提出上诉。

6.3 预审法官在结束对案件的调查时断定,对Koné先生的指控内容祥实,因而下令达喀尔刑事法院审判此案。但是考虑到提交人的个性和先前记录在案的行为,预审法官认为应要求进行精神检查,而在得出结果之前,以第1898号判决下令于1986年5月9日将提交人暂时释放。司法程序始终没有导致一项对案情的判决,因为提交人符合1988年6月4日的第88–01号大赦令的规定。

6.4 塞内加尔政府在1994年2月25日对案情的进一步评论中再次叙述了提交人1982年至1986年期间被拘留的情形。政府指出,Koné先生被捕之后,被送交预审法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01条的规定,法官通过起诉书通知提交人对其提出的指控,并告知他有权利从名册所列的律师中选用一名律师,并根据一项命令于1982年1月28日将其拘留。初步的法律调查结束后,根据1983年9月10日的拘留令,预审法官将提交人拘押候审。缔约国具体指出,提交人“在整个调查案件期间,从未”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9和130条的授权“要求释放”。缔约国认为,“从这些程序中不能推断有人意图阻止其临时获释”。

6.5 缔约国强调,提交人被交予主管法院之后,收到一份通知,要求其1983年12月10日出庭;但是该日没有审判此案;此后案件一再推迟。缔约国还指出,提交人“直到1986年五月中才要求临时释放,1986年5月9日作出的一项中间裁决批准了这一要求”。

6.6 关于适用于提交人的1988年6月4日第88–01号大赦令的目的,缔约国指出,尽管大赦令包括卡萨芒斯事件,但不仅仅适用于这些事件。它补充说,“提交人被拘留的时期正好是卡萨芒斯事件引起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时期,当时的国家安全法院是塞内加尔唯一的特别管辖法院,在1982年12月至1986年期间,它必须处理286起案件”,而法院仅包括一名院长、两名法官、一名政府专员和一名预审法官。

6.7 缔约国进一步指出,尽管根据盟约第9条第3款的规定,审前拘留不应当成为规则,但可有例外情形,特别是在严重动乱时期,况且被告尽管被提交审判并被告知具体出庭日期但从未表示希望得到临时释放。缔约国认为,初步调查和审讯完全合法,符合适用的法律条款和盟约第9条的规定。

6.8 缔约国在1994年7月4日和11日进一步提交的文件中说明,在1982年至1986年5月期间对提交人进行预审拘留期的原因是事实和法律情形十分复杂。缔约国指出,提交人是若干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革命组织的成员,这些组织共谋推翻若干西非政府,如几内亚比绍、冈比亚和塞内加尔政府。为此目的,提交人经常到塞内加尔的一些邻国,会晤这一革命网络中的其他成员或外国政府的代表。缔约国还指出,它怀疑提交人参加过冈比亚1981年12月的未遂政变,他曾企图动摇几内亚当时的塞古·杜雷政府。鉴于这些国际上的复杂情形,缔约国声称,此案的司法调查工作特别复杂和旷日持久,因为有必要向其他主权国家提出司法合作的正式要求。

6.9 缔约国在1994年9月2日提交的最后文件中重申,由于确有理由怀疑Koné先生的活动危及缔约国国内安全,因而有必要拘留他。缔约国指出,Koné先生获保释后,从未利用塞内加尔的任何司法程序以要求确定在1982年1月至1986年5月之间拘留他是否合法。鉴于提交人在寻求他可得到的补救措施方面“被动无为”,缔约国认为,由于没有用尽国内补救措施,提交人的要求不可受理。

6.10 关于提交人在1988年被拘留一事,缔约国确认,Koné先生的拘留不是两个月,仅为六天。根据达喀尔检察官的命令,他于1988年4月12日被捕和拘留,被控违反紧急状态法(1969年4月22日第69–26号法律、1969年6月10日第69–667号法令和1988年2月29日第880–229号法令、1988年3月22日第33364/M.INT号部级法令)。他与另外八人一道受到一个常设法院(现行罪法庭)审判,该法院以1988年4月18日的第1891号判决下令将他释放。

6.11 缔约国指出,提交人在1988年4月获释以后,从未再次被捕,也从未成为司法调查或程序的对象。如果他曾被捕或拘留,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5和79条,本会有责任立即通知检察部门。检察部门从未收到这样的通知。此外,如果提交人在1990年遭到任意逮捕,他可在获释时立即提出申诉,控告对其拘留负有责任者;但从未收到这方面的任何申诉。

6.12 缔约国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塞内加尔司法当局违反了盟约的任何条款。

7.1 提交人在评论中力图反驳缔约国提供的资料和对时间叙述的精确性。因此,他声称于1983年9月2日第一次被要求于1983年12月1日在轻罪法庭出庭。出庭时,庭长要求进一步的资料,将审判推迟到未予说明的某一天。在同一场合而不是缔约国所说的1986年春,法庭下令进行精神检查。提交人提交了达喀尔医院一名精神病医生签署的医疗证明的复制件,证明确认,1985年1月25日,对提交人进行了精神检查;证明断定,Koné先生患有病状紊乱(精神病状),需要继续医疗监护(“病状……需认真治疗”)。

7.2 提交人重申,他于1983年12月1日受到轻罪法庭的审判,法庭当时休庭,在1983年12月15日之前审议调查结果,他的家人当时也在法庭。据他说,监狱记录可证实这一说法。

7.3 关于缔约国说他从未要求暂时获释一事,提交人简单地指出,在几名司法部门成员访察他被关押的监狱时,他就任意拘留一事向他们提出过抗议,直到1986年,政府检察部门和监狱社会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才建议他请求暂时释放。

7.4 提交人证实,他1982年的被捕是塞内加尔驻冈比亚大使做手脚的结果。在1978年至1981年间,提交人在若干次游行中起领导作用,尤其导致塞内加尔驻班珠尔使馆建筑受损,因此该大使十分恼火。2

7.5 关于1988年拘留时期的问题,提交人回顾说,他“大约在1988年3月2日”与其他几人一起被捕,被问及有关1988年2月大选之后的暴力事件的问题。在就所称任意拘留一事致函A·迪乌夫总统之后,他“大约在1988年3月20日”获释。1988年4月6日,他再次被捕,在警察拘留所度过六天之后,他于1988年4月12日被起诉。1988年4月18日,达喀尔区域法庭作出裁决,将其释放。3

7.6 提交人重申,1990年,他再次被拘留;他声称在边界被捕,然后送到达喀尔,他在那里被内务部人员拘留。1990年7月12日,他被登记入册并被迫签署一份声明,声明特别谴责他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他不知道为什么当天就被释放。

7.7 提交人最后确认,1992年7月20日他再次被捕,被拘留几个小时。据称,他被问及一些问题,涉及在达喀尔闹市区发生的游行。政府显然怀疑他同情该国南部分裂主义的卡萨芒斯民主力量运动。在南部,卡萨芒斯分裂主义者与政府军开展了激战。提交人否认与卡萨芒斯民主力量运动有任何牵连,他声称,由于缔约国警察和安全部门对他长期监视,他患有精神紊乱症。

7.8 提交人认为,缔约国提交的文件有误导性和倾向性,他确认,这些文件旨在掩盖塞内加尔严重和长期的侵犯人权行为。
审查案情

8.1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1款的规定,人权事务委员会参照各方提供的所有资料审查了来文。

8.2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根据任择议定书第4条第2款提交的文件述及对提交人的指控,而提交人未对指控的法律性质提出质疑,但是,他从总的方面对缔约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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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交人在1992年8月10日的信中承认曾砸坏塞内加尔驻班珠尔使馆的玻璃。
3 裁决只是下令释放提交人和其他八名共同被告,但未说明原因。
见中事实的精确性提出驳斥,他在某些叙述中泛泛地指责缔约国没有诚意。另一方面,缔约国的文件没有述及第19条下的问题,除确认提交人对任何当局均怀有敌意外,仅限于按时间顺序叙述案件中的行政和司法过程。在此情况下,委员会审查了各方提供的任何资料是否可证实过去已经提供的资料。
8.3 关于声称违反第9条一事,委员会注意到,关于提交人1982年至1986年和1988年春被拘留的问题,缔约国提供了详细的资料,叙述对提交人的指控、指控的法律依据、塞内加尔刑事诉讼法在程序方面的要求、以及提交人对拘留提出质疑时能够得到的法律补救措施。记录表明,这些指控并不象提交人所声称的那样基于他的政治活动或因其表达了对塞内加尔政府的敌对意见。在此情况下,不能认为提交人的被捕和拘留为任意性质,或未“依据于并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但提交人长期被拘留一事却有一些问题,将在下文审议(第8.6和8.8段)。
8.4 关于提交人声称于1990年被拘留一事,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理由,即记录未表明Koné先生在1988年4月之后曾再次被捕或拘留。由于提交人未能以进一步的资料证实其声称,鉴于提交人所指的可证实其受到虐待之声称的医疗报告的日期早于他被捕的日期(1990年7月6日),委员会认为,关于缔约国1990年7月违反第9条的声称未能得到充分证实。
8.5 同样,缔约国否认提交人因表示政治观点或因其所属的政治派别而被捕,而提交人未能拿出材料以支持在此方面的声称。委员会收到的材料中,没有任何东西可支持下述声称,即提交人的被捕是因为参加游行,反对A·迪乌夫总统的政权或因所称的支持卡萨芒斯民主力量运动。委员会根据所收到的资料,认为未有违反第19条的情事。
8.6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于1982年1月15日第一次被捕,于1986年5月9日获释;他被拘留几达四年四个月之久,这是不争的事实。缔约国的文件表明,在整个这一时期中,未规定审判日期,并且提交人是临时释放,等待审判。委员会回顾说,根据第9条第3款,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被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并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释放。什么是第9条第3款意义内的“合理时间呢”?这必须依具体案件处理。
8.7 提交人在长达四年四个月的拖廷时间内被拘禁(考虑到在1986年5月9日临时释放提交人时尚未定其有罪与否,这更是一种拖延),这不能被认为符合第9条第3款,而且没有特定情形来证明有理由拖延,例如曾有过可归咎于被告或其代表的对调查的阻碍。在本案中,未查明有此情形。因此,对提交人的拘留不符合第9条第3款。1982年和1988年对提交人的指控毫无二致,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下,司法程序持续的时间极不相同,但这一事实支持了上述结论。
9.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4款行事,认为委员会所发现的事实表明违反了《盟约》第9条第3款。
10. 委员会认为,根据《盟约》第2条第3款第(a)项,Famara Koné先生有权得到补救,包括适当赔偿。缔约国有义务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违反行为。
11. 考虑到缔约国在成为任择议定书的缔约国时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盟约的行为以及缔约国根据盟约第2条承担义务,保证在其领土上的和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都具有盟约所承认的权利,并在确认有违反行为的情况下提供有效和可强制执行的补救措施,委员会希望在90天内从缔约国收到资料,述及它在落实委员会的意见方面所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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