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versity of Minnesota

 

第1421/2005号来文,Larranaga诉菲律宾
(第八十七届会议,2006年7月24日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Francisco Juan Larranaga(由律师Sarah de Mas女士和Faisal Saifee先生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菲律宾

来文日期:

2005年8月15日(首次提交)

事由:

不公正审判所判的死刑

程序性问题:

临时措施

实质性问题:

强制判处死刑、恢复死刑、任意剥夺生命、法庭的公正性、未能享受无罪推定、准备辩护的时间和资源不足、盘问证人的权利、自已选择律师的权利、上诉后被判处更重的刑罚、将刑罚和判决交送上级法庭审查的权利、不受到无必要拖延而接受审讯的权利

《公约》条款:

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以及第十四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2006年7月24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代表Francisco Juan Larranaga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1421/2005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4款通过如下意见:

1.1 2005年8月15日的来文提交人是Francisco Juan Larranaga, 为菲律宾和西班牙国民,于1977年12月27日出生。他被判处死刑,目前被关押在菲律宾New Bilibid监狱。他声称,他是菲律宾违反《公约》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和第十四条行为的受害者。《任择议定书》于1989年11月22日对缔约国生效。提交人由律师Sarah de Mas女士和Faisal Saifee先生代理。
1.2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92条,人权事务委员会通过其新来文问题特别报告员,于2005年8月19日要求缔约国不要执行对提交人的死刑,以便使委员会能够审查提交人的申诉。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1999年5月5日,提交人与其他六名同案被告一起经宿雾市特别严重罪行法院宣布,对绑架和严重非法拘押Jacqueline Chiong事件有罪,并为判处终身禁闭。2004年2月3日,菲律宾最高法院并宣判,提交人对绑架和严重非法拘押、加上杀害和强奸Marijoy Chiong事件负有罪责,并向他判处死刑。他并因绑架和严重非法拘押Jacqueline Chiong一事被判处终身禁闭。
2.2 检察官指出,提交人与其他几名男子于1997年7月16日在宿雾市绑架了Marijoy和Jacqueline Chiong。同时,据称两名妇女遭到强奸。随后Marijoy被推下一个深谷,而Jacqueline Chiong遭到殴打。Jacqueline Chiong的尸首迄今没有找到。
2.3 据提交人说,他于1997年6月8日从宿雾市前往奎松市,以便在奎松市的烹饪艺术中心取得证书。1997年7月16日,他全天都在参加考试,当天晚上并前往一家餐馆。他与朋友一起一直呆到第二天早晨。1997年7月17日,他参加了另一次考试,随后于下午5时坐飞机回到宿雾市。
2.4 1997年9月15日,警方在没有逮捕状的情况下试图逮捕提交人。1997年9月17日,提交人的律师要求检察官允许提交人经受初步调查,并准许提交人20天的时间呈交证词。检察官拒绝了这一要求,指出,提交人只有权利经受验证调查。1997年9月19日,提交人的律师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以便阻止提交针对提交人的刑事材料。但是,1997年9月17日已经向宿雾市地区审判法院提出了刑事指控。1997年9月22日,律师向上诉法院提交了上诉,要求宿雾市地区审判法院阻止对提交人的拘捕。但是,当天法院发出了逮捕状,将他逮捕。从此他便一直受到监禁至今。其后他又因被捕事件向上诉法院提出了请愿,但1997年9月25日上诉被驳回。对于这一决定,也曾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但是尽管上诉还没有结局,提交人就于1997年10月14日被押送法庭接受法官审判。他没有提出申辩,于是法官代为提出对两起严重非法扣押和绑架事件的无罪抗辩。1997年10月16日,最高法院暂时限制了该名法官对该案的继续审理,以便防止法院所审理的法律问题会发生争议。1997年10月27日,最高法院搁置了验证调查,并认为提交人有权利接受适当的初步调查。
2.5 审判1998年8月12日在宿雾市特别严重罪行法院开始。检察官提审了其第一个也是主要的证人,被告Davidson Valiente Rusia, 告诉他,只要供出真相,就可以免除刑罚。法官从起诉方的证人那里引出证词,来指控提交人和其他共犯。这一反诘问程序于1998年8月13日和17日举行。在审讯中,证人第一次承认他强奸了Marijoy Chiong。但是第二天,证人承认他对前一次招供说了谎(这本来应当剥夺他免罪权利的),因此审讯不得不中断,他并声称头晕。1998年8月20日证人被再次带上法庭,但是对他的反诘问再次被打断,因为有人指控他受到贿赂。同一天,审讯法官据此决定,鉴于时间有限,并为了避免证人有可能被杀、被绑架、受恫吓或被贿赂,进一步的反诘问将于当天下午5时结束。对此,提交人的律师拒绝参与审讯,并要求撤换审判法官。1998年8月24日,他被即审即判藐视法庭罪,当即被捕,送入监狱。审判遂暂时中止。
2.6 提交人书面同意撤换律师,要求三个星期的时间聘请律师。1998年8月31日,法院拒绝继续拖延审判,并向各位被告提供重新聘用当时已经被关押在监狱的律师机会,因为审判定于1998年9月3日重新开始。1998年9月2日,法院命令法院公职法官办公室向法院派遣一个公职法官小组,在被告聘用新的律师以前暂时充任被告律师。1998年9月3日,审判恢复了,法院指定的三名公职法官办公室的律师,为包括提交人在内的所有没有律师的被告担任辩护律师。提交人重申,他希望选择自己的律师。
2.7 1998年9月3日至18日,在提交人受到公职法官办公室律师代理的情况下,25名起诉方的证人在法庭作证。法院鉴于被告坚称,要他们自身选定的律师来展开反诘问,根据1998年9月18日的命令,推迟了对其他一些起诉方证人的反诘问。1998年9月24日,提交人新指定的律师参加了审讯程序,并要求重新审讯起诉方证人。法院拒绝了这一要求。法院并拒绝提交人的新律师得到20或30天的暂停时间来熟悉该案档案,并对证人开展有效的反诘问。相反,法院却命令反诘问将于1998年9月30日开始,因为审判应当在60天的时间里结束。1998年10月1日至12日,提交人的律师再次对主要的起诉方证人Rusia进行反诘问。但是,根据起诉方的一项动议,他已经于1998年11月12日不再充任证人,并且获得免除起诉的待遇。根据1998年10月8日的命令,审讯法院仅向新律师提供四天时间来确定是否对那些在提交人得到公职法官办公室律师帮助期间作证的起诉方证人进行反诘问。1998年10月12日,律师作为抗议拒绝对那些起诉方证人进行反诘问。审讯法院根据1998年10月14日的命令决定,所有被告都已经放弃了对起诉方证人反诘问的权利。
2.8 1998年11月23日,14名证人为提交人作证,证明在宿雾市据指控的罪行发生之前、期间和之后他都在500多公里以外的奎松市。对此并向法院提交了一些证据。1998年12月9日,审讯法官拒绝听取其他证人的证词,理由是,这些人的证词内容大致与其他证人相同。1999年1月6日、12日、18日、20日和25日,法官拒绝听取其他辩护方证人的作证,理由是,证据“与案情无关而且无关紧要”,而提交人认为,这些证据对于证实提交人不在现场的辩护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例如,证词记录表明,在法官于1999年1月12日拒绝听取一名辩护方证人作证,因为证词无法证明提交人在罪案发生之时“不可能亲身”出现在宿雾市。1999年2月1日,仍不允许提交人作证。1999年2月20日,审讯法院发出指令,据此,有关提交人不在现场的任何进一步证据都将只是以前证据的重复或并不涉及实质问题,因为提交人已经传讯了14名证人。1999年2月3日,审讯法院重申拒绝允许提交人作证。
2.9 1999年5月5日,特别严重罪行法院宣判提交人对绑架和严重非法拘押Jacqueline Chiong事件负有罪责,并对其判处“终身禁闭”。该法院确定,没有足够的证据肯定他对绑架和严重非法拘押、杀死和强奸Marijoy Chiong一事有罪。2000年5月10日,提交人向最高法院上诉。这项上诉提出了四个问题:(一) 侵犯享有适当程序的权利,其中包括选择律师的权利、得到有效咨询帮助的权利、法院拒绝听取提交人作证、拒绝允许提交人传讯辩护方证人,以及主审法官的行动剥夺了公正审讯;(二) 对起诉方主要证人的证据作不适当处理;(三) 起诉方的证据不足以宣判提交人有罪;(四) 对提供不在现场证据所要求的作证标准不适当。
2.10 尽管最高法院有权力根据法院规则展开审讯,但是最高法院按照惯例,在复审期间未听取任何证人的证词,而仅依赖了下级法院对证据的鉴定意见。2004年2月3日,最高法院宣判提交人不仅对绑架和严重非法拘押Jacqueline Chiong有罪,而且对绑架和严重非法拘押、加之杀死和强奸Marijoy Chiong这一多重案件有罪。提交人被判处注射死刑。2004年3月2日向最高法院呈交了重新审议的动议;2005年7月21日被驳回。

申 诉

3.1 提交人指称,由于最高法院在废除死刑后又恢复了死刑,从而违反了《公约》第六条。[1] 提交人称,1987年2月2日新的《宪法》(第三(19)(一))生效之时,死刑曾被废除。1993年12月13日,国会通过了第7659号共和国法令,再次允许对一些罪行判处死刑。提交人回顾,最高法院的多数成员认为,准许死刑的新法律不符合宪法,而少数人更表示,“宪法不仅仅暂时中止了死刑,而事实上已经将其从法规中完全废除。”[2] 在审定提交人的案件时,重申了少数人的意见。
3.2 提交人指称存在违反第六条的行为,理由是,最高法院根据修正后《刑事法》第267条自动对其判处死刑。因此,最高法院没有考虑到任何可能有利于提交人的减轻案情严重性的情况,例如他还比较年轻。他指出,强制性死刑剥夺了他不受到任意剥夺生命的权利。[3]
3.3 提交人指控,存在违反第十四条第2款的行为,而特别严重罪行法院和最高法院对案情和证据的审定显然是武断的,构成了剥夺司法公正,从而侵犯了他在被证实有罪之前假设无罪的权利。[4] 首先,他声称,杀人和强奸的证据不足。他回顾,审讯法院认为,对Marijoy和Jacqueline Chiong的杀害和强奸都没有足够证据,而起诉方的主要证人甚至没有将提交人卷入杀死Marijoy Chiong的事件。一名法医病理学家对于在法庭上提出的证据表示严重的怀疑。但是,最高法院完全依靠审讯法院得到的证据而判定提交人对杀死和强奸Marijoy Chiong一事有罪。其次,审判是以被指控犯有同一罪行的一名证人的证词为依据的。这名证人对提交人作证,以换取自身获释并宣布无罪。[5] 他回顾,审讯法官已经同意证人说了谎,但认为他的证词并非完全虚假。最高法院没有顾及证人对同案中被告作证的动机,而且也没有评估对证人证词受到重视的程度。最后,提交人声称,审讯法院和最高法院都错误地将作证责任转移到他的身上,来证明他“实际上不可能亲身”出现在犯罪现场。指控提交人的唯一证据是起诉方证人对他的指认,而提交人必须提供“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他不在作案现场。因此,他指出,由于作证责任归属的颠倒,他没有被假设无罪。
3.4 提交人指控存在违反第十四条第1款 [6]、第十四条第2款 [7] 的行为、因为审讯法院和最高法院都受到强大的社会群体的外界压力,尤其是受害者所属的菲律宾华裔社区,后者要求处决被告。受害者的姨妈是埃斯特拉达总统的秘书,总统在审讯法院裁决之后要求处决提交人。被告在判决前受到了新闻媒体的许多消极报道,致使法官对该案产生预先的偏见。最后,提交人在裁决中指出了这些偏见的证据。
3.5 提交人宣称该国违反第十四条因为特别严重罪行法院宣布的判决和刑法是依据程序上严重违反规则的情况作出的,而这些情况单独或集体地构成了对该条款的违反。[8] 首先,不许他对有关自身的审判作证,从而违反了第十四条第1款 [9]、3(丁) [10] 和3(戊)项 [11] 。他辩称,他有权以最有利方式为自己的案例申辩,而在实践中这要求被告有权利反驳起诉方的指控,并提出表明无罪的证据。最高法院在裁决中仅仅提到了审讯法院拒绝允许提交人作证。
3.6 第二,提交人辩称,对传讯和审问证人方面不平等,从而违反了第十四条第3款(戊) [12] 。审判法官拒绝听取一些被告方证人的作证,实际上扣押了表明其他人可能犯下了被告受到指控罪行的证据 [13] 。实际上,提交人回顾,1999年1月25日,审讯法院拒绝发出传票听取宿雾市国家调查局局长的证词,因为起诉方已经对这一证词是否与本案相关提出了质疑。事实是,局长的证词有可能确定,最初有25名绑架的嫌疑犯,而提交人并不在其中。这一证据已向最高法院提交,但是法院在2004年2月3日的裁决中确定,这一情况并不重要。
3.7 第三,提交人指称,他对起诉方证人的反诘问权利受到不公正限制,从而违反了第十四条第3款(戊)。他回顾,当提交人的律师要对主要的起诉方证人反诘问时,审讯法官横加阻碍(见以上2.5段)。尽管他的新律师拒绝对起诉方证人进行反诘问,提交人辩称,不进行反诘问的决定并不是出于策略上的因素,而是不愿意接受不公正程序的决定,不应当由于他坚持以公正的方式行事而对起诉方法诘问的权利而受到惩罚。他并说,他新的律师无法对证人反诘问,因为该律师没有对听取同一证人为本身一方提供的主诘问证词。如果律师对证人进行反诘问,他与起诉方对比就处于不平等的劣势,因为后者既听取了证人的主诘问,也听取了反诘问。最高法院没有纠正这些错误。
3.8 第四,提交人指称,考虑到死刑的不可扭转性质以及法院指定的律师在这些案例中的不称职 [14],他的律师没有足够的时间为辩护作准备,这种情况违反了第十四条第3(乙)款 [15],而提交人无法选择能有效行事的律师,这违反了第十四条第3(丁)款 [16]。因他的律师被以藐视法庭为名送入监狱的决定违反了《公约》[17]。但他并指出,拒绝允许合理的暂停审讯要求以便寻找新的律师也是不合法的 [18],他并回顾,1998年9月2日,审讯法官下令一名公职法官办公室的律师代表提交人,尽管后者坚持要求暂停审讯,来寻找自己的律师,同时他有能力去找律师 [19]。结果,1998年9月3日至23日期间,提交人被公职法官办公室的律师代理,后者准备辩护的时间不到一天,而且无法得到更多的时间作准备,从而违反《公约》[20]。在这一期间,25名起诉方证人作了证,而提交人的指定律师没有对任何证词提出反对意见。公职法官办公室的律师甚至抱怨,他们面临利益冲突,因为他们在一段时间里曾代表主要起诉方证人(即被告之一),而现在却代表其他被告。提交人辩称,他的新律师应当得到充分的时间熟悉案件档案。尽管在上诉中提出了这些问题,但是最高法院未能纠正在审讯期间发生的违反规则情况。
3.9 第五,提交人辩称,他没有受到独立和公正的法庭审判,从而违反了第十四条第1款。他回顾,审讯法官引导主要的起诉方证人对提交人作证,而他的律师几次反对这种行为。审讯法官于1998年8月13日阻止了该名证人的反诘问,并对辩护方证人出言不逊。此外,审讯法官也就是于1997年10月14日审理针对提交人的初步指控的同一法官;因此,他不应当参与审讯 [21]。同样,这一问题曾向最高法院提出过,后者未能作适当反应。
3.10 提交人指控,违反了第六条2款和第十四条,因为最高法院未能纠正下级法院程序中的任何违规行为 [22]。首先,最高法院法官对审讯抱有预先的偏见,因而违反了第十四条第1款 [23]。他指出,1997年曾审理过提交人的初步指控的两名上诉法院法官参与了2004年2月3日对提交人案例作出裁决,并参与驳回提交人2005年7月21日关于重新审查该案的动议。他辩称,他们这样做违反了菲律宾法院规则第137条。另一名法官的妻子是受害者的大姨妈,该法官也参与了裁定2004年2月3日提交人案例的最高法院审议,并参与了2005年7月21日驳回重新审查该案的动议。其次,最高法院违反了庄严载入第十四条第1款的依法上诉不加刑原则 [24],并侵犯了他根据第十四条第5款提出上诉的权利。他回顾,最高法院宣判他对杀害和强奸Marijoy Chiong有罪,并判处他死刑 [25]。第三,提交人辩称,最高法院侵犯了他接受公开审讯的权利,而这项权利是得到第十四条 [26]、尤其是第十四条第1款 [27]、第六条第2款和第十四条第2款及第十四条第5款 [28] 保护的,同时还侵犯了他在审讯期间有律师代理的权利,这项权利得到了第十四条第3款(丁)的保护 [29]。他回顾,最高法院没有听取口头证词,而且他被阻止在自己的上诉程序中出庭。对于拒绝他的口头作证没有任何理由 [30],特别是由于对上诉的裁决是在经过四年零九个月的时间之后作出的,因此,时间紧迫性并非其中的因素。最后,提交人辩称,最高法院违反了第十四条第5款的规定,侵犯了他依法向上级法庭上诉的权利。他指出,他是在终审法庭第一次被宣判对杀人和强奸有罪并被判处死刑的 [31],因此无法向更高的法庭上诉 [32]。他并指出,他要求重新审查案件的申诉动议于2005年7月21日受到判处他死刑的那些法官中12名法官的审理。因此他指出,关于该动议的决议就不能说是公正的。
3.11 提交人声称违反了第九条第3款、第十四条第3款(丙)和第十四条第5款的行为,因为诉讼程序发生不适当的拖延。整个案例的程序都存在不适当拖延,[33] 同时单独审讯阶段也受到拖延。提交人回顾,指控他犯有绑架和严重非法拘押罪的资料是于1997年9月17日提交的,他的审讯于11个月之后的1998年8月12日开始,而裁决是在起诉之后的一年零八个月即1999年5月5日作出的。[34]他于2000年5月10日提出上诉,而最高法院在将近三年零九个月之后的2004年2月3日作出决定。[35] 据此,从起诉到最高法院的决定总共拖延了六年零五个月。提交人己于2004年3月2日提交了要求重新审查案件的动议,对此的决定是于2005年7月21日作出的,拖延了一年零四个月。因此,起诉到最终决定之间共延续了七年零十个月。[36] 提交人认为,这种拖延是无法饶恕的,因为不需要很多调查,证据仅仅是直接证人的证词和法医的证明。
3.12 提交人指控违反了第六条第1款,因为他受公正审判的保障遭到侵犯,而在这种审理之后将他判处死刑,构成了任意剥夺生命。[37]
3.13 提交人指控违反了第七条,因为他被长期关押在判死刑囚徒牢房。[38] 他辩称,存在不可否认的严重情况,[39] 因为其他违反《公约》造成的痛苦以及他最终被错误处决的实际风险都是存在的。[40] 的确,由死刑造成的恐惧和疑虑,加之不适当拖延对此进一步的恶化,在死刑将执行的实际风险情况下,都造成了极端的痛苦。[41] 提交人回顾,他没有造成任何拖延,[42] 并辩称,处决的风险是实际存在的,因为死刑的处决时间还在安排之中。尽管总统于2002年9月17日宣布暂停处决,但是建议豁免处决的《总则》于2003年6月26日作了修改,据此,如果作案者在犯罪期间受到麻醉毒品的影响,申请豁免的请愿不会得到有利的建议。提交人回顾,最高法院认为,他和同案被告在被指控的罪案发生前曾经吸食大麻。
3.14 提交人指控存在违反第九条的行为,因为鉴于上述违反条款的行为,他被剥夺自由的依据并非根据法律的规定,也没有按照法律确定的程序。他辩称,他的罪行并没有得到超越合理质疑的证实,因此,他不应当被监禁。
3.15 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提交人辩称,他已经就上诉所有违反条款的行为提出了几次申诉。在审讯中遭遇的所有程序方面违规行为都已经在向最高法院上诉中提出,而在最高法院遭遇的程序性违规行为已经在要求重新审理该案的动议中提出。提交人辩称,要求重新审理的第二项上诉动议无法被看作是“有效的”补救办法。[43]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2006年3月3日,缔约国对来文的可否受理和案情问题提出了意见。关于恢复死刑,缔约国辩称,死刑从来没有在1987年的《宪法》中被废除。该国回顾,《宪法》第三条第19(一)款规定,在一般情况下不应判处死刑,“除非,对于在极其严重的罪行出于无法回避的理由,国会此后规定死刑”。缔约国提到了该条款的起草历史,以此表明,该条款的意图从来不是要限制缔约国判处死刑的权利。缔约国并提到了最高法院的一项决定,其中,最高法院重申,第三条第19(一)款中的任何内容都并不明确废除死刑。[44] 缔约国回顾,对某些罪行判处死刑纯属缔约国本国决定的事务,只是这种刑罚只限于“最严重的罪行”。缔约国并回顾,该国并非《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的缔约国。尽管缔约国承认,目前存在要求甚至对最严重罪行也废除死刑的趋向,但是该国辩称,这一因素不足以完全阻止判处死刑。据此,公约第六条应当被理解为,对于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不能恢复死刑,而对于继续实行死刑的国家,废除死刑并非强制性规定的,尽管废除死刑得到鼓励。
4.2 提交人指控,对提交人判处死刑是根据法律的运作、不顾减轻罪责因素而强制作出的,对此,缔约国回顾,经修正的《刑法》规定,如果某人与他人在犯罪中存在共谋或共同目的和意图关系,则此人可以因他人的犯罪行为而被判有罪。据此,罪行的共谋者对共犯中每一人的罪行都负有责任,而每人参与犯罪行为的程度如何并不重要。在本案中,最高法院判定,提交人及其共犯在绑架和拘押Chiong氏姐妹一案中具有同样的目的。共犯关系既已确定,提交人对于绑架和严重非法拘押、加之谋杀和强奸的多重案件就负有罪责,而无论这一伙团中是谁将Marijoy Chiong推下深谷的。关于提交人相对年轻的情况,缔约国指出,尽管在罪行案发时年龄不到18岁的人不得判处死刑,但是他在犯罪时已经20岁了。缔约国回顾,“比较年轻”在国内刑事法中并非减轻罪责的情况,也并不属于人权事务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4.3 缔约国回顾,死刑是根据经修订的《刑法》第267条判处的,而即使如此,判处死刑时还是考虑到了罪犯和罪行两方面的特定情况。对于应判处死刑的罪行,可以提出的唯一减轻罪责的情况就是未成年、不完全的可辩解情况和不完全的豁免情况。缔约国回顾,提交人的一名共犯未被判处死刑,理由是他在作案时还是未成年人。缔约国并回顾,在判处死刑之前,已经采取了适当的保障措施,而这种方式自1993年以来运作一直相当顺利。据此,缔约国辩称,“强制性”与“任意”完全不相同,不存在违反第六条第1款的情况。缔约国提到了委员会的判例,并指称,如果不考虑罪犯和罪行的特别情况,即根据无区别的谋杀规定或不论罪犯是否参与谋杀行为,就宣判死刑,那就是强制性的(在这一情况下被理解为任意的)。[45] 缔约国援引了1984年11月2日关于《公约》第六条的第14/23号一般性意见,委员会在意见中对任意剥夺生命的理念作了阐述。缔约国并提到了附于委员会关于Carpo案意见中的两项个人意见。[46]
4.4 关于案情的审查是明显任意的,构成了剥夺正义这一指控,缔约国辩称,最高法院的裁决表明,谋杀和强奸的证据确凿。缔约国回顾,刑事案件的上诉允许整个案例得到审查,而在最高法院提出口头申辩并不是一项权利。最高法院认真地评价了得到的证据,并决定不同意审讯法院对提交人及其共犯判处无期徒刑。
4.5 关于起诉是以被指控犯下同一罪行的一名共犯的证词为依据的这一指控,缔约国回顾,审讯法院决定相信此人的证词。他的证词得到了与该案无关的证人的证实,而且符合实物证据。审判法院和最高法院对他的作证都感到满意。
4.6 关于不正确的举证标准和责任方面的指控,缔约国辩称,尽管起诉方有责任证明起诉中罪行内容的指控,但是被告有责任证明不在犯罪现场的事实,或证明能自我辩护或得到豁免的情况。关于起诉方主要证人的动机问题,缔约国回顾,最高法院无法发现证人对被告作假证的动机。缔约国的结论是,提交人并没有被剥夺无罪推定的权利,而起诉方满足了超越合理的质疑的证明来证实所指控的罪行中每项内容这一义务。
4.7 关于所谓对某些法官的外界压力问题,缔约国指出,最高法院的决定是由整个法院共同作出的,而不是由特定的法官作出的。无论如何,艾斯特拉达总统在2001年1月已经失去政权,而提交人是在此后三年才被判处死刑的。因此,难以想象最高法院是因为已经下台的总统施加的压力而判处提交人的。关于审判法院和最高法院双方对于该案都已经有了事先的偏见这一指控,缔约国辩称,这是以推测和假想为依据的,司法机关对本案保持了独立性。
4.8 关于违反公正审判原则使得特别严重罪行法院的决定无效这一指控,缔约国辩称,由于正如提交人本身向委员会提出情况,起诉方和被告都同意免除作证,因此并没有阻止提交人作证。据此,提交人不能将他未作证的情况归咎于审判法院。缔约国回顾,国内法院经起诉方和被告的同意可以接纳证人的证词,即使此人没有被带到证人席上,而如果所提出的证词仅仅是证实他人的证词(本案的情况就是如此),就更是这样。
4.9 关于在传讯和审问证人方面不存在涉案各方的平等这一指控,缔约国回顾,审判法官有责任保证证人的作证井然有序和迅速及时,保证不浪费时间。因此,审判法院可以免除那些提供与已经作证的证人证词相同的作证。缔约国辩称,审判法院决定免除一些被告证人证词的情况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这些证人只会肯定审判法院已经听到的情况。
4.10 关于对起诉方之间的反诘问权利受到不公平限制的指控,缔约方提到了最高法院2004年2月3日的裁决,其中,法院否认没有给被告充分的机会在审讯中对主要的起诉方证人进行反诘问。最高法院并指出,审判法院有权利和义务来控制对证人的反诘问,以便节省时间,并保护证人避免接受长时间的不必要诘问。
4.11 关于律师没有足够的时间为辩护作准备以及提交人选择有效律师的权利受到侵犯这一指控,缔约国回顾,提交人的律师被宣判直接藐视法院,因此被监禁。缔约国解释说,直接藐视法院是在法院或法官,或接近法院或法官的场所发生的行为,可以不经审讯当即执行。缔约国将委员会在Fernando一案中的意见与本案加以区分,因为,在前一案例中,有关藐视法院的当即宣判是在法院未提出任何理由情况下作出的。[47] 针对所谓指定律师准备不充分这一指控,缔约国回顾,最高法院指出,审判法院可以指定认为有能力使审判继续开展的律师。缔约国解释说,不存在利益冲突问题,因为同样来自公职法官办公室的Rusia的律师从来没有参与对提交人的起诉,而他的参与只是为他的委托人取得豁免起诉的许可。缔约国再次提到了最高法院的裁决,其中该法院指出,准许暂停审判的决定应当由法院来作出,而拒绝暂停一般情况下并不侵犯被告得到律师帮助的权利。
4.12 关于提交人接受公正法庭审判的权利受到侵犯这一指控,缔约国辩称,审判法官有权直接或在反诘问中向证人提问。声称审判法官不公正、有偏向并无依据,因为该名法官就是通知提交人被起诉的罪名,要求他申辩的那名法官。此外,在对该案进行初步调查的是司法部的检察官,并非审判法官。
4.13 关于最高法院违反《公约》的指控,缔约国解释说,前任大法官Davide没有参与该案,这一点可以在该法官姓名旁边的注释中看到。至于提交人提到的另两名法官,缔约国解释所,该两名法官都没有主持宣判提交人有罪的审判法院。至于依法上诉不加刑原则,缔约国辩称,原则规定,上诉法院不能在未经邀请缔约国提出意见的情况下加重原先的徒刑。最高法院的程序属于抗辩性质,尽管所提交的申诉数量是由法院决定的。对刑事案件的上诉使整个案例都得到重新审查,而上诉法院就有义务纠正所上诉的裁决中存在的错误。向提交人提供了提出申辩和意见的充分机会。至于接受公开审讯的权利,缔约国辩称,上诉中断接受公开审讯的权利并不是绝对的,这项权利只适用于初审法院的程序。在本案中,最高法院认为没有必要听取各方的口头证词。[48]
4.14 关于依法向上级法院上诉的权利被侵犯这一指控,缔约国回顾,提交人已经向最高法院对审讯法院的判决提出了上诉,并指出,这一说法没有依据。
4.15 关于不适当拖延的指控,缔约国辩称,最初的拖延适用于提交人力图撤消对他的指控。在审讯过程中,提交人一人便传讯了14名证人,被告还采用“战略机关”来拖延诉讼程序。缔约国解释说,每一被告单独提出上诉,而最高法院不得不首先处置提交人提起共犯向法院提出的所有附带性问题,才能最后对上诉作出裁决。缔约国指出,由于案情复杂,而且提交人利用了所有的补救办法,法院已经以一切适当的方法迅速行动。关于保释问题,缔约国解释说,如果被告被指控的是可以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罪行,而且罪证确凿,就不得提供保释。

提交人的意见

5.1 2006年5月10日,提交人对缔约国的意见作了评论。他注意到,最近2006年4月16日缔约国宣布,决定将所有死刑都减为无期徒刑的情况。但是,他还在等待死刑的执行,并没有从总统办公室得到任何文件说明他的死刑已被减刑。此外,他指出,总统的决定是不能由总统本人或接替总统的后任总统推翻的。无论如何,他辩称,仍然会存在违反依法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情况,因为根据国内法,终身监禁比“永久紧闭”的徒刑更重。[49]
5.2 提交人重申,菲律宾曾废除死刑,后又重新实行。他并指出,他并没有被宣判对“最严重罪行”有罪,因为最高法院没有认为提交人从事、涉及,甚至预想到将Marijoy Chiong推下深谷的罪行。他提出,根据最高法院所接受的事实,只能判处他绑架、非法拘押和强奸罪行,而根据第六条第2款,这些并不是“最严重的罪行”。
5.3 提交人重申,强制性判处死刑构成了对《公约》第六条的违反。他并辩称,这违反了第七条中禁止残忍和异常惩处的原则。
5.4 缔约国称,提交人怀有与共犯相同的绑架和拘押Chiong氏姐妹的意图,因此犯有共谋罪,对此提交人指出,对于共谋不存在直接的证据,而审判法院和最高法院都并不判定他了解罪行的内容。他重申,在对他的审判中存在严重的程序性违规行为。对于他放弃作证的说法,他强调指出,他从未同意这样做,而审判法官拒绝让他提出证词。关于拒绝审问更多辩护方证人的情况,他回顾说,法院允许至少22名起诉方证人作证,证实起诉方主要证人的证词,而提交人传讯那些本来可以对他说明事情经过的证人却受到不公正限制。
5.5 关于缔约国表示最高法院有权加重审判法院宣布的刑罚,甚至扭转其决定,提交人辩称,这是错误的,因为向最高法院提出的上诉主要是为了保护被告。根据国内法,起诉方无权对审判法院宣布无罪或对宣布的刑罚提出上诉。因此,他坚称,违反了许多国家都遵守的依法上诉不加刑原则。
5.6 关于缔约国声称拖延是提交人造成的说法,他辩称,拖延是由于司法部门玩忽职守造成的,其中包括主审法官长时间不必要的年假。关于上诉程序的拖延一部分原因是每一被告分别提出上诉这说法,他回顾,所有的上诉都是被合并在一起审理的。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来文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中所载的任何要求以前,根据议事规则第九十三条,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决定根据《公约任择议定书》,来文是否可予受理。
6.2 委员会为了《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2款(甲)项的目的,确定同一事务未在其他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理之中。
6.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对来文的可受理性问题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委员会根据得到的材料得出结论,对来文的可受理性不存在障碍,宣布来文可以受理。

审议案情

7.1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1款规定,依据各当事方提供的所有书面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7.2 委员会从审判法院和最高法院双方的裁决注意到,提交人是根据经修正的《刑事法》第267条被宣判对绑架和严重非法拘押,加上谋杀和强奸负有罪责的,该条规定“如果受害者由于拘押或强奸而被杀或死去[……],应当判处最严重刑罚”。据此,便执行经修正的《刑事法》第267条,自动宣判了死刑。委员会回顾其判例指出,自动或强制判处死刑,构成了任意剥夺生命的行为,违反了《公约》第六条第1款的规定,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判处死刑时,不存在任何考虑到被告个人情况或具体罪行情况的可能性。[50] 据此,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六条第1款规定的权利受到侵犯。同时,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通过了第9346号共和国法令,禁止在菲律宾实行死刑。
7.3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指出,第7659号共和国法令对“罪大恶极的罪行”恢复实行死刑构成了对《公约》第六条的违反。鉴于缔约国罪行取消了死刑,委员会认为,这一申诉不再具有现实意义,委员会不必审议有关案情。
7.4 关于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的指控,提交人指出了一些他声称表明他没有得益于这种假设的情况。委员会认识到,一些缔约国要求,有关不在犯罪现场的辩护必须由被告提出,而且在这一辩护得到认可之前必须满足某些举证标准。但是,审讯法官没有表现允许被告证明其辩护的足够灵活性,尤其是法官排除了一些证人提供有关被告不在犯罪现场的作证。刑事法院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不存在合理的疑点情况下才能宣判被告有罪,而消除这些疑点的责任在于起诉方。在本案中,审判法官向起诉方提出了一些引导性问题,这使人往往有理由得出结论,提交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未被假设无罪。此外,委员会认为,对于被指控犯有同一罪行的共犯所提供的控告某人有罪的证据,应当谨慎对待,尤其是如果共犯被发现隐瞒其过去被判有罪的事实、准许豁免起诉、而最终承认强奸了其中一名受害者。在本案中,委员会认为,尽管提交人提到了上述所有问题,但审判法院和最高法院都没有适当地处理这些问题。有关高级官员指称提交人有罪的公开声明(所有声明都得到媒体的广泛报道),委员会回顾有关第十四条的第13号一般性意见指出:“因此,所有公共当局不应对审判结果作出任何预料”。在本案中,委员会认为,有关当局未能行使第十四条第2款要求的克制,尤其是考虑到他的审判法官多次在审讯过程中暗示提交人应当判处死刑。有鉴于上述情况,委员会得出结论,对提交人的审判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2款,没有尊重无罪推定原则。[51]
7.5 委员会注意到,得到的资料表明提交人指定的律师要求法院允许他暂停诉讼程序,因为他还没有为客户的辩护作准备,原因是他于1998年9月20日被指定该职,而审判于1998年9月3日便恢复了。同样,提交人的指定律师并要求法院允许暂停程序,因为他未能为客户的辩护作准备,原因是他于1998年9月24日第一次出庭,而审判于1998年9月30日恢复。法官拒绝这些请求据称是因为审判必须在60天内结束。委员会认为,在死刑案例中,当被告律师请求中止程序,因为他没有足够时间熟悉案情,法院必须保证被告有机会为辩护作准备。在本案中,提交人的指定和自选律师都应当准许暂停程序。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认为存在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第3款(乙)和(丁)款的情况。[52]
7.6 关于提交人在审判法院的作证情况,委员会重申,死刑案件必须享有合法的代表权,这是不言自明的。在本案中,被告以前的律师被宣判犯有藐视法院罪而被监禁之后向提交人指定了律师,这一点不存在争论。从委员会得到的材料看,显然提交人不希望法院指定的律师代表自己,并请求暂停程序以便聘请新的律师,而且他有能力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这是涉及死刑的案例,审判法院应当接受提交人希望有不同律师的要求,即使这需要使诉讼程序暂停。由于提交人被拒绝得到自己选定律师的有效代表,而且这一问题已提交最高法院,后者未能纠正这一情况,第十四条第3款(丁)向的要求就未被满足。[53]
7.7 关于提交人声称,涉案各方没有平等,因为他对起诉方证人反诘问的权利受到限制,委员会注意到,对起诉方主要证人的反诘问被审讯法官多次打断,并过早结束,以避免对证人的可能伤害(见上文2.5段)。委员会并注意到,审讯法官拒绝听取其他被告方证人的作证。法院拒绝的理由是,证词“与案情无关而且不重要”,同时时间有限。委员会重申,审理具体案件案情和证据的职权在于本国的法院。但是,考虑到本案所涉指控的严重性,委员会认为,审判法院拒绝仅仅表示证词“与案情无关和不重要”,又因为时间有限而拒绝听取其余被告证人的作证,但同时起诉方证人的人数却没有被同样限制,这就不符合第十四条的规定。在上述情况下,委员会的结论是,存在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第3款(戊)项的情况。
7.8 关于提交人指称他根据第十四条,尤其是第1和第5款规定的权利受到侵犯,因为最高法院没有听取证人证词,而是依赖一审法院对提供的证词所作的诠释,委员会回顾其判例认为,“实际重审”或“重新审理”,对于第十四条第5款的目的是不必要的。[54] 但是,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尽管提交人对一审法院宣判他对绑架和严重非法拘押Jacqueline Chiong的事件有罪而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但最高法院还认为他对绑架和严重非法拘押、加上谋杀和强奸Marijoy Chiong的事件有罪,这是他在一审法院中被宣判无罪的罪行,而且起诉方也没有要求改变原来的判处。最高法院认为没有必要听取各方口头作证,但却向提交人宣判死刑。委员会认为,作为本案的最高法院,根据国家法律,必须根据事实和法律审理案件,尤其是对提交人是否有罪的问题作充分的评价,最高法院应当按照本国法律,行使权力展开审判,从而保证诉讼程序符合第十四条第1款有关公证审讯的规定。[55] 委员会并注意到,最高法院在一审法院宣布提交人对强奸和谋杀无罪之后判定提交人有罪。据此,提交人就不能根据第十四条第5款的规定,依法将死刑提交上级法院审查。[56] 委员会得出结论,委员会所了解的事实表明存在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第1和第5款的情况。
7.9 关于提交人声称他根据第十四条第1款规定的权利受到侵犯,因为审判法院和最高法院不是独立和公正的法庭,委员会注意到,审判法官和两名最高法院的法官在1997年曾经参与了对提交人初次起诉的审理。在本案中,这些法官参与初步程序是指在审判和上诉程序之前就已经对该案形成了见解。对这方面的了解肯定会涉及到对提交人的指控以及对这些指控的评价。因此,这些法官参与这些审讯和上诉程序不符合第十四条第1款的要求。
7.10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对有关提交人的审判程序被拖延所提出的解释。但是,委员会认为,拖延是由于有关当局造成的,无法将任何重要的拖延归咎于提交人。无论如何,提交人上诉的事实不应当对他产生不利影响。第十四条第3款(丁)项要求所有被告都有权在不受到不适当拖延情况下接受审判,而这一要求同样适用于要求对判决和刑罚审查的权利,这是得到第十四条第5款保障的。委员会认为,从提交人于1997年9月被捕到最高法院2005年7月驳回提交人关于重新审理的动议共拖延了七年零十个月的时间,不符合第十四条第3款(丙)项的要求。[57]
7.11 关于违反第七条的指控,委员会认为,不公证审判导致的死刑不公正地造成此人对处决的恐惧。在死刑确实可能执行的情况下,这种恐惧肯定导致严重的焦虑。这种焦虑与导致刑罚的程序不公正是不可分隔的。的确,正如委员会以前指出的那样,[58] 宣判无法根据第六条挽救的死刑自动构成对第七条的违反。据此,委员会得出结论,在程序结束之后宣判死刑不符合《公约》第十四条的规定,构成了对第七条的违反。[59]
7.12 鉴于上文第7.11段的结论,鉴于提交人的死刑在程序结束之后已被肯定一事不符合第十四条的要求,委员会不必审议,他根据第六条规定的权利是否也因为对他判处的死刑而受到侵犯(见上文第3.12段)。委员会认为也没有必要审议提交人根据第九条提出的申诉(见上文第3.14段)。
8.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4款的规定行事,认为现有事实显示存在缔约国违反《公约》第六条第1款、第七条和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乙),(丙),(丁),(戊)项、第5款的情况。
9.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3款,缔约国有义务向提交人提供有效的补救办法,包括适当的赔偿。缔约国也有义务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违约情况。
10. 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其境内所有受其管辖的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如违约行为经确定成立即予以有效且可强制执行的补救,鉴此,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90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此外,还请缔约国公布委员会的《意见》。
[提出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附 件

委员会委员安藤仁介先生的个人意见

1. 谨此提及我在Carpo等人诉菲律宾一案中的个人意见(第1077/2002号案)。
2. 我认为委员会在脚注59中对该案援引欧洲人权委员会的裁决并不适当。

安藤仁介 [签字]

[提出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委员会委员露丝·韦奇伍德女士的个人意见

有一句极端重要的律师格言:“死亡非同小可”。在对被告可能宣判死刑的刑事罪犯中,每一审讯法院和上诉法院都有特别严格责任保证审判程序的公正。在本案中,菲律宾特别严重罪行法院展开的审判以及菲律宾最高法院的审查导致了在未对被告方提供合情合理的余地情况下作出了一些决定。
但是,人权事务委员会在确定缔约国违反《公约》的同时,提出了一些笼统的结论,结论并没有因其对审判记录的诠释而得到充分的支持。如果我们被指定为该案的审判法官,我们可能会对案件的处理问题作不同的决定。但是我们并不能仅仅以这一根据来确定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至少,我们有义务表明在某一特定审判中,以及该案案情的发展中有哪些情况违反了《公约》的规则。
例如,委员会在第7.4段中,在缔约国针对被告“绑架和严重非法拘押、加之谋杀和强奸”案的审理中接纳共犯的证词以及使用引导性问题这种作法表示关注。请参看第7.2段。委员会说,这两项问题“未能适当地……处理”,并表示,这导致了违反无罪推定的原则,从而违反了第十四条第2款。但是许多审讯体系都允许引导性问题,而法官经常可以向证人提问。菲律宾的司法制度将调查事实的责任委托给法官,同时并不安排陪审团,因此,并不存在法院的干预可能影响陪审团观点的问题。而如果问题在于证据是否充分之上,那么有责任注意到,缔约国曾作出未无人否认的声明,即其他25名起诉方证人在审讯中作了证,并提出了物证,而且证人中包括“无利益冲突”的人士。
委员会并在第7.5段中得出结论,被告根据第十四条第3款(乙)和(丁)项规定的权利受到侵犯,因为在审判过程中多次请求暂停都受到审判法官的拒绝。但是被告是与六名同案被告一起受审的,同意向一名被告作拖延也会影响到其他被告的及时接受审判权。被告最初的律师本来可以将有关对主要共犯的反诘问范围问题的申诉保留到上诉阶段,而不必拒绝参与进一步的审判。审判法院允许被告一个星期的时间聘请新的律师或者重新聘请原来的律师,此后便制定了公设辩护人在对起诉方证人进行反诘问。提交人并没有表示、委员会也没有发现反诘问的方式有任何不当之处。当被告在三星期后聘请了新的私人律师之时,该名律师要求有20至30天的时间来审查该案。但是允许对口头审判作如此长时间中断的审讯法官极少,而提交人并没有说明为什么需要如此长的时间来准备,也没有说明新的律师未能在辩护中采用的任何渠道。法官对于律师决定是否在起诉方证人作证前进行反诘问规定了最后时限,但这是在律师聘请经过了整整18天之后的事情。对于如此长的一段时间还不足以作准备并没有解释,例如,没有任何书面的誊录或其他具体的障碍。
另一个例子是,委员会在第7.9段中称,提交人根据第十四条第1款规定而受到“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审判”的权利受到侵犯,因为“审判法官和两名最高法院的法官在1997年曾经参与了对提交人初次起诉的审理”。但是许多法律体系中规定对刑事案件进行初步诉讼程序,其中被告可以就被捕、可能的起因以及接受审判的起诉的问题提出申辩。法官存有偏见的理念一般是指一些外部事务可能导致他对某一方有偏颇。这种理念并不指法官在以前的程序中曾经审查过该案。实际上,有些司法体制特意将相关的刑事案指派给同样的法官,以便利用法官对案件所涉问题的熟悉。认为由于法官曾经对保释或还押问题、或者对起诉是否充分的问题曾经作过评价,此后就应当排除他参与该案的审理,这确实很极端。在这特定的案件中,并没有说明,过去在司法审查中曾作过早期裁定,为什么就一定会构成偏见。
委员会在其根据第十四条第1款提出的论点中也没有试图说明偏离我们既定判例的理由。委员会在第7.9段脚注21中的意见援引了委员会早先对第240/1987号来文Collins诉牙买加一案所作的决定,见1991年11月1日通过的意见,尤其是四名成员的赞同意见。但是完全可以回顾,在Collins案中,委员会的多数成员持有的意见与委员会今天所通过的意见迥异。在Collins案中,地方法官接受并准许了更改刑事案件初步审判的地点,据称并说了“这只是一句题外的话――如果由他来审判提交人,他会判以死刑。”见Collins诉牙买加第2.3段。在对该案的最初审判中出现无法裁决的陪审团情况后,案情被安排重审。在初次审判中讲过有偏见的话的那位法官出人意料地被指派第二次审理案情的事由曲直。
对于这些严重错误的事实,委员会甚至仍然表示,“委员会对材料进行认真审议后无法得出结论认为法官G.(地方法官)在波特兰地方法院候审拘押程序中所说的话对(被告)在……复审中的执法不公”,同时并请注意,被告律师的结论是,“最好让审判继续进行。”见Collins诉牙买加,同上第8.3段。委员会四名委员的分别意见也注意到了“据说G.法官所说的话”,但是这些委员指出,“不同司法部门职能间是否有任何矛盾应当由缔约国作出决定并予执行。”
委员会援引的第二个案例是Karttunen诉芬兰案,第387/1989号来文,1992年10月23日所作的决定,但是该案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支持。在这一刑事案件中,有两名巡回非专业法官参与了共六名法官的审理,尽管这些法官由于其同该案中的团体申诉人中两人具有亲属关系。缔约国公开表明了在该案中选择这两名法官是不适当的,因为他们具有可能的私人利益。在这一情况下,委员会却在Karttunen诉芬兰案第7.2段中指出,“法庭‘公正’意味着法官不可对摆在其面前的问题存有事先概念,他们不得为促进当事者的某一方之利益行事。”委员会并在Karttunen案中指出,法官应当根据芬兰法律本身宣布没有资格,同时得出结论,国家关于宣布法官没有资格的法律应当由法院义不容辞地自动执行。见Karttunen诉芬兰案第7.2段。但是委员会并没有对Collins诉牙买加案的多数意见表示质疑。而在本案中,委员会现在为何却否认了自身的判例,原因不明。[60]
最后,委员会在这一时机宣布了一项创新的理论,即在宣判死刑的审判中任何违反第十四条的程序上违规行为都构成了使刑罚本身违反第七条的行为。对此提出的理由依据是,在程序上不健全的审讯中被错误宣判有罪的人所遭受的焦虑大于在程序上健全的死刑审判中被告所遭受的焦虑。当然,无疑死刑的威胁对于任何被告都会造成焦虑。但是《公约》并没有废除死刑。在《公约》本身,反对“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处”的第七条所作的承诺十分深刻,不应当被用作指责未选择废除死刑的缔约国的多余的方式。
委员会关于“宣判无法根据第六条挽救的死刑自动构成对第七条的违反”的神秘莫测的声明并没有因为援引了Errol Johnson诉牙买加案,(第588/1994号来文,1996年3月22日通过)而得到支持。Errol Johnson诉牙买加案注重的焦点是,长期关押在死刑囚房中本身是否构成一种不人道待遇,并得出结论,不存在确定的年限来衡量这种说法。
相反,委员会突兀的论点似乎承接自欧洲人权法院对Ocalan诉土耳其案的意见(第43221/99号申诉,2005年5月12日,第167-175段)。但是斯特拉斯堡的法院认为,欧洲共同体内部对废除死刑已形成广泛共识,这种情况本身就是诠释法律时采用目的论方式的理由。见Ocalan诉土耳其案第162-164段。相比之下,于1991年7月11日生效的《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目前仅有57个缔约国和另外7个签署国。这是在加入《公约》的156个缔约国和6个签署国中,这只是少数国家。委员会委员关于死刑的主观意见并不能排除条约的内容,也不能无视主权国家的同意。无论如何,正如本案的记录表明,菲律宾现在已经废除死刑。[61]

露丝·韦奇伍德女士 [签名]

[提出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 参加审查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阿卜杜勒法塔赫·奥马尔先生、安藤仁介先生、普拉富拉钱拉·纳特瓦尔拉尔·巴格瓦蒂先生、阿尔弗雷多·卡斯蒂列罗·奥约斯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莫里斯·格莱莱-阿汉汉左先生、爱德温·约翰逊先生、瓦尔特·卡林先生、艾哈迈德·陶菲克·哈利勒先生、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伊丽莎白·帕尔姆女士、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伊万·希勒先生的、伊波利托·索拉里·伊里戈延先生、露丝·韦奇伍德女士、罗曼·维鲁谢夫斯基先生。
委员会委员安藤仁介先生和露丝·韦奇伍德女士联合署名的个人意见附于本文件之后。

[1] 第110/2002号来文,Rolando诉菲律宾,2004年11月3日通过的意见,马丁·舍伊宁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和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的个人意见;第869/1999号来文,Piandong等人诉菲律宾,2000年10月19日通过的意见第7.4段。并见巴尔829/1998号来文,法官诉加拿大,2003年8月5日通过的意见第10.4段;第470/1991号来文,Kindler诉加拿大,1993年7月30日通过的意见,福斯托·波卡尔先生、弗朗西斯科·何塞·阿吉拉尔·乌尔维纳先生的个人意见,第539/1993号来文,Cox诉加拿大,1994年10月31日通过的意见,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Fausto Pocar先生和Francisco Jose Aguilar Urbina先生的个人意见。
[2] 菲律宾人民诉Echegaray, 第117472号案,1997年2月7日。
[3] 第806/1998号来文,Thompson诉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2000年10月18日通过的意见第8.2段;第845/1998号来文,Kennedy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2002年3月26日通过的意见第7.3段;第1077/2002号来文,Carpo等人诉菲律宾,2003年3月28日通过的意见第8.3段;第1167/2003号来文,Rayos诉菲律宾,2004年7月27日通过的意见第7.2段;和第1110/2002号来文,Rolando诉菲律宾,2004年11月3日通过的意见第5.2段。并参看《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菲律宾的结论性意见》,CCPR/CO/79/PHL, 2003年12月1日第10段。
[4] 1984年4月13日第13/21号一般性意见第7段。
[5] 第971/2001号来文,Arutyniantz诉乌兹别克斯坦,2005年3月30日通过的意见第6.4段。
[6] 第263/1987号来文,Gonzales del Rio诉秘鲁,1992年10月28日通过的意见第5.2段。
[7] 第5/1977号来文,Ambrosini等人诉乌拉圭,1979年8月15日通过的意见第10段;第8/1977号来文,Weismann和Perdomo诉乌拉圭,1990年4月3日通过的意见第16段。
[8] 第815/1998号来文,Dugin诉俄罗斯联邦,2004年7月5日通过的意见第9.3段。
[9] 第139/1983号来文,Conteris诉乌拉圭,1985年7月17日通过的意见第10段;第32/1998号来文,Touron诉乌拉圭,1981年3月31日通过的意见第12段。
[10] 1984年4月13日第13/21号一般性意见第11段。
[11] 同上第12段。
[12] 第480/1991号来文,Fuenzalida诉厄瓜多尔,1996年7月12日通过的意见第9.5段;第1117/2002号来文,Khomidov诉塔吉克斯坦,2004年7月29日通过的意见第6.5段;第353/1988号来文,Grant诉牙买加,1994年3月31日通过的意见第8.5段。
[13] 第464/1991号和第482/1991号来文,Peart和Peart诉牙买加,1985年7月19日通过的意见第11.5段。
[14] 第330/1988号来文,Berry宿牙买加,1994年4月7日通过的意见第11.4段;第1167/2003号来文,Rayos诉菲律宾,2004年7月27日通过的意见第7.3段。
[15] 第49/1979号来文,Marais诉马达加斯加,1983年3月24日通过的意见第19段;第283/1988号来文,Little诉牙买加,1991年11月1日通过的意见第8.3段。
[16] 第253/1987号来文,Kelly诉牙买加,1991年4月8日通过的意见第5.10段。
[17] 第1189/2003号来文,Fernando诉斯里兰卡,2005年3月31日通过的意见第5.10段。
[18] 第232/1987号来文,Pinto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90年7月20日通过的意见第12.5段;第223/1987号来文,Robinson诉牙买加,1989年3月30日通过的意见第10.3段。
[19] 第52/1979号来文,Sadias de Lopez诉乌拉圭,1981年7月29日通过的意见第13段;第74/1980号来文,Estrella诉乌拉圭,1983年3月29日通过的意见第10段;第232/1987号来文,Pinto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90年7月20日通过的意见第12.5段;第677/1996号来文,Teesdale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2002年4月1日通过的意见第9.6段。
[20] 第796/1998号来文,Reece诉牙买加,2003年7月14日通过的意见第7.2段,第775/1997号来文,Brown诉牙买加,1999年3月23日通过的意见第6.6段。
[21] 第240/1987号来文,Collins诉牙买加,1991年11月1日通过的意见,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库特·赫恩德尔先生、弗朗西斯科·何塞·阿吉拉尔·乌尔维纳先生和Bertil Wennergren先生的个人意见;第387/1989号来文,Karttunen诉芬兰,1992年10月23日通过的意见第7.2段。
[22] 第387/1989号来文,Karttunen诉芬兰,1992年10月23日通过的意见第7.3段。
[23] 第1015/2001号来文,Pertere诉奥地利,2004年8月20日通过的意见第10.2段,第387/1989号来文,Karttunen诉芬兰,1992年10月23日通过的意见第7.2段。
[24] 第207/1986号来文,Morael诉法国,1989年7月28日通过的意见第9.3段。
[25] 1984年4月13日第13/21号一般性意见第19段。
[26] 第848/1999来文,Orejuela诉哥伦比亚,2002年7月23日通过的意见第7.3段。
[27] 第387/1989号来文,Karttunen诉芬兰,1992年10月23日通过的意见第7.3段。
[28] 1984年4月13日第13/21号一般性意见第17段。
[29] 第232/1987号来文,Pinto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90年7月20日通过的意见第12.5段。
[30] 第387/1989号来文,Karttunen诉芬兰,1992年10月23日通过的意见,Bertil Wennergren先生的个人意见。
[31] 第973/2001号来文,Khalilov诉塔吉克斯坦,2005年3月30日通过的意见第7.5段;第1073/2002号来文,Terron诉西班牙,2004年11月5日通过的意见第7.4段。
[32] 第64/1997号来文,Salgar de montejo诉哥伦比亚,1982年3月24日通过的意见第9.1和第11段。
[33] 1984年4月13日第13/21号一般性意见第10段;第43/1979号来文,Caldas诉乌拉圭,1983年7月21日通过的意见第12.1段和第14段;第864/1999好莱坞文,Agudo诉西班牙,2002年10月31日通过的意见第9.1段;第203/1986号来文,Hermoza诉秘鲁,1988年11月4日通过的意见第11.3段。
[34] 第677/1996号来文,Teesdale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2002年4月1日通过的意见第9.3段,第56/1979号来文,de Casariego诉乌拉圭,1981年7月29日通过的意见第11段。
[35] 第938/2000号来文,Siewpersaud等人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2004年7月29日通过的意见第6.2段;第683/1996号来文,Wanza诉特里奇达和多巴哥,2002年3月26日通过的意见第9.4段;第580/1994号来文,Ashby诉特里达和多巴哥,2002年3月21日通过的意见第10.5段;第677/1996号来文,Teesdale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2002年4月1日通过的意见第9.4段;第210/1986号来文和第225/1987号来文,Pratt和Morgan诉牙买加,1989年4月6日通过的意见第13.4段;第27/1977号来文,Pinkney诉加拿大,1981年10月29日通过的意见第22段。
[36] 第203/1986号来文,Hermoza诉秘鲁,1988年11月4日通过的意见第11.3段,第43/1979号来文,Caldas诉乌拉圭,1983年7月21日通过的意见第12.1段。
[37] 第250/1987号来文,Reid诉牙买加,1990年7月20日通过的意见第11.5段;第16/1977号来文,Mbenge诉扎伊尔,1983年3月25日通过的意见第17段,第349/1989号来文,Wright诉牙买加,1992年7月27日通过的意见第8.7段。
[38] 第470/1991号来文,Kindler诉加拿大,1993年7月30日通过的意见第15.2段和第15.3段、第270-271/1988号来文,Barrett和Sutcliffe诉牙买加,1992年3月30日通过的意见第8.4段。
[39] 第210/1986号来文和第225/1987号来文,Pratt和Morgan诉牙买加,1989年4月6日通过的意见第13.6段;第599/1994号来文,Spence诉牙买加,1996年7月18日通过的意见第7.1段;第720/1996号来文,Morgan和Williams诉牙买加,1998年11月3日通过的意见第6.3段。
[40] 第1110/2002号来文,Rolando诉菲律宾,2004年11月3日通过的意见,马丁·舍伊宁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和拉杰苏默·拉赫先生的个人意见。
[41] 第1167/2003号来文,Rayos诉菲律宾,2004年7月27日通过的意见第7.1段,第1110/2002号来文,Rolando诉菲律宾,2004年11月3日通过的意见第5.4段。
[42] 第210/1986号来文和第225/1987号来文,Pratt和Morgan诉牙买加,1989年4月6日通过的意见第13.4段。
[43] 第1073/2002号来文,Terron诉西班牙,2004年11月5日通过的意见第6.5段;第1101/2002号来文,Cabriada诉西班牙,2004年11月1日通过的意见第6.5段。
[44] 菲律宾人民诉Echegaray,第117472号案,1997年2月7日。
[45] 第806/1998号来文,Thompson诉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2000年10月18日通过的意见第8.2段;第845/1998号来文,Kennedy诉特里尼达和多巴哥,2002年3月26日通过的意见第7.3段。
[46] 第1077/2002号来文,2003年3月28日通过的意见,安藤仁介先生和露丝·韦奇伍德女士的个人意见。
[47] 第1189/2003号来文,Fernando诉斯里兰卡,2005年3月31日通过的意见第9.2段。
[48] 第1110/2002号来文,Rolando诉菲律宾,2004年11月3日通过的意见第4.5段。
[49] “永久禁闭”系指为其20至40年的监禁,在30年後有可能获假释,而终身监禁系指无假释的终身监禁。
[50] 第806/1998号来文,Thompson诉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2000年10月18日通过的意见;第845/1998号来文,Kennedy诉特里尼达和多巴哥,2002年3月26日通过的意见;第1077/2002号来文,Carpo诉菲律宾,2003年3月28日通过的意见。
[51] 第971/2001号来文,Arutyuniantz诉乌兹别克斯坦,2005年3月30日通过的意见第6.4段。
[52] 第594/1992号来文,Philip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98年10月20日通过的意见第7.2段;第913/2000号来文,Chan诉圭亚那,2005年10月31日通过的意见第6.3段。
[53] 第232/1987号来文,Pinto诉特里尼达和多巴哥,1990年7月20日通过的意见第12.5段。
[54] 第536/93号来文,Perera诉澳大利亚,1995年3月28日通过的意见第6.4段;第534/1993号来文,H.T.B.诉加拿大,1993年10月19日通过的意见第4.3段;第1110/2002号来文,Rolando诉菲律宾,2004年11月3日通过的意见第4.5段。
[55] 第387/1989号来文,Karttunen诉芬兰,1992年10月23日通过的意见第7.3段。另见欧洲人权法院,Ekbatani诉瑞典,第10563/83号申诉,1988年5月26日,第32段。
[56] 第973/2001号来文,Khalilov诉塔吉克斯坦,2005年3月30日通过的意见第7.5段。
[57] 第390/1990号来文,Lubuto诉赞比亚,1995年10月31日通过的意见第7.3段。
[58] 第588/1994号来文,Errol Johnson诉牙买加,1996年3月22日通过的意见第8.2和8.3段。
[59] 欧洲人权法院,Ocalan诉土耳其,第43221/99号申诉,2005年5月12日,第167-175段。
[60] 本案的提交人指称,菲律宾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之妻是罪案一名受害者的大姨妈。见委员会意见第3.10段。这会是令人十分不安的事实,而且根据委员会在Kattunen案中的决定,就足以认为存在违反第十四条第1款的情况。但是缔约国已经指出,该名法官并没有参与诉讼,“这一点可以在该法官姓名旁边的注释中看到。”见委员会意见第4.13段。委员会并没有试图否认这一声明,也没有试图进一步澄清该案的记录。
[61] 关于委员会在第7.2段中的意见,我将提到我在Carpo诉菲律宾案中的单独意见(第1077/2002号来文,2003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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