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374/2005号来文,Kurbogaj诉西班牙
     (第八十七届会议,2006714日通过的决定) *

提交人

Azem KurbogajGhevdet Kurbogaj (Sadije Mjekiqi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西班牙

来文日期

20041123(首次提交)

事由

缔约国对于科索沃特派团西班牙警察分队行为的管辖权问题

程序性问题

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实质性问题

对提交人及其家属的虐待

《公约》条款

第二条第3()项;第七条;第十七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五条第2()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2006714举行会议

通过了如下:

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1.  来文的提交人是Azem(第一提交人)Ghevdet (第二提交人)Kurbogaj, 均为科索沃阿尔巴尼亚裔,分别于1949422日和197554日出生。他们指称,由于西班牙违反《公约》第二条第3()项、第七条、第十七条,使他们成为受害者。他们有律师Sadije Mjekiqi代理。《公约》和《任择议定书》分别于1977727日和1985125日对西班牙生效。

事实背景

2.1  200321日大约凌晨4时左右,属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特种西班牙警察分队的警官强行冲入提交人在佩贾/佩奇(科索沃)的两栋相连的房屋,未说明任何理由便搜索了房屋。在长达四小时的搜索过程中,强迫两个家庭的成员脸向下地躺在地上,双手被反绑。

2.2  第一提交人的肩膀被拳打脚踢。尽管温度很低,而且一些窗户已被警察敲破,他还是被迫躺在冰冷的地上,身上只穿短裤和T恤衫。结果,他患了支气管炎,而且有生以来第一次患上了哮喘,后来他为此住了十天医院。

2.3  同样,在搜索第二提交人的房屋时,第二提交人的怀孕妻子V.K.被迫脸向下在地上,双手被反绑,长达三小时。此时距她分娩只有一个星期。由于这种搜索的方式和时间长度,一个年仅一岁的幼儿也患上支气管炎。另一个家庭成员N.K.在用斧头劈柴时被警察推撞,致使她手被割破,需要缝合。

2.4  警察从第二提交人的家里没收了两个家庭共计187,000欧元的存款、一支TT-1型手枪、两杆猎枪、三只手机和属于第一提交人妻子A.K.40欧元。后来向提交人归还了一杆猎枪和两只手机。对房屋内的家具、门窗造成的破坏价值约4,700欧元。第一提交人签署了搜索他屋子的纪录,但是据称是没收那些钱财地点的第二个屋子,却作没有类似的搜索纪录。

2.5  搜索之后,包括第二提交人在内的四名家庭人员被逮捕并带到了在佩奇的地区警察总部。第二提交人被告知他是恐怖分子嫌疑犯。特别指出的具体情况是,他被怀疑于20031月用手榴弹袭击了科索沃特派团在佩奇的警察派出所。他被警察监禁大约36小时之后获释。另外三人被关押约四小时。

2.6  提交人律师将这一情况通告了科索沃特派团的警察署长,但后者答复说不能受理申诉。在向佩奇地区法院的检察长提出要求收回被拿走的物件并要求赔偿的申诉之后,没有得到检察长的任何答复。科索沃的调解人写信给科索沃特派团警察署长,后来又写信给秘书长特别代表,要求根据《关于在科索沃建立调解人机构》的第2000/38号规定第4.7款所提出的义务,查看相关的档案和文件。但是,调解人没有从上述两人处得到任何答复。

2.7  提交人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供了一封地区检察长给司法部刑事处处长的信,信中通知了在搜索时造成破坏的情况。这封信指出,第一提交人要求赔偿。

 

3.1  提交人声称其根据《公约》第二条第3()项所拥有的权利受到侵犯,因为在科索沃没有得到有效补偿。由于科索沃特派团关于驻科部队和科索沃特派团及其人员的地位、特权和豁免问题的第2000/47号条例第3.3款向科索沃特派团提供了豁免地位,检察官展开调查按情理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因为该款规定,“包括地方征聘的人员在内的科索沃特派团人员对其履行官方职责时所说的言语和所作的任何行为都应得到豁免,不接受法律诉讼”。

3.2  提交人提出,由于科索沃特派团西班牙警察分队人员对其实行的管制,他们的案例属于西班牙的司法管辖之内。为此,他们援引了人权事务委员会对《Saldias de Lopez诉乌拉圭》一案提出的意见,其中认为缔约国对本国人员在外国领土内违反《公约》的行为应当负有责任 。提交人并援引了委员会第31号一般性意见(2004),指出,西班牙必须尊重和保证受其管辖的(即使不在其本国领土内)一切个人享有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而不论这种权力或者有效控制是在何种情况下获得的,例如,这种武装部队是缔约国因为参加国际维持和平行动或者强制实现和平行动而派出的一支部队。

3.3  提交人指称,即使西班牙可以向其提供补救办法,但是这种补救只是理论性的,表象的,而不是象《公约》规定的那样切实有效。出于实际程序方面的理由,要求律师离开科索沃,在西班牙法院里寻求补救办法是不切实际的。因为那样将要求他申请西班牙签证,而科索沃并没有他可以前往申请的西班牙联络处,最邻近的外国首都斯科普里也没有西班牙联络处。萨拉热窝有一个可以申请签证的西班牙联络处,但是要持科索沃特派团的护照进入波斯尼亚,就必须先持有波斯尼亚签证,而后者又必须到斯科普里申请。

3.4  提交人回顾,欧洲人权法院在许多案例中裁定,提交人应当能够直接地提出诉讼程序,而无须依靠政府官员来取得适当有效的补救办法。取得必要的签证和其他旅行证件就需要被告国先作出斟酌。因此,由于需要依赖缔约国的这种斟酌决定权威,缔约国可能在理论上宣称可以向提交人提供的补救办法在实践中是无效和不适当的。

3.5  提交人声称,西班牙警察分队、科索沃特派团警察署署长或科索沃调解人对于西班牙可能提供的补救办法都没有提供任何信息,而有关获得这类补救办法的详尽资料很难取得。《司法权力组织法》(Ley Organica de Poder Judicial)23条规定,马德里的中央刑事法院(Audiencia Nacional)至少在理论上对于西班牙公务员在国外任职期间所犯罪行为具有司法权。此外,到西班牙开展诉讼程序的费用很可能会很高,因为需要聘请律师和高等法院出庭律师,而且对于提交人的案子,还需要笔译/口译,以及旅费。

3.6  提交人指出,在科索沃保护人权方面不尽人意的状况以及对此不存在审查机制的事实曾是200516日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一份报告所涉议题,报告题为《在科索沃对人权的保护》。根据该项报告,科索沃特派团不受任何法院的司法管制,而只受到科索沃调解人不具约束性的司法管制;这就构成了在科索沃人权保护体制内的严重盲点。这项报告建议设立一个科索沃人权法院。

3.7  提交人声称他们是违反《公约》第七条行为的受害者,因为在非法搜查中他们及家属受到警察的待遇是不人道的。尤其是,第一提交人遭到殴打,全部家庭成员都被迫在寒冷的气温下躺在地上数小时,其中包括第二提交人已怀孕的妻子,这些都构成了对第七条的违反。搜索的方式不人道,一些人遭殴打,也有人的健康受到损害,最后并造成了财产的破坏。

3.8  提交人指称,根据第十七条的规定,他们的私生活、家庭、住宅不得加以任意或非法干涉,但这项权利受到侵犯。对此,他们援引了科索沃特派团第2000/47号条例第3.5款,其中规定:“科索沃特派团人员在履行安全理事会第1244(1999)号决议规定的任务中,应当尊重适用于科索沃领土的法律,以及秘书长特别代表所颁布的条例。他们不应有任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行动或活动。”此外,搜索没有按照当时适用的“南斯拉夫刑事程序法” 进行,该法规定,在开始搜索前,必须出示搜索状,同时应当提供有关被没收财产的收据。搜索和没收是在毫无任何(或任何适当)授权及保障措施情况下进行的。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

4.1  缔约国在2005930日提出的意见中对来文的可受理性提出质疑,指出提交人既非在其领土之内,也不接受该国管辖。缔约国指称,案情是作为科索沃特派团行动发生的。据此,对此负最终责任的是科索沃特派团,而后者并不是《公约》的签署方。不能以科索沃特派团的条例没有效力为由而要求《公约》缔约国负责,尤其是提交人没有向该国寻求国内补救办法。

4.2  本案与提交人援引的《Saldia de López诉乌拉圭》案并无共同之处。在援引的案例中,对案情负有责任的缔约国人员并非联合国特派团人员,而只是在缔约国所管辖的领土之外从事非法活动的人。在本案中,有鉴于所指控的行为发生的地点、被指称从事这些行为的警察部队的性质,并有鉴于相应的法律(即科索沃特派团的条例或南斯拉夫法律),西班牙不能对违反《公约》第七条和第十七条的行为负责。

4.3  缔约国拒绝了提交人关于西班牙违反第二条第3()项的指控。一方面指称西班牙没有提供有效补救办法、另一方面又指称科索沃的国内补救办法没有实效,是自相矛盾的。对于提交人认为理应用尽的科索沃补救办法(即向科索沃特派团警察署署长和当地检察长提出诉讼),由于其性质,显然不能期望西班牙在科索沃提出“有效补救办法”。此外,由于案情从未提交西班牙有关当局的关注,因而就没有向西班牙有关当局提出任何涉及指控事实的证据。

4.4  缔约国并指出,西班牙具有免费法律援助福利,缺乏资源的人可以得到该国指派的律师所提供的援助。但是,提交人根本都没有试图利用这种可能性。此外,可以以书面形式拟具并邮递有关国家承担责任的行政诉讼,而提交人甚至连这一渠道都没有尝试。

4.5  在西班牙,刑事程序是依职权开展的。如果西班牙法院有职权受理案例,只要陈述基本的事实,提出简单的申诉就足够引起调查。但是,这一可能性也没有被利用。据此,缔约国的结论是,国内补救办法没有用尽。

4.6  提交人应当利用科索沃特派团第2000/47号条例第6.1段提出的可能性,其中确定了秘书长在下列情况下有权利和义务取消工作人员的豁免权:“如果他认为豁免权将会阻碍寻求正义,豁免权可以在不影响科索沃特派团利益情况下取消”。这一补救办法十分有效,而且曾一再得到利用。此外,该项条例第七款规定:“对于因驻科部队、科索沃特派团或两者的人员所引起或可直接追溯到两者及其人员、同时并不是由于上述两个国际派遣机制的“行动必要”而造成的财产损失或破坏,以及人员的受伤、疾病或死亡,第三方求索赔偿的申诉应当由驻科部队和科索沃特派团所建立的索偿委员会按规定方式解决”。在提交人的来文中没有看到任何曾经向该委员会提出申诉的情况。也没有提到向调解人提出的申诉的后果。在这方面缔约国回顾关于在科索沃建立调解人机制的第2000/38号条例第3.1款,该款指出,“对于科索沃任何人或任何实体所提出的构成临时民政管理或任何新建立的中央或地方机构滥用职权的侵犯人权事件和行动,调解人应当有权接受并调查相关的申诉。调解人应特别重视尤其严重或有系统侵权行为的指控,以及那些基于歧视所发生的侵权行为。”缔约国的结论是,科索沃存在有效的补救手段,但是似乎都没有利用或完全利用之。

4.7  缔约国指出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使人怀疑提交人指控是否属实。例如,在强迫全家人躺下时,却允许其中一人使用斧头,似乎有点奇怪。警察是否与斧头造成创伤一事有关仍然不清楚。最后,来文看来试图将警察的行动与怀孕妇女几天后分娩两件事联系起来,但是这仍然只是一种推测。提交人来文中还有一些错误。例如,来文忽视了20037月科索沃通过了新的《刑事程序法》这一事实,因此,提交人所援引的有关警察搜索的规则已不再有效。

4.8  缔约国总结道,人权事务委员会按《任择议定书》对于科索沃特派团及其人员的行动没有管辖权,而提交人没有用尽缔约国和科索沃存在的国内补救办法。

提交人的意见

5.  提交人在2006114日的信中坚持所指称的事实完全属实。提交人说,该案曾向科索沃特派团警察署长和在佩奇的一些当局(包括国际检察官、地区检察官、地区法院、市长和国际管理长官,和科索沃政府及普里什蒂纳的协调员)报告过。提交人曾要求所有这些人采取行动,包括要求审讯对相关行为负责的人,并归还钱币和其他被拿走的物品。但是,什么行动也没有,他们在科索沃没有其他补救办法。他们否认缔约国关于对此并不负有责任的论点,并重申,西班牙对其警察的行动是有责任的。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93条,决定该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6.2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款确定,同一案情并没有得到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理。

6.3  提交人声称,驻科索沃的西班牙警察分队所犯的非法行为侵犯了其权利,缔约国对此负有责任。为此,提交人援引了委员会第31号一般性意见,根据该项意见,缔约国也必须尊重和保证其在境外采取行动的缔约国武装部队的权力范围内或者有效控制下的所有人根据《公约》规定享受各项权利,而不论这种权力或者有效控制是在何种情况下获得的,例如,这种武装部队是缔约国因为参加国际维持和平行动或者强制实现和平行动而派出的一支部队。委员会且不对本案特定情况的管辖权问题发表见解,但指出,提交人没有在任何时候向任何西班牙刑事或行政当局交涉过。委员会并不忽视提交人在西班牙提出诉讼程序可能遇到的实际困难,但同时指出,缔约国曾说明,一项书面的诉讼至少就足以引起调查。委员会回顾,对于司法补救措施的有效性仅仅表示怀疑或寻求相关补救办法可能需要大笔费用的可能性并不免除申诉人力图用尽补救办法的责任。 鉴于这一情况,委员会的结论是,提交人未能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7.  据此,委员会决定: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2()项,来文不予受理;

(b) 将本决定送达提交人和缔约国。

[决定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 参加审查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阿卜杜勒法塔赫·奥马尔先生、安藤仁介先生、普拉富拉钱德拉·纳特瓦尔拉尔·巴格瓦蒂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莫里斯·格蕾莱-阿汉汉左先生、埃德温·约翰逊先生、瓦尔特-卡林先生、艾哈迈德·陶菲克·哈利勒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伊万·希勒先生、伊波利托·索拉里·伊里戈延先生和罗曼·维鲁谢夫斯基先生。

52/1979号来文,Saldias de López诉乌拉圭,1981729日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对此援引了该法律的第207条,内容是:“() 搜索应当由法院以书面和经核证的搜索状而下令进行。() 在搜索开始之前,必须向其场所被搜索的人[……]出示搜索状。() 如果预期会有武装抵抗,或有必要即刻突然开展搜索,或搜索是在公开场所进行的,则可以在不出示搜索状情况下进行搜索[……]。”提交人并援引了同一法律的第208条,该条规定:”() 在住宅或个人被搜索时,应当由两名成年公民在场作为证人。在开始搜索之前,应当向证人说明搜索的方式,并向证人指出,如果他们认为搜索记录不准确,他们有权在签署搜索记录之前提出反对意见。[……] () 对住宅或个人的每次搜索都必须作记录,记录应当得到其场所或本人被搜索的人签名,并得到需要在场的人签名。搜索过程中,只能暂时没收涉及案件的搜索相关的物件和文件。所没收的物件文件应当存有记录,明确记载,同一资料应当记在收据上,收据应当立即交给其物件文件被没收的人。”

例如,见第397/1990号来文《P.S. 诉丹麦》,1992722日的决定,第5.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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