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110/2002号来文,Rolando诉菲律宾
      (2004113日第八十二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Pagdayawon Rolando(由自由法律协助团律师Theodore O Te先生                               代表)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菲律宾

来文日       1998722(初次提交)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2004113举行会议

         结束了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代表Pagdayawon Rolando先生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1110/2002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4通过了如下的

 

 

 

 

 

 

                                                     

参加审查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阿卜杜勒法塔赫·奥马尔先生、安藤仁介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佛朗哥·德帕斯卡先生、莫里斯·格莱莱-阿汉汉佐先生、瓦尔特·卡林先生、艾哈迈德·陶菲克·哈利勒先生、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马丁·舍伊宁先生、伊万·希勒先生、伊波利托·索拉里·伊里戈达先生、露丝·韦奇伍德女士、罗曼·维鲁谢夫斯基先生马克斯韦尔·约尔登先生。

            委员会委员马丁·舍伊宁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露丝·韦奇伍德女士和安藤仁介先生签署了两份个人意见。


 

         1.1  本来文提交人是Pagdayawon Rolando, 菲律宾国民,现被拘留在MuntinlupaNew Bilibid监狱。他声称是违反《公约》第五条第2款、第六条第1和第2款、第七条、第九条第1、第2、第3和第4款、第十条第1款以及第十四条第1、第2和第5款的行为的受害人。他由律师代表。《任择议定书》于19891122日对该缔约国生效。

         1.2  2002828日,人权事务委员会通过新来文特别报告员根据其议事规则第86条,要求缔约国在委员会审理提交人案件期间不对提交人执行死刑。

         1.3  20031020日,在获悉缔约国打算处决提交人的消息后,人权事务委员会通过新来文特别报告员,依据其议事规则第86条重申要求缔约国在委员会审理提交人案件期间不处决提交人。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19969月,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逮捕了提交人,并将之拘留在警察局内。他被告知,他之所以被拘留,是因为他的妻子指称他强奸了他的继女。此前,提交人担任警员。他要求出示逮捕令和正式控诉书影印本,但没有收到其中的任何一份。他声称,他未被告知按照1987年《菲律宾宪法》第三条第12(1)款的要求,有权保持沉默或有权聘请律师。他于1996111日获释。在整个监禁期间,他没有受到任何司法当局的审讯,也未正式被控犯有罪行。

         2.2  1997127日,根据经修订的《订正刑法典》第335条第3款他再次被捕,并被指控强奸其继女Lori Pagdayawon, 他声称,他未被告知有权保持沉默或聘用律师。他还声称,他在接受审讯时才第一次有机会聘用私人律师。在整个诉讼期间他均由该名律师代表。1997527日,Davao市审判法院认定他犯有被控罪行并判处他死刑,还判他向受害人付款5万比索。 提交人称,死刑是对强奸罪必须执行的刑罚;第8353号《共和国法令》规定,这是危害人身之罪。

         2.3  2001215日,依照自动复审程序,最高法院维持了审判法院的死刑判决,但将提交人应付的民事责任赔偿费提高到75,000比索并“另判支付5万比索,作为精神损失赔偿费。” 据提交人称,最高法院按照惯例,在复审期间未听取任何证人的证词,而仅依据下级法院对证据的鉴定意见。最高法院重申它在先前的判例法 中所确定的立场,即听信指控遭强奸的青年妇女的证词,指出“强奸罪受害人年轻易受伤害,因此她的证词可信,应予以充分信任,在事实表明她已成为性攻击受害者时更是如此。如果她事实上并未受到强奸,她就不会将此罪行公诸于世,并遭受审判和公开审理带来的羞辱。”据提交人称,法院规定,证实据称受害人的指控是否确凿的唯一有效检验办法,是受害人是否愿意接受健康检查,并经受法庭诉讼程序折磨之苦。

         2.4  提交人说明了惩戒局依据第8177号《共和国法令》为对他执行处决而公布的EP 200号文件第7(a)规定的程序。该程序规定,只应在处决之日黎明时分,才可将处决日期通知被判死刑者,并必须在通知被告后八小时内予以处决。但没有规定必须通知被判死刑者的家属。被告唯一可联系的人是牧师或律师。只能透过有网孔的屏风与他们联系。

 

         3.1  提交人声称,对他进行的首次拘留是非法的,并违反了第九条第1234款。他声称,在第一次被拘留期间未准许他聘请律师,这违反了第十四条第1款,因为这减少了他获得公平审判的机会。

         3.2  提交人声称,最高法院在本案中重申的立场,是接受强奸罪受害者的证词,将之视为确实无误。但按照第十四条第2款的规定,这种立场侵犯了他享有无罪推定并在法院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利。据称这一立场也违反了第十四条第1款中的平等条款,也侵犯了他享有公正审判的权利。据称法院未能尊重提交人享有无罪推定的权利,也未“有效地逆转有利于控方的举证责任”,这表明法官明显违反了公正审判的义务。他极力声称,由于地区审判法院在本案中采用了相同的立场,无罪推定就不再有效,因此,提交人未受到公正审判。

         3.3  提交人补充说,最高法院的惯例是在这种复审期间不听取任何证人的证词,因此只依据下级法院对证据的鉴定意见,这种作法等于是没有进行《公约》第十四条第5款所述的复审。在本案中,提交人向最高法院提出的论据之一,是错误地听信了Lori Pagdayawon的证词。他认为,为了进行妥善的复审,最高法院应对受害人进行审讯,检验其证词是否属实。

         3.4  提交人声称,通过1997年第8353号《共和国法令》,将死刑范围扩大到诸如强奸罪等罪行,这种做法违反了第六条所指的缔约国有义务将死刑仅限于“最严重的罪行”的规定。他极力声称,根据1984年通过的经社理事会1984年“关于保护面临死刑的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措施”的决议,“最严重的罪行”必须被理解为莫过于蓄意犯罪并造成致命或其他极端严重后果的罪行。 提交人提及日益明显要求废除死刑的国际共识,并提及一个事实: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规约,都没有判处死刑的规定。

         3.5  他声称,EP 200号文件规定的菲律宾现行处决程序,只允许他在被处决前最多能有8个小时的时间,没有任何规定使他能与家人最后告别,并规定只能通过有网孔的屏幕与其律师和牧师联系,因此,如果他被处决,这种程序将使他遭到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处罚,而且不尊重《公约》第七条和第十条第1款保障的个人固有的尊严。提交人声称,这种待遇是类似“死囚区现象”的心理和精神酷刑。

         3.6  提交人补充指出,恢复对RA 7659号文件规定的“十恶不赦的罪行”判处死刑,缔约国就此违反了《公约》第六条。他特别指出,如果将第六条第1、第2和第6款合并理解,就会支持一种结论:一旦一个国家废除了死刑,该国就不得恢复死刑。推广对《公约》第五条第2款的“外延解释”会允许缔约国恢复死刑,从而违背这一规定。

委员会对提出的问题和诉讼事由的审议情况

对可否受理问题的审议

         4.1  2002828日将来文随同附件转达了缔约国。尽管委员会向缔约国发出了几份催复通知,但缔约国没有按照议事规则第86/91条的规定,对委员会的要求作出回应,提交有关来文可否受理和案情的资料和意见。委员会回顾说,《任择议定书》第四条第2款表明,缔约国应本着诚意审查向它提出的控诉,并向委员会提供它拥有的一切资料。鉴于缔约国未能就向它提交的事项与委员会合作,因此必须充分重视提交人的指控,以便得到充分证实。

         4.2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按照议事规则第87条,依据《公约任择议定书》决定来文可否受理。

         4.3  委员会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2()项的要求,确认目前没有正在按照另一项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本事项。关于要求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问题,委员会指出,缔约国没有声称不存在提交人可以用尽的任何国内补救办法。

         4.4  关于因接受未成年受害人的证词而使提交人无法享有无罪推定的权利的指称,委员会注意到,在复审地区审判法院和最高法院的判决时,司法部门在评价未成年受害人的证词时考虑到她的年龄,并确实认为,强奸案的审理是十分痛苦的折磨,如果事实上并未发生强奸行为,就不大可能开始此种诉讼。但这些并非是地区审判法院和最高法院考虑的唯一因素。这两个法院在评价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时,还考虑到医疗证据和证人的证词。委员会还注意到地区审判法院判决书中的说明,其中确认“总体而言,有利于检方的证据压倒了被告享有宪法规定的无罪推定权利。检方是在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认定被告有罪的。被告的证据仅仅是否认事实的说明,未能压倒检方用以在排除合理疑问的情况下对他定罪的证据力度。委员会重申了它的判例 ,认为除非对事实和证据的评价显然武断任意或执法不公,否则最好应由缔约国的法院对之进行评价。提交人未提供任何证据,来表明法院的裁决显然武断任意或执法不公,因此委员会认为,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二条的规定,由于无法具体证实可受理的理由,本项申诉不可受理。鉴此,委员会裁定本项申诉不予受理。

         4.5  提交人声称,由于最高法院未听取证人的证词,而只信任初审时对提供的证据所作的解释,从而侵犯了他按照第十四条第5款应享有的权利。对此,委员会回顾了它的判例,指出“实际重审”或“重新审理”,对于第十四条第5款的目的是不必要的 。因此,来文这一部分不可受理,因为依据《任择议定书》第三条,这一部分不符合《公约》规定。

         4.6  委员会裁定提交人提出的申诉的其余部分可以受理,因此开始审议涉及《公约》第六条、第七条、第十条第1款、第九条和第十四条第3()项的申诉案情。

对案情的审议

         5.1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1款规定,根据各当事方提出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5.2  委员会在地区审判法院和最高法院的判决书中注意到,按经第8353号《共和国法令》第二节修订的《订正刑法典》第335条规定,提交人被判犯有法定强奸罪(见上文脚注2),该条规定,“如在犯下强奸罪时同时伴随有以下任何情况,则应判处死刑:1. 受害人未满十八(18)岁,而犯罪者为其父亲或母亲、前辈、继父或继母、监护人、三等亲以内的血亲或姻亲亲属,或受害人父亲或母亲的同居配偶……。因此,这项死刑是依据经修订的《订正刑法典》第335条自动判处的。委员会回顾其判例指出,自动或强制判处死刑,构成了任意剥夺生命的行为,违反了《公约》第六条第1款的规定,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判处死刑时,不存在任何考虑到被告个人情况或具体罪行情况的可能性。 委员会还注意到,按缔约国法律规定,强奸是一种宽泛的概念,涉及严重程度不同的罪行。因此,由于实施经修订的《订正刑法典》第335条,在提交人的案件中自动判处死刑,这就侵犯了《公约》第六条第1款规定的他的权利。

         5.3  鉴于上述违反《公约》第六条的结论,委员会不必处理涉及第六条第1、第2和第6款的其余申诉,因为所有这些申诉都涉及本案中判处死刑的问题。

         5.4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有关违反第七条和第十条第1款行为的申诉,因为他将在处决当天黎明时分才能得知其处决日期,并在其后八小时之内被处决,从而没有充分时间与家人告别并安排个人事务。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声称,执行死刑的日期“为宣布最终判决并可执行之后不早于一(1)年但不迟于十八(18)个月期间的一天,但不妨碍总统在任何时候行使其行政赦免权。” 委员会从各项法律中了解到,在用尽了一切可得到的补救办法之后,直到提交人在获悉处决日期之前,至少有一年至多有18个月的时间,可用于作出会见家人的安排。委员会还注意到第8177号《共和国法令》第16节规定,在发出处决通知后,他将约有8个小时的时间,用以最后处理任何个人事务并会见家人。委员会重申其先前的判例,指出发布处决令必然会对所涉个人造成严重痛苦,因此认为缔约国应力图尽可能减轻这种痛苦。 但根据所提供的资料,委员会无法裁定,规定在通知处决提交人后8小时之内予以处决的这一期限,是否违反第七和第十条第1款的规定,因为考虑到在用尽国内补救办法之后,直到在得到通知可安排其个人事务并会见家人之前,他本来已经至少有了一年的时间。

         5.5  关于提交人有关第九条的申诉问题,鉴于缔约国对提交人提出的事实未表异议,委员会的结论是,1996年被捕时,提交人未被告知被捕理由,也没有立即获悉对他的指控;提交人被捕时没有逮捕令,因此违反了适用的国内法;被捕后,他没有很快就受到法官审理。因此,存在着违反《公约》第九条第1、第2和第3款的情况。

         5.6  提交人声称,在他第一次被拘留期间,他无法聘用律师,而且在两次被拘留期间,他都没有获悉有权获得法律援助。这一声称未引起异议。对此委员会认定,存在着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第3()项的情况。

         6.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4款规定行事,认为现有事实显示存在菲律宾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1款、第九条第1、第2和第3款以及第十四条第3()项的情况。

         7.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3()项规定,委员会的结论是,提交人有权得到适当的补救办法,包括以其他刑罚替代死刑。缔约国有义务避免今后发生类似的违约情况。

         8.  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其境内所有受其管辖的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在违约行为已经确定成立后,即予以有效且可强制执行的补救。鉴此,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90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此外还请缔约国公布委员会的《意见》。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委员会委员马丁·舍伊宁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和
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的个人意见(部分反对)

         我们充分支持委员会裁定存在违反《公约》第六条第1款的情况,这是由于对提交人强行判处死刑是属于任意剥夺生命的行为。在这方面,本案确认并依据了委员会先前在Thompson诉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案(来文号806/1998)Kennedy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来文号845/1998)Carpo等人诉菲律宾(来文号1077/2002)中确定的案例法。

         但是,我们不同意委员会《意见》第5.3段,委员会在该段的结论是,委员会不必处理提交人涉及第六条的其他申诉。虽然委员会与会的多数委员也同意委员会先前在2003328日决定的关于Carpo案的《意见》,但我们认为,现在必须审议的问题是,一个国家在废除死刑后又恢复死刑是否符合第六条规定。在我们也参加的对Carpo案作出的决定后,已出现了两种重要的事态发展。因此我们认为,现在正是适当之时,委员会应依据这些事态发展,来评估这一问题。

         第一,委员会于200310月审议了菲律宾的第二次定期报告,从各种不同角度审议了死刑问题,并很大程度地提高了委员会对缔约国法律和惯例的了解(见缔约国报告CCPR/C./PHL/2002/2、委员会简要记录CCPR/C/SR/213821392140,以及委员会的结论意见CCPR/CO/79/PHL)

         第二,委员会已经在审理了Carpo案之后的第二届会议期间,审议了一旦废除死刑后再恢复死刑是否符合第六条的规定这一问题。这次审议是在Roger Judge诉加拿大案(来文号829/1998)中进行的。委员会于200385日作出决定,认为尽管加拿大已废除死刑,但依然将来文提交人递解出境,将他交给他面临被判死刑危险的另一个国家,从而违反了第六条。应该指出,作出该项裁定的依据,不在于加拿大是否为《第二项任择议定书》的缔约国(加拿大并非该议定书的缔约国),也不在于提交人是否将在接受国有面临违反第六条行为危险的问题。这一问题是:已废除死刑的国家,使某一个人冒有在另一国面临死刑的危险,这一情况的本身是否违反第六条规定。


 

         委员会的答复是肯定的:

10.4  在审查第六条的适用问题时,委员会指出,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要求,解释条约时应一秉诚意,依据条约用语的上下文并参照其目标和目的,以其普通意义予以解释。第六条第1款指出“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因此该条是一项总体规则:其目的是保护生命,已废除死刑的缔约国根据本条规定,有义务在任何情况下保护生命。将第六条第2款载入《公约》,显然是为了避免对第六条第1款作出可将之理解为废除任何死刑的解释。第2款开头的几个词(“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以及第6款开头的几个词(“本公约的任何缔约国不得援引本条的任何部分来推迟或阻止死刑的废除。”),都强化了本条的结构。事实上,第2款至第6款都有双重作用,即在死刑方面对生命权规定一种例外,并对这种例外的范围作出了限制。只有在存在某些因素时,才能依据这种例外宣判死刑。这些限制因素可见于第2款开头几个词,即“在未废除死刑的”缔约国才可以援引第2至第6款规定的例外情况。对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而言,它们有义务不使某一个人遭受判处死刑的真正危险。因此,如果可以合理地预料,这个人会在另一国被判死刑,而且无法确保不予以处决,就不得将此人驱离它们的管辖范围。’(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

         任何熟悉死刑问题的读者都知道,显而易见,委员会在引用的该段中所作的决定,不但表明了委员会对“间接”恢复死刑、从而使废除死刑的国家将某一个人遣送它国而使之面临死刑这一情况的立场,也表明了它对在首先废除死刑后又允许本国法律判处死刑从而直接恢复死刑这一情况的立场。

         因此,委员会在通过了对Carpo案的《意见》之后,已澄清了废除死刑后又恢复死刑一事是否违反第六条规定的这一法律问题。尚未决定的是一个实际问题,那就是菲律宾在1987年对宪法和法律的修订是否等于废除死刑。这正是委员会现在可以、我们认为也应该审议的问题。但委员会多数委员认为,在本案没有必要审议这一问题,也无须讨论其案情。

         《公约》于1987123日对菲律宾生效,菲律宾没有提出任何保留。从当天起,菲律宾就受到《公约》第六条规定的一系列义务的约束。紧接着在198722日,在人民经全民投票赞同后,新《宪法》开始生效。《宪法》第3(19)(1)项以下述语言在该国的适用法律中废除了死刑:

“不得处以行政罚款,或判处残忍、有辱人格或不人道的刑罚。除非有涉及经国会规定的十恶不赦罪行的极其充分的理由,否则不得判处死刑。已判处的死刑应减判为无期徒刑”。

         1987年至1993年,菲律宾的法律制度未包括对某人判处死刑或处决的可能性。因此,当时的情况不同于仅仅是在法典中依然保留死刑的一种暂禁,而是在实践中暂停判处死刑。19931213日,菲律宾国会颁布第7659号《共和国法令》,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其中规定可再次对若干罪行判处死刑。从上述宪法的条款可明显看出,只有通过新的立法决定,才能恢复死刑。这项决定是在1993年作出的,尽管对这项措施是否符合宪法一事有所争议,但最高法院在人民诉Echegaray(117472号总条例,199727)中维持了这项决定,因为这涉及的是国内宪法性法律,而不是是否遵守《公约》的问题。最高法院以多数票通过的这一裁定认为,核准死刑的新法律并不违宪。多数人的部分理由如下:

‘《1987年宪法》第三条第19(1)项明确授权国会可基于“涉及十恶不赦罪行的极其充分的理由”恢复死刑。国会的正式立法权力并不包括这一权力,因为这种权力需要表明有“涉及十恶不赦罪行的极其充分的理由”。以合乎宪法的方式行使恢复死刑的有限权力包括:(1) 国会界定或说明什么是十恶不赦的罪行;(2) 国会具体规定并定为可判死刑的罪行,只能是按照死刑法令的定义或说明而符合十恶不赦罪行条件的罪行,或定为可判无期徒刑至死刑的罪行,而在被判死刑的案件中,只能依据按死刑法令的定义或说明认定其为十恶不赦罪行的法院所充分证明的各种伴随情况,才能判处死刑;(3) 国会在公布这项死刑法令时,必须完全依据“涉及十恶不赦罪行的极其充分的理由。”’

         根据裁定的这一部分以及其他部分,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最高法院的评价仅限于国内宪法问题,而未涉及颁布《1987年宪法》是否等于《公约》第六条第2款所指的废除死刑这一问题,也未表明如果涉及这一问题,按照《公约》将会产生什么后果。但我们认为,适当的做法是也引用一段特别明确的少数人的意见,编写这一段意见时,也只涉及国内宪法性法律,而未涉及国际法:

“……《宪法》并非仅仅是暂停判处死刑,而事实上是从法典中完全予以废除。从《宪法》生效之日起,现已判处的任何死刑都已自动减为无期徒刑,这明确表明,虽然对被告的死罪定罪依然存在,但在我国的刑事法中已不复存在死刑,因此也不再进行处决。这是我国《宪法》制定者的明确意图。”

         在上述对一系列事件的说明中,我们避免对1987年菲律宾发生的情况是否等于《公约》第六条第2款所指的废除死刑这一问题表明立场。现在是回答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委员会在对本案的《意见》第4.1段中注意到, 菲律宾没有向委员会提交任何文件对来文作出回应。这当然令人遗憾,但并不妨碍委员会根据其拥有的材料认定各项事实。

         我们认为,废除死刑和暂禁死刑两者间的区别至关重要。1987年,菲律宾在其法律制度中废除了死刑,因此任何刑事法的条文均不包括对任何人判处死刑的可能性。鉴于《宪法》未提及死刑,因此就不能判处死刑。与此相反,《宪法》本身已表明,法律制度已经消除也就是废除了死刑。但《宪法》包括了一种国内保留意见,表明并非每一种形式的恢复死刑均属违宪,这一事实与作为国际条约的《公约》第六条的实质内容或实施无关。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就《公约》第六条第2款而言,菲律宾在1987年废除了死刑,而在1993年恢复了死刑。随后,本来文提交人被判死刑。我们认为这构成了违反《公约》第六条的行为。这种违约行为不同于委员会根据死刑的强制性质而确定的违反第六条的行为,因此是一种额外的违约行为。

         缔约国本身在较早的Carpo案中向委员会提出的论据支持了我们的结论。尽管缔约国未能在本案中与委员会合作,但现在与此相关的是,在委员会对Carpo作出裁定前,缔约国提出了以下论点:

(1)        “菲律宾已根据《1987年宪法》决定废除它[死刑],这一决定并未规定其立法机构不得再判处这种刑罚,因为《宪法》本身允许作出此种判决。”

(2)        “……死刑是否符合宪法,这是应由缔约国确定的问题。委员会无权解释缔约国的宪法,以此确定缔约国是否履行《公约》规定的各项义务。”

(3)        《公约》第六条第2款“并未涉及曾废除死刑的国家:该条仅涉及现在仍有死刑法规的国家”。

         说明(1) 就菲律宾宪法性法律事项而言是正确的,但同时也等于承认应将这一系列事件视为先废除死刑然后恢复死刑。说明(2) 就技术问题而言说是正确的,但并不影响委员会解释《公约》第六条的权限。鉴于第六条第2款开始的几个词为:‘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说明(3) 显然是不正确的。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成立后的25余年期间,已经就生命权的问题发展了特别重要的判例,也发展了这种判例在限制任何实施死刑方面的作用。尽管很显然,《公约》的起草者当时未能达成协议宣布死刑为非法,但他们在第六条的详尽条文中纳入了若干内容以限制实施这种极刑,而世界各地许多国家、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知名法学家、学术界人士以及公众都将此视为符合人道的做法。通过有力落实第六条的各项内容,委员会已设法在其判例中发展了严密监测实施死刑情况的国际机制,但并未对第六条作完全禁止死刑的解释。数量众多的判例中一些最重要的层面,涉及在导致判处死刑的诉讼程序中不仅违反第十四条也违反第六条从而侵犯公正审判权行为的结果,涉及为任意剥夺生命而规定可据以强制判处死刑的定义宽泛的罪行类别,涉及对第六条第2款所述的“最严重的罪行”概念的范围,还涉及在Judge案中通过废除死刑的国家将某一个人驱逐出境,使之在其他地方面临被判死刑的危险而间接恢复死刑,从而违反了第六条的规定。此外,关于《公约》第七条,委员会还裁定,某些形式的处决以及在死囚区长期监禁的情况,如果伴之以“进一步强制性条件”,就构成违反《公约》的行为。这种判例的全部内容,加上第六条条文所列的使某类人员免受死刑的规定,事实上已大大缩小了任何实施死刑的范围。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总有一天,委员会将找到充分的理由得出结论,认为鉴于日渐演变的公众舆论、国家惯例和各种管辖机构的案例法,任何形式的处决都将构成第七条所述的不人道刑罚。

         今后的案件将表明,这种情况是否将真正成为委员会判例进一步演变的方向。但无论如何,我们认为委员会在本案中应采用它已在Judge案中所作的解释,并审议以下这一问题:菲律宾在1987年废除死刑后又在1993年恢复死刑,这是否违反了第六条的规定。如上所述,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

马丁·舍伊宁 (签名)

克里斯蒂娜·沙内 (签名)

拉杰苏默·拉拉赫 (签名)

         [提出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委员会委员露丝·韦奇伍德女士和安藤仁介先生的个人意见

         为了与我们在200256日案件号为1077/2002Carpo诉菲律宾案中的个别意见相一致,我们无法赞同委员会《意见》第5.2段。此外,我们也不赞同舍伊宁先生 、沙内女士和拉拉赫先生在本案中的反对意见。委员会从来未表明,在本案中也没有表明,应该阻止缔约国通过对《公约》第六条第2款作废除死刑的解释而改革其刑罚条款。本案缔约国已修订了国家宪法,将死刑限用于“十恶不赦的罪行”,并据此重新制订了刑事法规。这是一种善意的努力,以此遵守《公约》规定的义务,规定“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公约第二号议定书》为愿意在所有案件中废除死刑的国家规定了一种不同的模式。如果表明认为,即使在立法改革期间临时暂禁判处死刑也会阻碍缩小判处死刑的范围,这种做法将只会妨碍改善刑罚的规定。这种解释并未得到第六条第2款的用语或准备工作材料的支持,因此将会使其拥护者想要达到的目标本身遭到挫败。

露丝·韦奇伍德 (签名)

安藤仁介 (签名)

         [提出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判决书如下:“所犯罪行为法定强奸罪。鉴于关系详情属实,可判的刑罚为最高刑罚即死刑。法院别无选择,只得依法判处死刑。按1996625日最高法院人民诉Leo Echegaray案第117472号总条例的用语,“依据本案案情,被告上诉人必须依法被判最高刑罚即死刑。”。

 最高法院指出,对提交人的判决依据是第7659号《共和国法令》第11节,该节内容包括指出,“如在犯下强奸罪时同时伴随有以下任何情况,则也可判处死刑:1.  受害人未满十八(18)岁,而且 犯罪者其为父亲或母亲、前辈、继父或继母、监护人、三亲等内血亲或姻亲亲属,或受害人父亲或母亲的同居配偶……”。法院指出,“对于作为判处死刑依据的符合未成年和上述关系的各种条件,均有所具体指控并得到了证实。”

 200055日人民诉Tao案,第133872号总条例;2000331日人民诉Amigable案,第133857号总条例;200031日人民诉Sampior案,第117691号总条例。

 19841214日第39/118号决议。

 Ramil Rayos诉菲律宾,第1167/2003号案, 2004727日的《意见》。

 Perera诉澳大利亚,第536/93, H.T.B诉加拿大,第534/1993号案。

 Thompson诉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第806/1998号案, 20001018日的《意见》;以及Kennedy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第845/1998号案, 2002326日的《意见》,Carpo诉菲律宾,第1077/2002号案, 200256日的《意见》。

 8177号《共和国法令》第一节。

 PrattMorgan诉牙买加,第210/1986225/1987号案, 198946日通过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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